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晶：從公共政策視角看中國反腐
2017-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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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這一輪反腐是對幾十年來依靠舊體制「疲勞駕駛」的一次大修，目標是增強中央政府和最高層的執政權威。
美國丹佛大學政治系終身教授孫晶為FT中文網撰稿指出，中國這一輪反腐是對幾十年來依靠舊體制「疲勞駕駛」的一次大修，目標是增強中央政府和最高層的執政權威。
文章全文如下：
轉眼中國新一屆領導層接棒已然五年。這五年來中國面臨的國際形勢，可謂變化紛繁複雜。中國自身的發展也處於各種關鍵節點。從政經兩個宏觀角度總結這五年的道路，經濟上中國國力繼續增長，以平均購買力計算的國民生產總值，已于2015年超越歐盟和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但同時中國經濟和其他主要經濟體一樣，面臨著增速放緩、地區差異擴大的難題。政治上，中國在維護自身國家利益上越來越自信。這一強勢，既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國力極大增長的自然結果，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些相關國家的不安。兩個趨勢難以對錯簡單論之，而是雙方都在轉型中摸索新的相處方式。
談罷經濟和外交的大格局，那麼國際上對這五年來中國國內政治發展最大的關注點是什麼？恐怕是最高領導層持續、全面和高壓態勢的反腐。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所言的「蒼蠅老虎一起打」作為固定表達，已被西方媒體和學界廣泛採用。以筆者生活工作的美國為例，關於中國最高領導層獵虎打蠅的報導時常出現在主流媒體。不少教授同仁已把對這一政策的分析，列入《中國政治》課對教學大綱，成為必然探討的話題。
國內媒體經常將域外觀察稱為「第三只眼」。那麼這所謂的第三只眼，又是如何看待這場中國式反腐的呢？要想瞭解這個問題，需要先對西方當代政治學研究有個初步瞭解。西方政治學理論強調所謂「總結型知識」（generalizable knowledge）的重要性。換句話說，中國政治也好、美國政治也罷，不過是諸多個案。學者們的關注是通過對這些個案的研究，總結出規律和理論，能夠應用於其他個案。筆者記得讀研的時候，每每向導師彙報完新挖掘整理出來的資料，導師往往會問一句：「現在你彙報完了。告訴我，那又怎麼樣（so what）？對你的個案不感興趣的人，能從你那裏學到什麼？」這個有些咄咄逼人的「那又怎麼樣」（so what）恰恰是支持西方社會科學發展的動力。正因如此，西方政治學者極為重視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分析框架」（analytic paradigm）。他們最為依賴的兩個分析框架，就是「權力」（power）和「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
本文接下去會主要從「公共政策」這個框架分析這五年來中國政府的反腐行為。做出這樣的選擇有以下幾個原因：第一、基於權力的框架分析和意識形態緊密掛鈎。而中西方價值體系的根本不同，決定了這一分析必然帶有強烈的主觀判斷色彩。正因如此，從「權力」入手分析解釋政治現象，是西方媒體最愛用的角度，相關人士寫起來可謂洋洋灑灑、駕輕就熟。但是，這種權力角度的分析，準確性卻需要加上個大大的問號。推測與臆測，一字之差天壤之別。最高層的決策過程，不要說一般的媒體人，就是政府中的絕大多數人都無權全程參與。這不僅是對中國，就是美國人分析美國最高層決策，也是如此。難怪媒體人士多依賴不具名的「消息靈通人士」作為資訊來源。但相關作者到底對資訊和資料有多深入和準確的掌控？如果只能是「天知地知」般的神神秘秘，那麼分析的準確性和嚴肅性就難以保障了。
好在西方政治學中有另一個角度，即公共政策，來平衡權力分析的偏頗。公共政策的核心辭彙是「理性」（rationality）——政治學者們把政策看作應對某具體問題的理性解決方案。該理性方案的出發點必須是針對團體而不是某個具體的個人（collective decision）。當然，團體可大可小，包含範圍上達國家下至家庭。公共政策這一分析角度的優點，就在於拒絕價值觀對分析的左右。與依靠所謂「消息靈通人士」的小道消息不同，公共政策角度力圖根據各種公開和官方的資訊，闡明政策的標的，並分析政策是否達到標的。
