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中文網：西方文明可能以何種方式崩潰
2017-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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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越來越多較為貧窮國家在衝突和自然災害中四分五裂，巨大的移民潮將逃離這些衰敗的地區，前往較穩定的國家尋求庇護。西方社會將採取應對措施，限制甚至禁止移民；花費數十億美元築起牆壁，設立邊防巡邏無人機和邊防部隊；加強安保，管理入境人員和物品；政府變得更加專制，採用民粹主義的治理方式。
瑞秋·納威爾指出，專家預測，隨著越來越多較為貧窮國家在衝突和自然災害中四分五裂，巨大的移民潮將逃離這些衰敗的地區，前往較穩定的國家尋求庇護。西方社會將採取應對措施，限制甚至禁止移民；花費數十億美元築起牆壁，設立邊防巡邏無人機和邊防部隊；加強安保，管理入境人員和物品；政府變得更加專制，採用民粹主義的治理方式。
BBC中文網報導，政治經濟學家本傑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曾經將現代西方社會比作一台穩定的自行車，它的車輪依靠經濟增長而不斷轉動。如果這種向前推動的力量變慢或停止，我們的社會支柱——民主、個人自由、社會寬容等等——就會搖搖欲墜。我們的世界將變的越來越醜惡，人們會爭奪有限的資源，並拒絶小團體外的任何人。如果我們沒有辦法讓車輪重新開始轉動，我們的社會最終將面臨全面崩潰。
這種崩潰在人類歷史上發生了很多次。不論是哪個文明，不論它多麼偉大，都存在導致其終結的弱點。不管現在情況如何，情況總是會發生變化。先排除物種滅絶事件，如小行星撞擊地球，核冬天或致命的流行病，歷史告訴我們，通常有許多因素會導致社會崩潰。那麼這些因素是什麼？它們是不是已經開始出現？並不奇怪，人類目前正走在一條不可持續和不確定的道路上，但我們離無法回頭的地步還有多遠？
雖然無法確鑿的預測未來，但是數學、科學和歷史可以提供關於西方社會長期前景的暗示。
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系統科學家薩法·莫帖夏瑞（Safa Motesharrei）使用計算機模型更深入地了解可能帶來當地或全球可持續發展或導致崩潰的機制。根據莫帖夏瑞及其同事在2014年發表的研究結果，存在兩個重要因素：生態壓力和經濟分層。生態原因可能會導致毀滅是一種廣受理解和認可的說法，特別是在諸如地下水、土壤、漁業和森林等自然資源枯竭的情況下。而氣候變化又使得該問題雪上加霜。
另一方面，經濟分層因素可能導致社會崩潰，該發現讓莫帖夏瑞及其同事感到有點吃驚。假想的情況是，精英階層囤積大量的財富和資源，將社會推向不穩定，最終導致社會崩潰。人數上佔大多數的普通人，通過勞動支持精英階層，但分配給他們的資源極少。最終，勞動人口崩潰，原因是分配給他們的財富不足。隨之而來的是勞動力的缺乏，這會導致精英階層崩潰。我們今天看到的國內和國家之間的不平等現象已經說明了這種階層分化。例如，全球收入最高的前10％的人口所排放的溫室氣體總量幾乎與90％的底層人口的總和相當。類似的一個情況是，世界上約一半的人口每天依靠不到3美元生存。
這兩種假想情況的模型都定義了承載能力——在給定環境資源下，能夠長期維持的總人口的水平。如果超出承載能力過多，崩潰就不可避免了。不過，這種命運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我們做出理性的選擇來減少不平等、人口爆發性增長、自然資源的消耗速以及和污染速率——所有這些都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那麼我們就可以避免崩潰，並穩定在一條可持續發展的軌道上，」莫帖夏瑞說，「但是這些決定不能一直等下去。」
不幸的是，有些專家認為這種艱難的決定超過了我們的政治水平和心理能力。BI挪威商學院（BI Norwegian Business School）氣候戰略榮譽教授、《2052年：預測全球未來四十年》（2052: A Global Forecast for the Next Forty Years）一書的作者喬爾根·蘭德斯（Jorgen Randers）表示：「本世紀世界不會著手解決氣候問題，僅僅是因為在短期內解決問題比不作為的成本更高。氣候問題會變得越來越糟，因為我們將無法履行我們在《巴黎協定》以及其他場合承諾的事情。」
