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智庫建言美慎重應對「一帶一路」和亞投行
2017-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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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美國智庫界（以戰略與國際問題中心為代表）發表一系列政策報告，提出慎重應對以「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為標誌的中國「新經濟外交」…
—試論如何對美講好「一帶一路」
近期，美國智庫界（以戰略與國際問題中心為代表）發表一系列政策報告，提出慎重應對以「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為標誌的中國「新經濟外交」，具體構想包括：：第一，美國亟需出臺更為全面的「亞太經濟戰略」，並聯手日本等在該地區的盟國，加強在亞太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的合作；第二,美日應該聯手加大在歐亞大陸上及沿海的戰略協作，以保持歐亞大陸上的力量平衡，通過保證中俄存在分歧、中亞保持開放、美日在印度洋維持主導地位，減少給美日同盟帶來的風險。美國智庫主要觀點如下。
謹慎評估「『一帶一路』」和亞投行對美國的影響
第一，中國「一帶一路」新經濟外交致力於增加中國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作用[註1]，亞投行對大量基礎設施提供信貸融資，有利於增強中國的地緣影響力等[註2]。
第二，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多年來拓展在地區的貿易和投資關係， [註3]追求制定國際經濟規則和標準、以期擁有更大的發言權，這對美國帶來影響：首先，中國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將加強中國與歐洲、中東、中亞及東南亞等地的經濟聯繫。其次，中國推動低標準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將使美國在地區的商業利益處於劣勢。再次，中國宣導建立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為「一帶一路」提供資金。這一方面擴大了人民幣在海外的使用範圍以減少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商業風險，努力構建自身在地區金融體系中的中心地位；另一方面，這種方式會削弱佈雷頓森林體系幾十年來建立的規則。美國必須與北京在地區和平和繁榮的問題上形成共同願景[註4]。
第三，中國的「新絲綢之路」對美國和日本構成影響。具體而言，西部大開發和「新絲綢之路」打造一系列海上通道和港口，形成橫跨歐亞大陸的戰略網路。[註5]這一網路由能源管道、公路和高速鐵路組成，將確保中國獲得亞洲、中東、歐洲和非洲的商品和市場，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利益捆綁在一起，為建立中國的區域勢力範圍、形成以中國為中心的生產——銷售體系乃至經濟秩序奠定基礎。進一步而言，這是對「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的替代。
建言亟需出臺更全面的「亞太經濟戰略」及幾大優先步驟
美方認為[註6]，美在亞洲實現更廣泛的政治和安全目標取決於持續的經濟交往，其盟友和夥伴也希望美出臺新的倡議、塑造地區經濟規範和規則，因此美亟需出臺更為全面的「亞太經濟戰略」、以確保在這一地區未來幾十年的利益。該戰略的要點包括：
第一，堅持美國歷屆政府關於「亞太經濟戰略」的三大目標。一是促進經濟增長和就業，二是維護和更新國際經濟秩序的規則，如推動TPP旨在對地區市場活動建立新規則，三是持久支援美國在該地區的長期存在，如推動美韓自由貿易協定有利於安撫美國在亞太的盟友、增加在該地區的繁榮和安全。第二，戰略的著力領域不僅需要覆蓋貿易和投資，還應該包括金融、發展和能源等領域。第三，戰略涵蓋對象必須包含亞洲主要經濟體，並與美國在地區的地緣政治戰略相連接。第四，戰略的核心是建立開放、公平、以法治和市場為基礎、可持續的跨太平洋經濟秩序，以推進亞太地區的繁榮和開放。
接下來，應在兩個優先領域推動「亞太經濟戰略」。
首先，美國和日本應該將雙邊經濟合作提升到更高的戰略高度，出臺「聯合經濟方略」，促進建立自由、公正、透明和基於市場經濟的經濟秩序。美日在以下領域擁有共同利益，應加強合作：一是推動亞洲地區高品質投資，建立一致標準和保障措施、並促進區域聯通；二是將互聯網治理轉化為雙邊合作的優先事項，幫助易遭網路攻擊的東亞和東南亞國家加強能力建設。
第二，美國應該重新重視亞太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性，並聯手日本共同應對。美日應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加強協調，聯手幫助亞洲國家政府提高他們專案評估、採購及稅收管理的能力，滿足區域基礎設施建設的需求，保證公平的競爭環境[註9]。
下一任美國總統應制定戰略，積極發揮在基礎設施發展中的領導作用，確保亞洲基礎設施建設向正確方向發展。具體而言，即借鑒美國的法律、金融、專業技術等幫助制定該地區基礎設施投資原則，涵蓋採購、自然災害恢復力、環境和社會保障措施、債務可持續性等，此外還需要提供更大的確定性和擴大專案池以便私人資本尋求更高的長期回報。美國基礎設施公司及相關服務提供商有機會進入這一市場，在設置標準和保障上發揮作用。[註10]