跳出價值觀這一主觀色彩濃厚的概念， 筆者認為可以從兩個層面闡述中國這新一輪反腐的理性標的。其一、這次反腐行動持續的時間和開展的強度是對幾十年來依靠舊體制「疲勞駕駛」的一次大修。如果從1978年三中全會算起，改革開放已進入第三十九個年頭，中國的變化翻天覆地。但舉世矚目的成績背後，是政、經、社會各種關係沒有理順而產生的各種問題的不斷積累。隨著發展模式的成熟和經濟增速不可避免的放緩，長期潛伏的各種問題也就越來越鮮明起來。近年來一些地區出現了塌方式腐敗，還有些地區或領域出現了領導換來換去但腐敗代代相傳的現象。這都說明腐敗雖然發生在具體的人身上，但其彌漫性、長期性的存在說明體制出了問題。這絕不是撤換一兩個人就可以解決的，得從體制下手了。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面臨體制改革的挑戰了。不同時期，中國政府面臨著不同的體制改革重點。八十年代初，當時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曾把解決新老交替的體制改革，提到「再不動就會亡黨亡國」的高度。如今，這一問題已經得到體制上的解決。但新的體制問題會出現。拿反腐為例：中國新一代的最高領導層顯然認識到了，對體制腐敗再不動刀子，「亡黨亡國」的危險絕不是聳人聽聞。為什麼這樣說？因為任何一種體制的法理性（legitimacy），都體現在正反兩面。正面是體制的向前推進能力。說通俗了，「發展就是硬道理」。在這方面，中國政府可以說是交出了一份靚麗的答卷。但從反面來看，體制的法理性，還體現在糾錯能力，意即政府能夠通過回頭看，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沒有這種體制糾錯能力，靚麗的發展成績也就失去了公平公正這個平臺，反而會加劇矛盾。問題越積越多，公眾的質疑聲會越來越大，最終傷害體制的法理性，導致發展模式的脫軌。這絕不是危言聳聽。事實上，中國此次反腐行動的持續時間和強度，印證了最高層的風險評估。
新一輪高壓反腐的第二個理性標的，是通過這場行動增強中央政府和最高層的執政權威。在這裏需要再介紹一個政治學概念，即「強國」（strong state）。需要指出，西方政治學從公共政策角度闡述的「強國」概念，並不是指經濟軍事實力，也不是單指某意識形態，而是指政策法規制定後，對各級政府和社會的真正約束力。通俗地說，就是一個「有法必依」的國家，才是一個真正的強國。從這個定義出發，美國和西方主要發達國家，都是標準的政策施行強國。
中國則不然——「山高皇帝遠」這句俗語，恰恰說明了中國幾千年來一直沒有解決好樹立中央權威的問題。根深蒂固的威信赤字，也體現在了反腐行動中。相信對於反腐這個話題，中國的公眾並不陌生，甚至有了些老生常談的感覺了。但為什麼這次反腐行動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一方面恐怕是因為被打的「老虎」，即高級官員的層次和數量前所未有；另一方面是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制訂一套較之國家法規更為嚴格的黨紀來約束自身隊伍 ，並通過派出巡視組以及回訪等舉措，把反腐行動細化和制度化。但這場中國特色反腐行動的驅動力卻是國際共通的：建立言必信、行必果的具有威信的中央政府。不管山多高，最高層的政策和意志必須不打折扣地給予施行。從這個角度講，本次反腐的更深遠目的，是打造出各級政府執政者對法律法規的一顆敬畏之心。這是中國走向政策施行強國的必由之路。
從公共政策角度談罷中國的新一輪反腐，筆者再略談一下反腐的國際共通性。如果把腐敗比喻為細菌的話，那麼世界上沒有哪一個政府生活在完全無菌的環境裏。權、錢和政策三極的互動中，通過濫用其中一極，以促進實現其他兩極的利益最大化——這種欲望是跨文化的，儘管在諸體制中程度不一，形式各異。但任何一種體制違規和權力濫用都是腐敗，民眾對此都心懷不滿。
以美國為例：本次特朗普異軍突起，並最終入主白宮，其主要競選口號之一就是「抽幹沼澤」（drain the swamp）。美國人都知道他所指的沼澤是什麼：出沒於國會和政府間，受到各種特殊利益集團控制的遊說者們（lobbyists）。特朗普指責他們把國家變得污濁不堪，首都華盛頓更成了腐敗蚊蠅孳生的沼澤。特朗普上臺後，能多大程度的抽幹這個遊說集團的沼澤，不得而知。但這一競選口號在選民中得到普遍支持是不爭的事實。而美國最高法院前幾年推翻了聯邦選舉中對籌款和開支的大部分限制。這一舉措更是在不少選民眼中成了「為錢背書」的腐敗條款。再以日本為例，體制的腐敗體現在了其選舉法對農村選民的一邊倒式支持，導致該國極高的農業貿易壁壘，最終利益受損的是日本消費者自身。