雖然我們都在一條船上，但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將首當其衝。事實上，一些國家已經做起了礦井中的金絲雀。它們所面臨的問題可能會最終會直面其他較富裕的國家。例如，敘利亞一度享有極高的生育率，這導致人口迅速增長。不過，敘利亞在二十世紀頭十年後期遭遇了嚴重的乾旱——人為的氣候變化很可能雪上加霜——同時還出現了地下水短缺的問題，導致農業減產。這場危機導致很多人——特別是年輕人——失業，不滿並陷入絶望。許多人湧入城市中心，壓垮了有限的資源和服務能力。原先就存在的種族緊張局勢升級，成為暴力和衝突的溫牀。除此之外，管理也存在嚴重問題，包括在乾旱期間取消水資源補貼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使該國在2011年開始內戰，並走向奔潰。
敘利亞的情況——與歷史上許多其他的社會崩潰事件一樣——不僅僅是一個因素導致的，而是很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位於加拿大滑鐵盧的巴爾西利國際關係學院（Balsilli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全球系統主席、The Upside of Down一書的作者托馬斯·荷馬-迪克森（Thomas Homer-Dixon）說。他將這些綜合力量稱為構造壓力，因為它是悄悄積累，然後突然爆發，導致原本穩定社會的機制奔潰。
除了敘利亞的例子以外，另外有一個跡象表明我們正在進入危險區域，荷馬-迪克森說，專家們稱之為非線性事件的發生或世界秩序突然出現的變化，例如2008年的經濟危機，伊斯蘭國（ ISIS），英國脫歐或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
過去也可以提示未來的發展方向。以羅馬帝國的興衰為例。到公元前1世紀末，羅馬人已經遍布地中海，疆域遠至海路最容易到達的地方。他們本應該就此止步。但因為一切進展太過順利，他們覺得自己有能力通過陸路開拓領土。海上運輸成本較低，但是陸路運輸既緩慢，又昂貴。他們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在過度擴張，耗盡財富。雖然羅馬帝國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裏保持穩定，但是在公元3世紀，過度擴張開始產生反作用，同時羅馬還受到內戰和入侵的影響。羅馬帝國試圖維持其核心領地，甚至當軍隊預算和通貨膨脹率攀升時，政府還讓銀幣貶值，以支撐其高昂的開支。雖然有些學者認為羅馬帝國的崩潰始於公元410年，當時西哥特人洗劫了帝國的首都，但是如果沒有一個多世紀以來的螺旋式衰落，這一戲劇性事件就不可能發生。
據猶他州立大學（Utah State University）環境與社會教授、《複雜社會的崩潰》（The Collapse of Complex Societies）一書的作者約瑟夫·坦特（Joseph Tainter）的看法，羅馬衰亡的最重要的教訓之一是複雜性要付出代價。根據熱力學法則，維持任何處於複雜而有序狀態的系統都需要能量——人類社會也不例外。到了公元3世紀，羅馬的新事物越來越多——軍隊的規模翻倍，一支騎兵部隊，細分的省份每個都需要一套官僚機構、法院和防禦力量——而這只是為了保持現狀，不要倒退。最終，它無法繼續能夠支撐那些越來越複雜的問題。導致帝國衰落的不是戰爭，而是財政困難。
到目前為止，現代西方社會在很大程度上推遲了類似的崩潰誘發因素，主要依靠的是化石燃料和工業技術——2008年水力壓裂技術的問世剛好及時遏制了油價的上漲。但是，坦特認為事情不會總是這樣。「想像一下，如果我們要在曼哈頓周圍建造一圈海堤，目的只是防止風暴和不斷升高的潮汐。」他說。最終，把投資於複雜性作為解決問題的戰略會到達回報遞減的地步，這會導致財政困難，出現崩潰的危險。他說：「除非我們找到一種方式來為複雜性買單，正如我們祖先的社會越來越依靠化石燃料一樣。」