美國需要尋求確保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形成開放的市場和社會，為美國的商品和服務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美國應該與雙多邊夥伴在以下方面協作：提升在多邊、區域發展銀行和貿易協定中的美國主導融資；確保與每個可能的國家達成雙邊投資條約和貿易和投資框架協定；確保採購規定與生命週期成本相結合；完成所有的世界貿易組織貿易便利化協定要求；使用美元作為經營貨幣；使用英語作為操作語言。[註11]
現階段看來，美政府對於這一領域的支持相對有限。主要通過千年挑戰公司（Mille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海外私人投資公司（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美國國際發展署（USAID）、美國貿易和發展署、美國進出口銀行等機構對項目進行融資和支持，其有限性主要體現在：一是未能如中國等國家一樣對基礎設施建設提供協調性的、戰略性的支援；二是多年在基礎設施建設的直接融資上缺位嚴重，現狀很難快速改變；三是是否應該由政府提供基礎設施融資在政治上存在很多分歧；四是對支持何種基礎設施設置種種限制。同時，美國政府通過世界銀行、泛美開發銀行、非洲開發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多邊機構參與多邊融資，這使得其在制定戰略方向、批准專案和出臺政策等領域擁有很大的話語權。下一階段，在多邊層面應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形成戰略夥伴關係、與日本加強在亞洲開發銀行中的協作等，在美國政府層面應加強對基礎設施融資的戰略規劃、促進國會對關鍵機構進行長期授權、加強對相關機構的資金支援等[註12]。
提出美日應聯手加大在歐亞戰略協作
美方認為[註13]，美日應該加大在歐亞大陸及沿海地區的戰略協作以保持歐亞大陸力量平衡。具體而言，美日應聯手確保以下三個目標：第一，美日應與俄羅斯改善關係，確保歐亞大陸上三大力量（中國、俄羅斯及歐盟）存在分歧、防止三者中的任意兩大力量結成安全聯盟。俄羅斯和中國在中亞都有重要的利益，因此，美日應致力於改善與俄關係，重視約束中國的影響力。一方面，近期日俄就南千島群島舉行會談，日應適當妥協，並且嘗試在能源出口和基礎設施開發合作上給予俄優惠條件。另一方面，美國應該淡化關於俄羅斯在敘利亞造成風險的言辭，緩解中東局勢。同時，美日同盟不應該忽視歐洲和中國的關係，更不應該低估歐洲對中國「新絲綢之路」的支援。中國的「新絲綢之路」通過加大經濟依存拉近了同歐洲的距離。進一步而言，歐俄這兩股力量會更加不願意與中國抗衡，這使得美日同盟更加難以平衡中國。第二，美日應該聯合印度推進聯合發展戰略，確保中亞的開放性和競爭性，加強印度與中亞的互聯互通以防止壟斷，並合力拉近與伊朗的關係。具體而言，美日應通過支持伊朗港口恰赫巴哈爾助力印度與中亞的互聯互通，相關手段包括提供日本製造的高速鐵路基礎設施、利用美國和印度的經濟援助進行補貼。這不僅出於改善美日同俄羅斯關係的考慮，而且出於伊朗在絲綢之路的重要地位，恰赫巴哈爾港是美日印進入中亞的最直接途徑。第三，美日同盟應保持在海洋領域的軍事主導地位。具體而言，通過西部大開發和基礎設施項目，中國海軍力量已經進入巴基斯坦瓜達爾港、並在吉布提建造新的海軍基地。鞏固在印度洋的海上主導地位、保持印度洋的海上通道開放是美日同盟的關鍵利益。因此，美日同盟應該推進建設強大的美日印三邊關係及海上力量，並將其推進到美日印澳四邊合作關係中。
試論如何對美講好「一帶一路」？美國不僅是中國處理大國關係主要物件，也是影響中國周邊環境最重要外部因素。無論在亞太方向還是歐亞方向，美國都將對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產生突出影響。當前來看，美國智庫界部分力量對「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產生擔憂情緒。圍繞「一帶一路」和亞投行對美增信釋疑勢在必行，有必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對美政策界講好「一帶一路」：
第一，中國沒有意願、更沒有能力挑戰美國的主導地位。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美國的絕對國力仍將雄踞世界首位。中國是現存國際經濟秩序的支持者和維護者，無意挑戰甚至推翻之，也無意將美國排除在亞洲之外。「一帶一路」將成為亞歐大陸發展振興的一個有力倡議，亞投行將對地區和國際多邊金融機制形成有益補充，開放包容是「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核心精神和共建原則。
第二，「一帶一路」和亞投行是開放包容、互利共贏、非排他性質的合作倡議，不是零和博弈和對抗遊戲，更不是對已有合作倡議的排斥、擠壓和替代。圍繞亞太和歐亞地區的發展願景，中國與俄羅斯、美國、印度、歐洲等主要大國和行為體，以及聯合國、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和地區組織，可以在各自倡議下進行對接、形成良性互動的氛圍，在主動尋求利益契合點和合作面的同時不回避分歧和競爭面，但沒有必要誇大各方利益的對立和衝突。在具體項目合作上，中國與相關各方可以營造多方參與的氛圍，並充分發揮現有機制和倡議的多邊合作延展效應。