反腐是一個全球性的課題。打造理性的公共政策，建立有效的中央權威——面對反腐這道必答題，中國政府正在力圖給出適合自身的答案。
文章來源：FT中文網／從公共政策視角看中國反腐
【圖片為資料照】
文章全文如下：
轉眼中國新一屆領導層接棒已然五年。這五年來中國面臨的國際形勢，可謂變化紛繁複雜。中國自身的發展也處於各種關鍵節點。從政經兩個宏觀角度總結這五年的道路，經濟上中國國力繼續增長，以平均購買力計算的國民生產總值，已于2015年超越歐盟和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但同時中國經濟和其他主要經濟體一樣，面臨著增速放緩、地區差異擴大的難題。政治上，中國在維護自身國家利益上越來越自信。這一強勢，既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國力極大增長的自然結果，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些相關國家的不安。兩個趨勢難以對錯簡單論之，而是雙方都在轉型中摸索新的相處方式。
談罷經濟和外交的大格局，那麼國際上對這五年來中國國內政治發展最大的關注點是什麼？恐怕是最高領導層持續、全面和高壓態勢的反腐。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所言的「蒼蠅老虎一起打」作為固定表達，已被西方媒體和學界廣泛採用。以筆者生活工作的美國為例，關於中國最高領導層獵虎打蠅的報導時常出現在主流媒體。不少教授同仁已把對這一政策的分析，列入《中國政治》課對教學大綱，成為必然探討的話題。
國內媒體經常將域外觀察稱為「第三只眼」。那麼這所謂的第三只眼，又是如何看待這場中國式反腐的呢？要想瞭解這個問題，需要先對西方當代政治學研究有個初步瞭解。西方政治學理論強調所謂「總結型知識」（generalizable knowledge）的重要性。換句話說，中國政治也好、美國政治也罷，不過是諸多個案。學者們的關注是通過對這些個案的研究，總結出規律和理論，能夠應用於其他個案。筆者記得讀研的時候，每每向導師彙報完新挖掘整理出來的資料，導師往往會問一句：「現在你彙報完了。告訴我，那又怎麼樣（so what）？對你的個案不感興趣的人，能從你那裏學到什麼？」這個有些咄咄逼人的「那又怎麼樣」（so what）恰恰是支持西方社會科學發展的動力。正因如此，西方政治學者極為重視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分析框架」（analytic paradigm）。他們最為依賴的兩個分析框架，就是「權力」（power）和「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
本文接下去會主要從「公共政策」這個框架分析這五年來中國政府的反腐行為。做出這樣的選擇有以下幾個原因：第一、基於權力的框架分析和意識形態緊密掛鈎。而中西方價值體系的根本不同，決定了這一分析必然帶有強烈的主觀判斷色彩。正因如此，從「權力」入手分析解釋政治現象，是西方媒體最愛用的角度，相關人士寫起來可謂洋洋灑灑、駕輕就熟。但是，這種權力角度的分析，準確性卻需要加上個大大的問號。推測與臆測，一字之差天壤之別。最高層的決策過程，不要說一般的媒體人，就是政府中的絕大多數人都無權全程參與。這不僅是對中國，就是美國人分析美國最高層決策，也是如此。難怪媒體人士多依賴不具名的「消息靈通人士」作為資訊來源。但相關作者到底對資訊和資料有多深入和準確的掌控？如果只能是「天知地知」般的神神秘秘，那麼分析的準確性和嚴肅性就難以保障了。
好在西方政治學中有另一個角度，即公共政策，來平衡權力分析的偏頗。公共政策的核心辭彙是「理性」（rationality）——政治學者們把政策看作應對某具體問題的理性解決方案。該理性方案的出發點必須是針對團體而不是某個具體的個人（collective decision）。當然，團體可大可小，包含範圍上達國家下至家庭。公共政策這一分析角度的優點，就在於拒絕價值觀對分析的左右。與依靠所謂「消息靈通人士」的小道消息不同，公共政策角度力圖根據各種公開和官方的資訊，闡明政策的標的，並分析政策是否達到標的。
