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雲漢：在民粹政治下 台灣正跌落「均貧」深淵
2017-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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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雲漢說，更讓人擔憂的是，我們的新世代已經開始用腳投票。這幾年愈來愈多的最優秀的台灣高中畢業生，他們的優異學測成績可以讓自己輕易進入台大、交大或清華這些國內頂尖大學、但他們寧可放棄這條坦途，而選擇到香港去讀港大、中大與科大，或直接申請北大、北京清華、上海復旦、浙江大學等大陸名校。
台灣研究基金會舉行「總統直選與民主台灣」學術研討會，中研院院士朱雲漢在會中表示，台灣的經濟增長動力早已在東亞四小龍中敬陪末座，兩岸關係僵局長期無解讓台灣的經濟角色日趨邊緣化。整體而言，台灣已經脫離邁向「均富」的發展軌道，在民粹政治推波助瀾下正加速跌落趨向「均貧」的深淵。
研討會為期兩天，為強化研討會的權威性，主辦單位特別邀請藍綠大咖出席，包括李登輝、陳水扁，台北市長柯文哲、台中市長林佳龍，前行政院長張俊雄、張善政，前監察院長錢復、前國安會秘書長邱義仁、蘇起等人。但李登輝和陳水扁都另有原因未能出席。
朱雲漢在研討會中，以「反思台灣民主發展的困境：從特殊性到普遍性分析」為題主講。朱表示，從客觀的歷史條件來看，台灣的民主發展的確不是沒有機會在華人社會、東亞地區乃至於全球樹立一個優質民主的範例。台灣仍享有一些特殊的有利條件，台灣有為數眾多的中產階級、城鄉與貧富差距均較其他開發中國家小，選民的平均教育程度高，國家官僚機構的素質較高，民間社會活力蓬勃。
也正因為如此，社會大眾對於民主治理的品質，也會用較高的標準來要求，來檢驗我們政治體制以及朝野菁英的作為與表現。坦白的說，台灣的這些有利條件並沒有促成優質民主在這個島上落地生根。亮麗的國際民主評比並不能掩蓋台灣民主發展在現實上面臨巨大的困境。
朱雲漢指出，其實，2000年大選之後，一個盤根錯節的支配性政黨體系驟然崩解了，自此台灣就反覆陷入嚴重的民主治理危機。從第一次政黨輪替開始，台灣民眾就深深的感受到，他們尚未享受到政權輪替帶來的民主改革紅利，卻飽嘗政局動盪所帶來的經濟衰退惡果，同時新的金權政治弊案還不斷湧現。
朱雲漢強調，這些年來台灣的經濟邊緣化問題愈來愈嚴峻，產業升級的瓶頸始終難以突破，國內投資意願長期低迷，許多民眾更感覺到民主體制無力回應當前台灣生存與發展所面臨的各項重大挑戰，也無法許人民一個可期待的未來。
這二十年來，台灣民眾對於民主治理品質的失望，以及與對台灣經濟前景的悲觀預期，導致社會出現信心危機，各階層都瀰漫著迷惘、失落、與挫折感。尤其是面對中國大陸在習近平時代快速躍登世界領導大國舞台，並在全球進行全方位戰略佈局，包括啟動「一帶一路」倡議以圖深化「南南」合作與打造歐亞大陸經濟一體化、開辦「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與「金磚新開銀行」、藉助 G20 平台推進全球治理機制改革，利用「金磚五國峰會」引領新興市場國家共同推進更穩定、公平與包容的國際經濟秩序，這些發展完全超出台灣政治人物的想像，朝野上下不知所措，更讓台灣民眾普遍感到仿徨無助。