第三，亞太地區及廣大的歐亞大陸國家不僅是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合作夥伴，也是美國推進地區合作的重點物件，中美積極探索在這一地區經貿領域良性、互不排斥的合作，有著現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中美應避免排斥性競爭，努力實現開放、良性、互不排斥的互動和合作，以進一步開拓雙方利益交匯點的增量領域、實現互利共贏，這對於兩者而言都是至關重要的。
中美在亞太及歐亞地區經濟合作的開放化上擁有諸多共同利益：一是地區互聯互通程度升級不僅符合地區國家利益，也符合中美兩國利益；二是無論採取什麼制度和途徑，最終實現亞太自貿區有利於促進區域內的投資和自由化；三是包括亞投行、亞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等在內的地區多邊發展機構在專案聯合融資上存在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第四，將中美經貿關係的「壓艙石」效應擴展到第三方，有助於穩定「中美+」三方關係，避免零和博弈、實現多贏局面。近年來中美雙邊經貿關係相互依存度進一步加深的同時，兩國在政治、安全等領域的競爭態勢愈發加劇。如果兩國在亞太及歐亞地區圍繞經濟合作的零和博弈深化，則意味著雙方在廣大的歐亞大陸都將被捲入全面競爭的態勢，這顯然不符合雙方的利益。
更進一步而言，無論是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和亞投行倡議，還是美國和其他相關方宣導關於地區發展的願景，本質上都致力於全方位提升歐亞大陸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水準、縮小整體發展差距。若雙方彼此加深疑慮，則必將增強彼此競爭甚至內耗的態勢，於中國、美國及第三方都無益。
第五，中美應該推動多邊融資機構的合作，特別是亞投行和世界銀行的合作，亞投行與亞開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等機構也已開展的聯合融資合作可以提供示範效應。
這樣做的必要性在於：第一，包括亞投行、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在內的多邊融資機構，任何一方都無法單獨滿足亞洲地區日益增長的基礎設施和發展融資需求，這幾方的關係應該是合作互補而非相互排斥。亞洲開發銀行的研究顯示，2010—2020年亞洲地區基礎設施投資總需求約為8.28萬億美元[註14]，亞洲經濟體自身融資或現有多邊發展機構融資都無法滿足這一需求。第二，提高亞洲地區基礎設施及互聯互通水準符合中美共同利益。2015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美期間雙方領導層確認，「美方歡迎中方不斷增加對亞洲及域外地區發展事業和基礎設施的融資支援」[註15]。
這樣做的可能性在於：2016年以來亞投行與亞開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等機構已針對歐亞地區相關國家（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等）的基礎設施建設開展聯合融資[註16]，這些合作可以為亞投行與世界銀行進一步推進合作提供積極的示範效應。
注釋：
[1] Matthew P. Goodman & William E., Simon Chair in Political Economy of CSIS, U.S.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Asia Pacific, Statement before the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Subcommittee on Asia and the Pacific, February 26, 2015
[2] Matthew Goodman & David Parker, Eurasia』s Infrastructure Rush: What, Why, so What?, Global Economics Monthly of CSIS Jan 2016
[3] 同2
[4] Ernest Bower, Matthew Goodman and Scott Miller, Beyond TPP: Shaping an Economic Strategy in Asia, Global Forecast 2016 of CSIS
[5] Peter G. Cornett, China』s 「New Silk Road」 and US-Japan Alliance Geostrategy: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Pacific Forum CSIS Issues & Insights Vol. 16-No. 10, June 2016
[6] Ernest Bower, Matthew Goodman and Scott Miller, Beyond TPP: Shaping an Economic Strategy in Asia, Global Forecast 2016 of CSIS, 以及Matthew Goodman & David Park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From Unnatural Intimacy to Natural Allies, Global Economics Monthly of CSIS, Feb 2016
