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伯:香港的未來充滿不確定性

2017-05-02 2005

香港依然可以依靠法治以及作為頂級金融中心和地區轉口港的優勢,但其活力正逐漸消退,並面臨憲政危機。

英國《金融時報》總編輯 萊昂內爾•巴伯指出,香港依然可以依靠法治以及作為頂級金融中心和地區轉口港的優勢,但其活力正逐漸消退,並面臨憲政危機。

FT中文網報導,午餐地點選在香港會(Hong Kong Club),這是一家成立於1846年、當時專為英國統治精英服務的會所。做東的是親英派、商業大亨董建華(CH Tung),他也是1997年英方將香港移交中國後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

79歲的董建華依然精神矍鑠。與同輩中的許多人一樣,他是從上海作為難民逃到香港,逃避了二戰後的共產黨統治。他的職業生涯——從商人到特首——使他能夠以一種獨特的眼光看待香港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他給出了模棱兩可的判斷,這也是我在3天訪港期間經常聽到的。香港依然可以依靠法治以及作為頂級金融中心和地區轉口港的優勢,但其活力正逐漸消退。緩慢的經濟增長、高企的房價正在擠壓中產階級,阻礙向上的階層流動。商業只會唯利是圖,比如投資房地產。但創新跟不上。早在上世紀70年代,香港電影業就成為了功夫夢工廠。如今,寶萊塢(Bollywood)開始引領潮流。香港並未建立起公共政策機構來促進公民辯論。曾為赤鱲角機場(Chek Lap Kok)等大膽專案鋪平道路的填海工程也陷入停滯。

在公共房屋長大的候任特首林鄭月娥(Carrie Lam),是一名剛毅且極為聰慧的公務員,但她的工作並不令人豔羨。她不得不同時服務兩位元主人——香港人民和北京領導層。每任特首都試圖取悅北京,但最終都落得在香港極不受歡迎的下場。

她還面臨憲政困境。在香港回歸談判期間,中方堅持行政部門要與立法機關分開。這意味著議員處於准永久性與特首對立的位置,阻撓所有議案——從基建項目到文化項目,如北京同意的、投資35億港元(合4.5億美元)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這讓人想起了華盛頓式政治僵局。

1983年我第一次到訪香港就出師不利。作為《星期日泰晤士報》(The Sunday Times)的航空記者,我受邀登上國泰航空(Cathay Pacific)從倫敦到香港的首次直飛航班。當然,可以享受頭等艙待遇。由於急於留下好印象,我打包好自己的1st XV橄欖球圍巾,就向希思羅機場(Heathrow)出發。到了之後,我才發現這一航班原來是從蓋特威克機場(Gatwick)起飛。

一天后,我降落在潮濕悶熱的香港,一輛賓利(Bentley)飛快地將我送去參加首次會議,還要接受同事們的噓聲迎接。我還能記住的3件事是:股市暴跌加貨幣危機;半島酒店(Peninsula Hotel)完美的客房服務;與時任英中談判高級外交官羅賓•麥克拉倫(Robin McLaren)的一次談話。他認為,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的王牌是,北京不大可能把手伸得過長,因為香港是一隻下金蛋的鵝。如今,形勢已經截然不同。中國實現了經濟自由化,放飛了以上海、廣州、深圳為首的一群與香港競爭的大鵝。香港有落在它們後面的危險。

親民主律師、活動家李柱銘(Martin Lee)還記得一位中國高級官員向他透露,一旦租約在1997年到期,北京就打算強調對香港的主權。起初,他很震驚。接著他回應道:中國不得不在熊掌和魚之間做出選擇。魚和熊掌不能兼得。

2014年,親民主的雨傘運動發起的抗議活動令當局不安。北京方面的耐心受到了考驗。然而,克制的本能占了上風。更嚴重的威脅可能來自內地的隨意干涉。近期的例子包括5名發行被認為冒犯習近平主席的圖書的書商被捕、以及與北京領導層關係密切的中國億萬富翁肖建華被從四季酒店(Four Seasons Hotel)押走。

考慮到後退歐時代貿易需求以及大衛•卡麥隆(David Cameron)、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開啟的中英關係「黃金時代」,英國政府很大程度上回避了對這些事件作出評論。今年7月香港回歸中國20周年將受到隆重紀念。倫敦會作出體面的回應嗎?順從中國當局可以理解。沉默則是可恥的。

【圖片為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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