同樣令人憂心的是，民主治理危機也動搖了台灣民主體制的正當性基礎。有大量經驗證據顯示，台灣民眾對於民主體制優越性的信念不斷鬆動，民眾對於民主體制內主要機構的信任度更是滑落谷底。
朱雲漢說，更讓人擔憂的是，我們的新世代已經開始用腳投票。這幾年愈來愈多的最優秀的台灣高中畢業生，他們的優異學測成績可以讓自己輕易進入台大、交大或清華這些國內頂尖大學、但他們寧可放棄這條坦途，而選擇到香港去讀港大、中大與科大，或直接申請北大、北京清華、上海復旦、浙江大學等大陸名校。
他們小小年紀卻願意承受離鄉背井的磨練，因為他們意識到留在台灣念大學會讓他們在國際職場競爭上輸在起跑點上。現在知名跨國企業在亞洲選拔新進員工都是挑選頂尖大學的畢業生，基本上都是以世界大學排名一百大為門檻，非世界百大的高校畢業生連獲得面試的機會都沒有。現在不僅知名歐美跨國企業的人力資源部門普遍採行這個招聘政策，連華為、阿裡巴巴、騰訊、海航、中信這些大陸知名跨國企業在海外招聘也開始採取類似的政策。
朱雲漢提到，而我們最好的台灣大學這幾年，在好幾項世界大學排名榜上已經數次掉落百大之外，所以這幾年連台大畢業生去香港、新加坡或上海應徵知名跨國企業與金融機構的工作都不得其門而入，更遑論清華、交大與政大的畢業生。我們的頂尖高中畢業生年紀雖小，但對當前台灣面臨的困境卻看得很清楚：台灣的經濟增長動力早已在東亞四小龍中敬陪末座，兩岸關係僵局長期無解讓台灣的經濟角色日趨邊緣化，再加上政府財政資源日益短缺，以及選舉考量導致教育資源不斷被平均主義稀釋，台灣研究型大學的資源條件與週邊國家頂尖大學的差距愈來愈大。
朱雲漢最後說，整體而言，台灣已經脫離邁向「均富」的發展軌道，在民粹政治推波助瀾下正加速跌落趨向「均貧」的深淵。從人類長期的歷史發展經驗來看，任何政治體制無論在理論上多麼美好，若不能提供一個政治社群它的社會與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公共治理能力與品質，若不能引導一個社會採取合理的對策來有效回應國際環境的挑戰與機遇，若不能讓一個社會維持可持續性發展的基本動力，遲早會出現嚴重的合法性危機。
當我們新世代中最優秀的一群開始選擇用腳投票，乃是一個不可忽視的警訊，因為這意謂著賦予我們用手投票權利的政治體制出了大問題。
【中評社台北 / 記者 張嘉文】
研討會為期兩天，為強化研討會的權威性，主辦單位特別邀請藍綠大咖出席，包括李登輝、陳水扁，台北市長柯文哲、台中市長林佳龍，前行政院長張俊雄、張善政，前監察院長錢復、前國安會秘書長邱義仁、蘇起等人。但李登輝和陳水扁都另有原因未能出席。
朱雲漢在研討會中，以「反思台灣民主發展的困境：從特殊性到普遍性分析」為題主講。朱表示，從客觀的歷史條件來看，台灣的民主發展的確不是沒有機會在華人社會、東亞地區乃至於全球樹立一個優質民主的範例。台灣仍享有一些特殊的有利條件，台灣有為數眾多的中產階級、城鄉與貧富差距均較其他開發中國家小，選民的平均教育程度高，國家官僚機構的素質較高，民間社會活力蓬勃。
也正因為如此，社會大眾對於民主治理的品質，也會用較高的標準來要求，來檢驗我們政治體制以及朝野菁英的作為與表現。坦白的說，台灣的這些有利條件並沒有促成優質民主在這個島上落地生根。亮麗的國際民主評比並不能掩蓋台灣民主發展在現實上面臨巨大的困境。
朱雲漢指出，其實，2000年大選之後，一個盤根錯節的支配性政黨體系驟然崩解了，自此台灣就反覆陷入嚴重的民主治理危機。從第一次政黨輪替開始，台灣民眾就深深的感受到，他們尚未享受到政權輪替帶來的民主改革紅利，卻飽嘗政局動盪所帶來的經濟衰退惡果，同時新的金權政治弊案還不斷湧現。