[7] Ernest Bower & Conor Cronin, Seizing the Moment: Preparing for Obama』s Trip to Manila, Southeast Asia from Scott Circle of CSIS, October 29, 2015
[8] Hiroyuki Ishige, Chairman and CEO of 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JETRO), Progress of Asia-Pacific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the Role of the U.S. and Japan, June 14th, 2016
[9] 同3
[10] Matthew Goodman & Jonathan Goodman, Asia』s Next Act: Infrastructure Reshapes the Region, Global Economics Monthly of CSIS Oct 2016
[11] Daniel F. Runde, The Role of U.S. Soft-Infrastructure in Influencing the Reconnecting of Asia, November 16, 2016, CSIS
[12] Daniel F. Runde, Conor M. Savoy & Charles F. Rice, Global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 Strategic Approach to U.S. Leadership, Project on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CSIS, March 2016
[13] 同6
[14] Asia Development Bank, Infrastructure for a Seamless Asia, September 2009
[15]《習近平主席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中方成果清單》，新華網，2015年9月26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9/26/c_1116685035.htm
[16] 根據公開信息：2016年5月，亞投行方面透露已與亞開行就共同融資項目展開討論，首批項目預計將包括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高速公路；6月，歐洲復興開發銀行透露參與亞投行首批專案融資，雙方聯合為從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別到與烏茲別克斯坦邊境的公路改善項目提供5500萬美元貸款。
（來源：《當代世界》，2016年第12期）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龔婷】 2016/12/19
http://www.ciis.org.cn/chinese/2016-12/19/content_9232042.htm
謹慎評估「『一帶一路』」和亞投行對美國的影響
第一，中國「一帶一路」新經濟外交致力於增加中國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作用[註1]，亞投行對大量基礎設施提供信貸融資，有利於增強中國的地緣影響力等[註2]。
第二，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多年來拓展在地區的貿易和投資關係， [註3]追求制定國際經濟規則和標準、以期擁有更大的發言權，這對美國帶來影響：首先，中國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將加強中國與歐洲、中東、中亞及東南亞等地的經濟聯繫。其次，中國推動低標準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將使美國在地區的商業利益處於劣勢。再次，中國宣導建立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為「一帶一路」提供資金。這一方面擴大了人民幣在海外的使用範圍以減少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商業風險，努力構建自身在地區金融體系中的中心地位；另一方面，這種方式會削弱佈雷頓森林體系幾十年來建立的規則。美國必須與北京在地區和平和繁榮的問題上形成共同願景[註4]。
第三，中國的「新絲綢之路」對美國和日本構成影響。具體而言，西部大開發和「新絲綢之路」打造一系列海上通道和港口，形成橫跨歐亞大陸的戰略網路。[註5]這一網路由能源管道、公路和高速鐵路組成，將確保中國獲得亞洲、中東、歐洲和非洲的商品和市場，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利益捆綁在一起，為建立中國的區域勢力範圍、形成以中國為中心的生產——銷售體系乃至經濟秩序奠定基礎。進一步而言，這是對「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的替代。
建言亟需出臺更全面的「亞太經濟戰略」及幾大優先步驟