荷馬-迪克森預測西方社會將發生和羅馬類似的情況，在崩潰之前會將人和資源撤回核心的本土。隨著越來越多較為貧窮國家在衝突和自然災害中四分五裂，巨大的移民潮將逃離這些衰敗的地區，前往較穩定的國家尋求庇護。西方社會將採取應對措施，限制甚至禁止移民；花費數十億美元築起牆壁，設立邊防巡邏無人機和邊防部隊；加強安保，管理入境人員和物品；政府變得更加專制，採用民粹主義的治理方式。荷馬-迪克森說：「這簡直就是一種免疫反應，國家會努力反抗外界的壓力，維持國家的疆界。」
同時，那些已經十分脆弱的西方國家還會面臨國內貧富差距日益擴大，這會導致社會內部的進一步不穩定。「到2050年，美國和英國社會將分化為兩種階級，少數精英生活美好，但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下降，」蘭德斯說，「社會平等將消失。」
荷馬-迪克森說，無論在美國、英國還是其他地方，人們越是感到不滿和害怕，就會越傾向於堅持自己的團體認同——不論是宗教，種族還是民族。拒斥將會廣泛存在，包括否認社會將會崩潰的未來，以及拒絶承認基於證據的事實。如果人們還能夠承認存在問題的話，他們會將這些問題歸咎於團體以外的人，從而積累仇恨。「這是在建立群眾暴力的心理和社會先決條件，」荷馬-迪克森說。最後，當局部暴力爆發，或者另一個國家或團體決定入侵時，崩潰就難以避免。
歐洲靠近非洲，有陸地橋樑通向中東，還與政治更為動蕩的東方國家相鄰，所以將首先感受到這些壓力。美國可能會堅持更長時間，因為它被海洋緩衝區所包圍。
另一種可能是，西方社會不會遭遇暴力、戲劇性的結局。在某些情況下，文明會悄悄消失——直至成為一段歷史，而且不會造成多大的轟動。蘭德斯說，大英帝國自1918年以來一直走在這條道路上，西方其他國家也可能會走這條路。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將變得越來越無關緊要。為了應對那些驅動逐步退化的問題，它們將擯棄今天它們珍視的價值觀。「西方國家不會崩潰，但順暢的運行和友好的本質將會消失，因為不平等將會爆發，」蘭德斯辯稱，「民主、自由的社會將會失敗，而像中國這樣擁有更強大的政府的國家將是贏家。」
這些預測和預警信號中的一些應該聽起來很熟悉，因為它們已經出現在社會中。雖然荷馬-迪克森對世界最近的事態發展並不感到驚訝——他在2006年的書中預測了其中一些——但他並沒有預料到這些發展將在2020年中期之前發生。
然而，西方文明並不是敗局已定。荷馬-迪克森說，通過理性和科學指導決策，並配以非凡的領導力和卓越的商譽，人類社會有可能保持前進，獲得更高層次的幸福和發展。只要我們能夠度過氣候變化、人口增長和能源回報下降的難關，我們就有可能維護和發展社會。但是，這需要我們抵制住本能的衝動，即使面對巨大的壓力，仍然要堅持合作，慷慨大方，保持對理性的開放態度。「問題是，當我們經歷這些變化時，我們應如何讓世界留住某種人道主義？」荷馬-迪克森說。
【圖片為資料照】
BBC中文網報導，政治經濟學家本傑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曾經將現代西方社會比作一台穩定的自行車，它的車輪依靠經濟增長而不斷轉動。如果這種向前推動的力量變慢或停止，我們的社會支柱——民主、個人自由、社會寬容等等——就會搖搖欲墜。我們的世界將變的越來越醜惡，人們會爭奪有限的資源，並拒絶小團體外的任何人。如果我們沒有辦法讓車輪重新開始轉動，我們的社會最終將面臨全面崩潰。
這種崩潰在人類歷史上發生了很多次。不論是哪個文明，不論它多麼偉大，都存在導致其終結的弱點。不管現在情況如何，情況總是會發生變化。先排除物種滅絶事件，如小行星撞擊地球，核冬天或致命的流行病，歷史告訴我們，通常有許多因素會導致社會崩潰。那麼這些因素是什麼？它們是不是已經開始出現？並不奇怪，人類目前正走在一條不可持續和不確定的道路上，但我們離無法回頭的地步還有多遠？
雖然無法確鑿的預測未來，但是數學、科學和歷史可以提供關於西方社會長期前景的暗示。
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系統科學家薩法·莫帖夏瑞（Safa Motesharrei）使用計算機模型更深入地了解可能帶來當地或全球可持續發展或導致崩潰的機制。根據莫帖夏瑞及其同事在2014年發表的研究結果，存在兩個重要因素：生態壓力和經濟分層。生態原因可能會導致毀滅是一種廣受理解和認可的說法，特別是在諸如地下水、土壤、漁業和森林等自然資源枯竭的情況下。而氣候變化又使得該問題雪上加霜。