跳出價值觀這一主觀色彩濃厚的概念， 筆者認為可以從兩個層面闡述中國這新一輪反腐的理性標的。其一、這次反腐行動持續的時間和開展的強度是對幾十年來依靠舊體制「疲勞駕駛」的一次大修。如果從1978年三中全會算起，改革開放已進入第三十九個年頭，中國的變化翻天覆地。但舉世矚目的成績背後，是政、經、社會各種關係沒有理順而產生的各種問題的不斷積累。隨著發展模式的成熟和經濟增速不可避免的放緩，長期潛伏的各種問題也就越來越鮮明起來。近年來一些地區出現了塌方式腐敗，還有些地區或領域出現了領導換來換去但腐敗代代相傳的現象。這都說明腐敗雖然發生在具體的人身上，但其彌漫性、長期性的存在說明體制出了問題。這絕不是撤換一兩個人就可以解決的，得從體制下手了。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面臨體制改革的挑戰了。不同時期，中國政府面臨著不同的體制改革重點。八十年代初，當時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曾把解決新老交替的體制改革，提到「再不動就會亡黨亡國」的高度。如今，這一問題已經得到體制上的解決。但新的體制問題會出現。拿反腐為例：中國新一代的最高領導層顯然認識到了，對體制腐敗再不動刀子，「亡黨亡國」的危險絕不是聳人聽聞。為什麼這樣說？因為任何一種體制的法理性（legitimacy），都體現在正反兩面。正面是體制的向前推進能力。說通俗了，「發展就是硬道理」。在這方面，中國政府可以說是交出了一份靚麗的答卷。但從反面來看，體制的法理性，還體現在糾錯能力，意即政府能夠通過回頭看，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沒有這種體制糾錯能力，靚麗的發展成績也就失去了公平公正這個平臺，反而會加劇矛盾。問題越積越多，公眾的質疑聲會越來越大，最終傷害體制的法理性，導致發展模式的脫軌。這絕不是危言聳聽。事實上，中國此次反腐行動的持續時間和強度，印證了最高層的風險評估。
新一輪高壓反腐的第二個理性標的，是通過這場行動增強中央政府和最高層的執政權威。在這裏需要再介紹一個政治學概念，即「強國」（strong state）。需要指出，西方政治學從公共政策角度闡述的「強國」概念，並不是指經濟軍事實力，也不是單指某意識形態，而是指政策法規制定後，對各級政府和社會的真正約束力。通俗地說，就是一個「有法必依」的國家，才是一個真正的強國。從這個定義出發，美國和西方主要發達國家，都是標準的政策施行強國。
中國則不然——「山高皇帝遠」這句俗語，恰恰說明了中國幾千年來一直沒有解決好樹立中央權威的問題。根深蒂固的威信赤字，也體現在了反腐行動中。相信對於反腐這個話題，中國的公眾並不陌生，甚至有了些老生常談的感覺了。但為什麼這次反腐行動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一方面恐怕是因為被打的「老虎」，即高級官員的層次和數量前所未有；另一方面是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制訂一套較之國家法規更為嚴格的黨紀來約束自身隊伍 ，並通過派出巡視組以及回訪等舉措，把反腐行動細化和制度化。但這場中國特色反腐行動的驅動力卻是國際共通的：建立言必信、行必果的具有威信的中央政府。不管山多高，最高層的政策和意志必須不打折扣地給予施行。從這個角度講，本次反腐的更深遠目的，是打造出各級政府執政者對法律法規的一顆敬畏之心。這是中國走向政策施行強國的必由之路。
從公共政策角度談罷中國的新一輪反腐，筆者再略談一下反腐的國際共通性。如果把腐敗比喻為細菌的話，那麼世界上沒有哪一個政府生活在完全無菌的環境裏。權、錢和政策三極的互動中，通過濫用其中一極，以促進實現其他兩極的利益最大化——這種欲望是跨文化的，儘管在諸體制中程度不一，形式各異。但任何一種體制違規和權力濫用都是腐敗，民眾對此都心懷不滿。
以美國為例：本次特朗普異軍突起，並最終入主白宮，其主要競選口號之一就是「抽幹沼澤」（drain the swamp）。美國人都知道他所指的沼澤是什麼：出沒於國會和政府間，受到各種特殊利益集團控制的遊說者們（lobbyists）。特朗普指責他們把國家變得污濁不堪，首都華盛頓更成了腐敗蚊蠅孳生的沼澤。特朗普上臺後，能多大程度的抽幹這個遊說集團的沼澤，不得而知。但這一競選口號在選民中得到普遍支持是不爭的事實。而美國最高法院前幾年推翻了聯邦選舉中對籌款和開支的大部分限制。這一舉措更是在不少選民眼中成了「為錢背書」的腐敗條款。再以日本為例，體制的腐敗體現在了其選舉法對農村選民的一邊倒式支持，導致該國極高的農業貿易壁壘，最終利益受損的是日本消費者自身。
反腐是一個全球性的課題。打造理性的公共政策，建立有效的中央權威——面對反腐這道必答題，中國政府正在力圖給出適合自身的答案。
文章來源：FT中文網／從公共政策視角看中國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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