美方認為[註6]，美在亞洲實現更廣泛的政治和安全目標取決於持續的經濟交往，其盟友和夥伴也希望美出臺新的倡議、塑造地區經濟規範和規則，因此美亟需出臺更為全面的「亞太經濟戰略」、以確保在這一地區未來幾十年的利益。該戰略的要點包括：
第一，堅持美國歷屆政府關於「亞太經濟戰略」的三大目標。一是促進經濟增長和就業，二是維護和更新國際經濟秩序的規則，如推動TPP旨在對地區市場活動建立新規則，三是持久支援美國在該地區的長期存在，如推動美韓自由貿易協定有利於安撫美國在亞太的盟友、增加在該地區的繁榮和安全。第二，戰略的著力領域不僅需要覆蓋貿易和投資，還應該包括金融、發展和能源等領域。第三，戰略涵蓋對象必須包含亞洲主要經濟體，並與美國在地區的地緣政治戰略相連接。第四，戰略的核心是建立開放、公平、以法治和市場為基礎、可持續的跨太平洋經濟秩序，以推進亞太地區的繁榮和開放。
接下來，應在兩個優先領域推動「亞太經濟戰略」。
首先，美國和日本應該將雙邊經濟合作提升到更高的戰略高度，出臺「聯合經濟方略」，促進建立自由、公正、透明和基於市場經濟的經濟秩序。美日在以下領域擁有共同利益，應加強合作：一是推動亞洲地區高品質投資，建立一致標準和保障措施、並促進區域聯通；二是將互聯網治理轉化為雙邊合作的優先事項，幫助易遭網路攻擊的東亞和東南亞國家加強能力建設。
第二，美國應該重新重視亞太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性，並聯手日本共同應對。美日應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加強協調，聯手幫助亞洲國家政府提高他們專案評估、採購及稅收管理的能力，滿足區域基礎設施建設的需求，保證公平的競爭環境[註9]。
下一任美國總統應制定戰略，積極發揮在基礎設施發展中的領導作用，確保亞洲基礎設施建設向正確方向發展。具體而言，即借鑒美國的法律、金融、專業技術等幫助制定該地區基礎設施投資原則，涵蓋採購、自然災害恢復力、環境和社會保障措施、債務可持續性等，此外還需要提供更大的確定性和擴大專案池以便私人資本尋求更高的長期回報。美國基礎設施公司及相關服務提供商有機會進入這一市場，在設置標準和保障上發揮作用。[註10]
美國需要尋求確保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形成開放的市場和社會，為美國的商品和服務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美國應該與雙多邊夥伴在以下方面協作：提升在多邊、區域發展銀行和貿易協定中的美國主導融資；確保與每個可能的國家達成雙邊投資條約和貿易和投資框架協定；確保採購規定與生命週期成本相結合；完成所有的世界貿易組織貿易便利化協定要求；使用美元作為經營貨幣；使用英語作為操作語言。[註11]
現階段看來，美政府對於這一領域的支持相對有限。主要通過千年挑戰公司（Mille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海外私人投資公司（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美國國際發展署（USAID）、美國貿易和發展署、美國進出口銀行等機構對項目進行融資和支持，其有限性主要體現在：一是未能如中國等國家一樣對基礎設施建設提供協調性的、戰略性的支援；二是多年在基礎設施建設的直接融資上缺位嚴重，現狀很難快速改變；三是是否應該由政府提供基礎設施融資在政治上存在很多分歧；四是對支持何種基礎設施設置種種限制。同時，美國政府通過世界銀行、泛美開發銀行、非洲開發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多邊機構參與多邊融資，這使得其在制定戰略方向、批准專案和出臺政策等領域擁有很大的話語權。下一階段，在多邊層面應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形成戰略夥伴關係、與日本加強在亞洲開發銀行中的協作等，在美國政府層面應加強對基礎設施融資的戰略規劃、促進國會對關鍵機構進行長期授權、加強對相關機構的資金支援等[註12]。
提出美日應聯手加大在歐亞戰略協作
美方認為[註13]，美日應該加大在歐亞大陸及沿海地區的戰略協作以保持歐亞大陸力量平衡。具體而言，美日應聯手確保以下三個目標：第一，美日應與俄羅斯改善關係，確保歐亞大陸上三大力量（中國、俄羅斯及歐盟）存在分歧、防止三者中的任意兩大力量結成安全聯盟。俄羅斯和中國在中亞都有重要的利益，因此，美日應致力於改善與俄關係，重視約束中國的影響力。一方面，近期日俄就南千島群島舉行會談，日應適當妥協，並且嘗試在能源出口和基礎設施開發合作上給予俄優惠條件。另一方面，美國應該淡化關於俄羅斯在敘利亞造成風險的言辭，緩解中東局勢。同時，美日同盟不應該忽視歐洲和中國的關係，更不應該低估歐洲對中國「新絲綢之路」的支援。中國的「新絲綢之路」通過加大經濟依存拉近了同歐洲的距離。進一步而言，歐俄這兩股力量會更加不願意與中國抗衡，這使得美日同盟更加難以平衡中國。第二，美日應該聯合印度推進聯合發展戰略，確保中亞的開放性和競爭性，加強印度與中亞的互聯互通以防止壟斷，並合力拉近與伊朗的關係。具體而言，美日應通過支持伊朗港口恰赫巴哈爾助力印度與中亞的互聯互通，相關手段包括提供日本製造的高速鐵路基礎設施、利用美國和印度的經濟援助進行補貼。這不僅出於改善美日同俄羅斯關係的考慮，而且出於伊朗在絲綢之路的重要地位，恰赫巴哈爾港是美日印進入中亞的最直接途徑。第三，美日同盟應保持在海洋領域的軍事主導地位。具體而言，通過西部大開發和基礎設施項目，中國海軍力量已經進入巴基斯坦瓜達爾港、並在吉布提建造新的海軍基地。鞏固在印度洋的海上主導地位、保持印度洋的海上通道開放是美日同盟的關鍵利益。因此，美日同盟應該推進建設強大的美日印三邊關係及海上力量，並將其推進到美日印澳四邊合作關係中。