另一方面，經濟分層因素可能導致社會崩潰，該發現讓莫帖夏瑞及其同事感到有點吃驚。假想的情況是，精英階層囤積大量的財富和資源，將社會推向不穩定，最終導致社會崩潰。人數上佔大多數的普通人，通過勞動支持精英階層，但分配給他們的資源極少。最終，勞動人口崩潰，原因是分配給他們的財富不足。隨之而來的是勞動力的缺乏，這會導致精英階層崩潰。我們今天看到的國內和國家之間的不平等現象已經說明了這種階層分化。例如，全球收入最高的前10％的人口所排放的溫室氣體總量幾乎與90％的底層人口的總和相當。類似的一個情況是，世界上約一半的人口每天依靠不到3美元生存。
這兩種假想情況的模型都定義了承載能力——在給定環境資源下，能夠長期維持的總人口的水平。如果超出承載能力過多，崩潰就不可避免了。不過，這種命運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我們做出理性的選擇來減少不平等、人口爆發性增長、自然資源的消耗速以及和污染速率——所有這些都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那麼我們就可以避免崩潰，並穩定在一條可持續發展的軌道上，」莫帖夏瑞說，「但是這些決定不能一直等下去。」
不幸的是，有些專家認為這種艱難的決定超過了我們的政治水平和心理能力。BI挪威商學院（BI Norwegian Business School）氣候戰略榮譽教授、《2052年：預測全球未來四十年》（2052: A Global Forecast for the Next Forty Years）一書的作者喬爾根·蘭德斯（Jorgen Randers）表示：「本世紀世界不會著手解決氣候問題，僅僅是因為在短期內解決問題比不作為的成本更高。氣候問題會變得越來越糟，因為我們將無法履行我們在《巴黎協定》以及其他場合承諾的事情。」
雖然我們都在一條船上，但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將首當其衝。事實上，一些國家已經做起了礦井中的金絲雀。它們所面臨的問題可能會最終會直面其他較富裕的國家。例如，敘利亞一度享有極高的生育率，這導致人口迅速增長。不過，敘利亞在二十世紀頭十年後期遭遇了嚴重的乾旱——人為的氣候變化很可能雪上加霜——同時還出現了地下水短缺的問題，導致農業減產。這場危機導致很多人——特別是年輕人——失業，不滿並陷入絶望。許多人湧入城市中心，壓垮了有限的資源和服務能力。原先就存在的種族緊張局勢升級，成為暴力和衝突的溫牀。除此之外，管理也存在嚴重問題，包括在乾旱期間取消水資源補貼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使該國在2011年開始內戰，並走向奔潰。
敘利亞的情況——與歷史上許多其他的社會崩潰事件一樣——不僅僅是一個因素導致的，而是很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位於加拿大滑鐵盧的巴爾西利國際關係學院（Balsilli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全球系統主席、The Upside of Down一書的作者托馬斯·荷馬-迪克森（Thomas Homer-Dixon）說。他將這些綜合力量稱為構造壓力，因為它是悄悄積累，然後突然爆發，導致原本穩定社會的機制奔潰。
除了敘利亞的例子以外，另外有一個跡象表明我們正在進入危險區域，荷馬-迪克森說，專家們稱之為非線性事件的發生或世界秩序突然出現的變化，例如2008年的經濟危機，伊斯蘭國（ ISIS），英國脫歐或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
過去也可以提示未來的發展方向。以羅馬帝國的興衰為例。到公元前1世紀末，羅馬人已經遍布地中海，疆域遠至海路最容易到達的地方。他們本應該就此止步。但因為一切進展太過順利，他們覺得自己有能力通過陸路開拓領土。海上運輸成本較低，但是陸路運輸既緩慢，又昂貴。他們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在過度擴張，耗盡財富。雖然羅馬帝國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裏保持穩定，但是在公元3世紀，過度擴張開始產生反作用，同時羅馬還受到內戰和入侵的影響。羅馬帝國試圖維持其核心領地，甚至當軍隊預算和通貨膨脹率攀升時，政府還讓銀幣貶值，以支撐其高昂的開支。雖然有些學者認為羅馬帝國的崩潰始於公元410年，當時西哥特人洗劫了帝國的首都，但是如果沒有一個多世紀以來的螺旋式衰落，這一戲劇性事件就不可能發生。
