反全球化—他們為什麼錯了

2016-10-19 34513

在許多議題顯得矛盾的川普,在這個議題的立場卻異常明確:來自外國人不公平的競爭,摧毀了國內的工作機會。他揚言要終止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從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中抽身,甚至要發動一場對抗中國的貿易戰。希拉蕊也反對TPP。

不滿全球化的人認為,它只造福菁英。事實上,一個較不開放的社會,對窮人的打擊最大

1843年9月,英國利物浦大報Liverpool Mercury,報導了市內正舉辦的大型自由貿易集會。利物浦皇家宮廷劇院(當年的Royal Amphitheatre)被擠得水泄不通。當時新科議員John Bright口若懸河地說著,廢除進口食品關稅的好處。而這正好呼應了當時新興媒體—經濟學人—的論述。Bright告訴觀眾,就在他四處遊說時曾解釋,「若英國貿易遭到限制,石匠、鞋匠、木工以及所有的手工業者將如何地蒙受損失」。他在利物浦的演說當場博得了滿堂彩。

令人難以想像的是,就在173年之後,一位西方的重要政治人物,竟會因為反對自由貿易而受到愛戴。這次的美國總統大選中,兩位候選人沒有一位是贏家。在許多議題顯得矛盾的川普(Donald Trump),在這個議題的立場卻異常明確:來自外國人不公平的競爭,摧毀了國內的工作機會。他揚言要終止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從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中抽身,甚至要發動一場對抗中國的貿易戰。希拉蕊(Hillary Clinton)也做了一件損及信用的事,就是反對TPP,而這還是她當初所協助談判的協議。在德國,如此一個出口量名列全球前茅的國家,本月初才發生,數以萬計的群眾走上街頭,反對一宗歐盟與美國的貿易協定。

對貿易的反對,只是指向普遍焦慮的一種症狀,來自於開放經濟的影響。英國脫歐的結果,反映了一種擔憂,就是無限制移民對公共服務、工作機會以及文化的影響。大企業之所以被罵得體無完膚,是因為利用了外國避稅天堂逃稅。這些批評確實有部分為真:對於那些因為開放,而慘遭淘汰的人們,必須再多做點什麼。但是在促進全球化和退回到過去之間,有很大的差異。認為全球化是一個詭計,受益的只有大公司和有錢人:如此的想法實在是大錯特錯。

真正挺窮人的政策

眼前就有一個例子,就是二次世界大戰數十年之後,人類生活水準大幅度提升,這歸功於遍佈的全球貿易。1950年,貨物輸出僅占全球國內生產毛額(GDP)的8%,卻在半世紀之後提升了將近20%。輸出導向之成長和外國投資,已使數億的中國人脫離貧窮,也使從愛爾蘭到南韓的各個經濟體,改頭換面。

無疑地,西方世界並不樂見新興市場如此的大改造。但是同樣在國內,來自自由貿易的整體利益是無需爭辯的。相較於只服務國內市場的公司,貿易公司更具生產力,支付的薪資也更高。美國一半的輸出,是駛往與之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即便這些國家的經濟與全球GDP相比,僅占其不到10分之1。

相反地,保護主義傷害消費者,也無法造福勞工。其實,若比較誰從貿易受益,窮人是遠高於富人的。一項針對40個國家所做的研究顯示,若終止跨境貿易(cross-border trade),金字塔頂端的消費者將失去28%的消費力;但是那些在底層10分之1的消費者,卻將失去63%的消費力。根據皮特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資料,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在2009年驟然對中國輪胎徵收反傾銷稅之後,美國消費者轉而購買非中國輪胎的成本,每年達到11億美元。如此終於「拯救」了1200個工作,但是計算下來,每個被拯救的工作,耗費的代價超過了90萬美元。

開放還帶來一些好處。就移民來說,他們提升的不止是他們自身的生活,還有地主國家的經濟:在英國,自2000年從歐洲來的移民,就是英國財政的淨貢獻者,他們在2001年至2011年之間,替英國公共財政增加了200億英鎊(340億美元)。另外,外國投資帶來競爭力、科技、管理Know-how和工作機會。這就是為什麼中國過度謹慎地鼓勵外國直接投資(FDI),很令人失望了。

你最近為我做了些什麼?

上述論點,無一可否認全球化是有缺點的。自1840年代,擁護自由貿易年代的開始,就已發現,即便大多數人從中受益,還是有人淪為輸家。然而,若是能為這些人做點什麼,其實也都已做得太少了。美國製造業在1999年至2011年,淨損失了600萬個工作,估計有5分之1,是來自於中國的競爭;這些人失業後,未能找到新工作。而在事後也發現,在面對東歐新移民,對公共服務所造成的壓力,英國政客當初顯得不夠謹慎。而雖然短期資本流動之快速和變化莫測,並未造成街頭抗爭,但是這些資本在跨境的進進出出,卻已證明危害甚大,尤其是對於債台高築的歐元區國家。

要處理這些缺失,必須再多做點什麼。美國採取的措施,就是運用少少的0.1%GDP(約占一般先進國家的6分之1)在一些政策上,包括再次訓練勞工和輔導他們再次就業。在這個脈絡裡,很可悲的是,不論是川普還是希拉蕊,無人提出政策,來幫助那些因貿易和廉價科技,而影響了生計的人們。在移民議題方面,可學習丹麥經驗,以及在移入數量方面,以地方的收益為參考值,如此便能緩解學校、醫院、居住的壓力。另外針對綁定簽約國和貿易協議,很多人視之為對民主的污辱。但是辦法還是有的,能使共享的規則提升國家主權。而若對於向跨國公司徵稅,有了統一的規則,將使各國對於其公共財政,擁有更多的掌控。再輔以對劇烈流動的資金加以控制,將恢復一國對於貨幣政策的主宰權。

以上觀點都是對兜售保護主義和本土主義的人,一些合理的回應。最糟的解答是,諸國紛紛背離全球化。本報(經濟學人)創刊時,大力支持廢除穀物法,而現在歷史重演,本報(經濟學人)支持開放,正如同當年。比起封閉的經濟,機會在開放的經濟是更多、也更多樣化。而一般而言,機會造福人群。自從1840年代開始,自由貿易人士相信,在封閉的經濟裡,獲利的是那些既得利益人士,傷害的是勞工階級。他們當年是對的。現在也是對的。

【此文為編譯文章,原文刊載於10月1日出刊之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文章標題為 Why they’re wrong。】
原文出處【圖片為2016年歐巴馬訪德,德國群眾上街抗議TTIP。圖片來源:中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