試論如何對美講好「一帶一路」？美國不僅是中國處理大國關係主要物件，也是影響中國周邊環境最重要外部因素。無論在亞太方向還是歐亞方向，美國都將對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產生突出影響。當前來看，美國智庫界部分力量對「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產生擔憂情緒。圍繞「一帶一路」和亞投行對美增信釋疑勢在必行，有必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對美政策界講好「一帶一路」：
第一，中國沒有意願、更沒有能力挑戰美國的主導地位。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美國的絕對國力仍將雄踞世界首位。中國是現存國際經濟秩序的支持者和維護者，無意挑戰甚至推翻之，也無意將美國排除在亞洲之外。「一帶一路」將成為亞歐大陸發展振興的一個有力倡議，亞投行將對地區和國際多邊金融機制形成有益補充，開放包容是「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核心精神和共建原則。
第二，「一帶一路」和亞投行是開放包容、互利共贏、非排他性質的合作倡議，不是零和博弈和對抗遊戲，更不是對已有合作倡議的排斥、擠壓和替代。圍繞亞太和歐亞地區的發展願景，中國與俄羅斯、美國、印度、歐洲等主要大國和行為體，以及聯合國、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和地區組織，可以在各自倡議下進行對接、形成良性互動的氛圍，在主動尋求利益契合點和合作面的同時不回避分歧和競爭面，但沒有必要誇大各方利益的對立和衝突。在具體項目合作上，中國與相關各方可以營造多方參與的氛圍，並充分發揮現有機制和倡議的多邊合作延展效應。
第三，亞太地區及廣大的歐亞大陸國家不僅是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合作夥伴，也是美國推進地區合作的重點物件，中美積極探索在這一地區經貿領域良性、互不排斥的合作，有著現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中美應避免排斥性競爭，努力實現開放、良性、互不排斥的互動和合作，以進一步開拓雙方利益交匯點的增量領域、實現互利共贏，這對於兩者而言都是至關重要的。
中美在亞太及歐亞地區經濟合作的開放化上擁有諸多共同利益：一是地區互聯互通程度升級不僅符合地區國家利益，也符合中美兩國利益；二是無論採取什麼制度和途徑，最終實現亞太自貿區有利於促進區域內的投資和自由化；三是包括亞投行、亞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等在內的地區多邊發展機構在專案聯合融資上存在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第四，將中美經貿關係的「壓艙石」效應擴展到第三方，有助於穩定「中美+」三方關係，避免零和博弈、實現多贏局面。近年來中美雙邊經貿關係相互依存度進一步加深的同時，兩國在政治、安全等領域的競爭態勢愈發加劇。如果兩國在亞太及歐亞地區圍繞經濟合作的零和博弈深化，則意味著雙方在廣大的歐亞大陸都將被捲入全面競爭的態勢，這顯然不符合雙方的利益。
更進一步而言，無論是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和亞投行倡議，還是美國和其他相關方宣導關於地區發展的願景，本質上都致力於全方位提升歐亞大陸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水準、縮小整體發展差距。若雙方彼此加深疑慮，則必將增強彼此競爭甚至內耗的態勢，於中國、美國及第三方都無益。
第五，中美應該推動多邊融資機構的合作，特別是亞投行和世界銀行的合作，亞投行與亞開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等機構也已開展的聯合融資合作可以提供示範效應。
這樣做的必要性在於：第一，包括亞投行、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在內的多邊融資機構，任何一方都無法單獨滿足亞洲地區日益增長的基礎設施和發展融資需求，這幾方的關係應該是合作互補而非相互排斥。亞洲開發銀行的研究顯示，2010—2020年亞洲地區基礎設施投資總需求約為8.28萬億美元[註14]，亞洲經濟體自身融資或現有多邊發展機構融資都無法滿足這一需求。第二，提高亞洲地區基礎設施及互聯互通水準符合中美共同利益。2015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美期間雙方領導層確認，「美方歡迎中方不斷增加對亞洲及域外地區發展事業和基礎設施的融資支援」[註15]。
這樣做的可能性在於：2016年以來亞投行與亞開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等機構已針對歐亞地區相關國家（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等）的基礎設施建設開展聯合融資[註16]，這些合作可以為亞投行與世界銀行進一步推進合作提供積極的示範效應。
注釋：