據猶他州立大學（Utah State University）環境與社會教授、《複雜社會的崩潰》（The Collapse of Complex Societies）一書的作者約瑟夫·坦特（Joseph Tainter）的看法，羅馬衰亡的最重要的教訓之一是複雜性要付出代價。根據熱力學法則，維持任何處於複雜而有序狀態的系統都需要能量——人類社會也不例外。到了公元3世紀，羅馬的新事物越來越多——軍隊的規模翻倍，一支騎兵部隊，細分的省份每個都需要一套官僚機構、法院和防禦力量——而這只是為了保持現狀，不要倒退。最終，它無法繼續能夠支撐那些越來越複雜的問題。導致帝國衰落的不是戰爭，而是財政困難。
到目前為止，現代西方社會在很大程度上推遲了類似的崩潰誘發因素，主要依靠的是化石燃料和工業技術——2008年水力壓裂技術的問世剛好及時遏制了油價的上漲。但是，坦特認為事情不會總是這樣。「想像一下，如果我們要在曼哈頓周圍建造一圈海堤，目的只是防止風暴和不斷升高的潮汐。」他說。最終，把投資於複雜性作為解決問題的戰略會到達回報遞減的地步，這會導致財政困難，出現崩潰的危險。他說：「除非我們找到一種方式來為複雜性買單，正如我們祖先的社會越來越依靠化石燃料一樣。」
荷馬-迪克森預測西方社會將發生和羅馬類似的情況，在崩潰之前會將人和資源撤回核心的本土。隨著越來越多較為貧窮國家在衝突和自然災害中四分五裂，巨大的移民潮將逃離這些衰敗的地區，前往較穩定的國家尋求庇護。西方社會將採取應對措施，限制甚至禁止移民；花費數十億美元築起牆壁，設立邊防巡邏無人機和邊防部隊；加強安保，管理入境人員和物品；政府變得更加專制，採用民粹主義的治理方式。荷馬-迪克森說：「這簡直就是一種免疫反應，國家會努力反抗外界的壓力，維持國家的疆界。」
同時，那些已經十分脆弱的西方國家還會面臨國內貧富差距日益擴大，這會導致社會內部的進一步不穩定。「到2050年，美國和英國社會將分化為兩種階級，少數精英生活美好，但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下降，」蘭德斯說，「社會平等將消失。」
荷馬-迪克森說，無論在美國、英國還是其他地方，人們越是感到不滿和害怕，就會越傾向於堅持自己的團體認同——不論是宗教，種族還是民族。拒斥將會廣泛存在，包括否認社會將會崩潰的未來，以及拒絶承認基於證據的事實。如果人們還能夠承認存在問題的話，他們會將這些問題歸咎於團體以外的人，從而積累仇恨。「這是在建立群眾暴力的心理和社會先決條件，」荷馬-迪克森說。最後，當局部暴力爆發，或者另一個國家或團體決定入侵時，崩潰就難以避免。
歐洲靠近非洲，有陸地橋樑通向中東，還與政治更為動蕩的東方國家相鄰，所以將首先感受到這些壓力。美國可能會堅持更長時間，因為它被海洋緩衝區所包圍。
另一種可能是，西方社會不會遭遇暴力、戲劇性的結局。在某些情況下，文明會悄悄消失——直至成為一段歷史，而且不會造成多大的轟動。蘭德斯說，大英帝國自1918年以來一直走在這條道路上，西方其他國家也可能會走這條路。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將變得越來越無關緊要。為了應對那些驅動逐步退化的問題，它們將擯棄今天它們珍視的價值觀。「西方國家不會崩潰，但順暢的運行和友好的本質將會消失，因為不平等將會爆發，」蘭德斯辯稱，「民主、自由的社會將會失敗，而像中國這樣擁有更強大的政府的國家將是贏家。」
這些預測和預警信號中的一些應該聽起來很熟悉，因為它們已經出現在社會中。雖然荷馬-迪克森對世界最近的事態發展並不感到驚訝——他在2006年的書中預測了其中一些——但他並沒有預料到這些發展將在2020年中期之前發生。
然而，西方文明並不是敗局已定。荷馬-迪克森說，通過理性和科學指導決策，並配以非凡的領導力和卓越的商譽，人類社會有可能保持前進，獲得更高層次的幸福和發展。只要我們能夠度過氣候變化、人口增長和能源回報下降的難關，我們就有可能維護和發展社會。但是，這需要我們抵制住本能的衝動，即使面對巨大的壓力，仍然要堅持合作，慷慨大方，保持對理性的開放態度。「問題是，當我們經歷這些變化時，我們應如何讓世界留住某種人道主義？」荷馬-迪克森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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