朱雲漢強調，這些年來台灣的經濟邊緣化問題愈來愈嚴峻，產業升級的瓶頸始終難以突破，國內投資意願長期低迷，許多民眾更感覺到民主體制無力回應當前台灣生存與發展所面臨的各項重大挑戰，也無法許人民一個可期待的未來。
這二十年來，台灣民眾對於民主治理品質的失望，以及與對台灣經濟前景的悲觀預期，導致社會出現信心危機，各階層都瀰漫著迷惘、失落、與挫折感。尤其是面對中國大陸在習近平時代快速躍登世界領導大國舞台，並在全球進行全方位戰略佈局，包括啟動「一帶一路」倡議以圖深化「南南」合作與打造歐亞大陸經濟一體化、開辦「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與「金磚新開銀行」、藉助 G20 平台推進全球治理機制改革，利用「金磚五國峰會」引領新興市場國家共同推進更穩定、公平與包容的國際經濟秩序，這些發展完全超出台灣政治人物的想像，朝野上下不知所措，更讓台灣民眾普遍感到仿徨無助。
同樣令人憂心的是，民主治理危機也動搖了台灣民主體制的正當性基礎。有大量經驗證據顯示，台灣民眾對於民主體制優越性的信念不斷鬆動，民眾對於民主體制內主要機構的信任度更是滑落谷底。
朱雲漢說，更讓人擔憂的是，我們的新世代已經開始用腳投票。這幾年愈來愈多的最優秀的台灣高中畢業生，他們的優異學測成績可以讓自己輕易進入台大、交大或清華這些國內頂尖大學、但他們寧可放棄這條坦途，而選擇到香港去讀港大、中大與科大，或直接申請北大、北京清華、上海復旦、浙江大學等大陸名校。
他們小小年紀卻願意承受離鄉背井的磨練，因為他們意識到留在台灣念大學會讓他們在國際職場競爭上輸在起跑點上。現在知名跨國企業在亞洲選拔新進員工都是挑選頂尖大學的畢業生，基本上都是以世界大學排名一百大為門檻，非世界百大的高校畢業生連獲得面試的機會都沒有。現在不僅知名歐美跨國企業的人力資源部門普遍採行這個招聘政策，連華為、阿裡巴巴、騰訊、海航、中信這些大陸知名跨國企業在海外招聘也開始採取類似的政策。
朱雲漢提到，而我們最好的台灣大學這幾年，在好幾項世界大學排名榜上已經數次掉落百大之外，所以這幾年連台大畢業生去香港、新加坡或上海應徵知名跨國企業與金融機構的工作都不得其門而入，更遑論清華、交大與政大的畢業生。我們的頂尖高中畢業生年紀雖小，但對當前台灣面臨的困境卻看得很清楚：台灣的經濟增長動力早已在東亞四小龍中敬陪末座，兩岸關係僵局長期無解讓台灣的經濟角色日趨邊緣化，再加上政府財政資源日益短缺，以及選舉考量導致教育資源不斷被平均主義稀釋，台灣研究型大學的資源條件與週邊國家頂尖大學的差距愈來愈大。
朱雲漢最後說，整體而言，台灣已經脫離邁向「均富」的發展軌道，在民粹政治推波助瀾下正加速跌落趨向「均貧」的深淵。從人類長期的歷史發展經驗來看，任何政治體制無論在理論上多麼美好，若不能提供一個政治社群它的社會與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公共治理能力與品質，若不能引導一個社會採取合理的對策來有效回應國際環境的挑戰與機遇，若不能讓一個社會維持可持續性發展的基本動力，遲早會出現嚴重的合法性危機。
當我們新世代中最優秀的一群開始選擇用腳投票，乃是一個不可忽視的警訊，因為這意謂著賦予我們用手投票權利的政治體制出了大問題。
【中評社台北 / 記者 張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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