[1] Matthew P. Goodman & William E., Simon Chair in Political Economy of CSIS, U.S.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Asia Pacific, Statement before the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Subcommittee on Asia and the Pacific, February 26, 2015
[2] Matthew Goodman & David Parker, Eurasia』s Infrastructure Rush: What, Why, so What?, Global Economics Monthly of CSIS Jan 2016
[3] 同2
[4] Ernest Bower, Matthew Goodman and Scott Miller, Beyond TPP: Shaping an Economic Strategy in Asia, Global Forecast 2016 of CSIS
[5] Peter G. Cornett, China』s 「New Silk Road」 and US-Japan Alliance Geostrategy: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Pacific Forum CSIS Issues & Insights Vol. 16-No. 10, June 2016
[6] Ernest Bower, Matthew Goodman and Scott Miller, Beyond TPP: Shaping an Economic Strategy in Asia, Global Forecast 2016 of CSIS, 以及Matthew Goodman & David Park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From Unnatural Intimacy to Natural Allies, Global Economics Monthly of CSIS, Feb 2016
[7] Ernest Bower & Conor Cronin, Seizing the Moment: Preparing for Obama』s Trip to Manila, Southeast Asia from Scott Circle of CSIS, October 29, 2015
[8] Hiroyuki Ishige, Chairman and CEO of 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JETRO), Progress of Asia-Pacific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the Role of the U.S. and Japan, June 14th, 2016
[9] 同3
[10] Matthew Goodman & Jonathan Goodman, Asia』s Next Act: Infrastructure Reshapes the Region, Global Economics Monthly of CSIS Oct 2016
[11] Daniel F. Runde, The Role of U.S. Soft-Infrastructure in Influencing the Reconnecting of Asia, November 16, 2016, CSIS
[12] Daniel F. Runde, Conor M. Savoy & Charles F. Rice, Global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 Strategic Approach to U.S. Leadership, Project on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CSIS, March 2016
[13] 同6
[14] Asia Development Bank, Infrastructure for a Seamless Asia, September 2009
[15]《習近平主席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中方成果清單》，新華網，2015年9月26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9/26/c_1116685035.htm
[16] 根據公開信息：2016年5月，亞投行方面透露已與亞開行就共同融資項目展開討論，首批項目預計將包括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高速公路；6月，歐洲復興開發銀行透露參與亞投行首批專案融資，雙方聯合為從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別到與烏茲別克斯坦邊境的公路改善項目提供5500萬美元貸款。
（來源：《當代世界》，2016年第12期）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龔婷】 2016/12/19
http://www.ciis.org.cn/chinese/2016-12/19/content_92320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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