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對弈:應付下一個文明衝突(一)

2017-10-27 4140

在中美角力的案例中,修昔底德的風險,由於兩國文明的不相容,而被惡化了;這種不相容,也擴大雙方的競爭,並使得彼此的友誼,變得益發不可能。中美之間的失諧,在兩者的歧異最顯而易見;這些歧異是觀念的,包括中、美分別如何看待國家(政府)、經濟、個人角色、國際關係和時間的意義。

吳怡 / 編譯

一覺醒來,美國人驚覺一個崛起的中國,在每個領域居然都與其旗鼓相當;然而這些老美卻阿Q地認為,隨著中國越富越強,她將會跟隨德國、日本及其他國家的腳步,歷經一番劇烈的轉變,一躍成為一個先進、自由的民主政體。在這個邏輯之下,全球化、市場導向的消費主義,和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秩序,終將引領中國成為對內民主,對外是前美國副國務卿左里克(Robert Zollick)所描述的「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政治科學家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反對這個看法。在他一篇於1993年刊登在本雜誌(the Foreign Affairs)、標題為「文明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的短文中表示,(各國)不僅不會融入全球自由秩序,反而文化斷層線(cultural fault lines)將成為重要特徵,足以定義後冷戰(post-Cold War)的世界。(譯按:文化斷層線: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杭亭頓的論點至今仍受到重視,主要是因為他先知先覺地點出了「西方與回教世界」的區別—這條裂痕,經由911攻擊和其餘波後,被如實掀開。至於美國領導的西方文明和中國文明,在杭亭頓眼中也是差異,是深刻、永存且重要的差異。如他所著:「存在一個『普世文明』,這樣的概念,是西方才有,且與亞洲社會的特殊主義截然對立」。(譯按:特殊主義:屬政治理論,亦即每個政治實體將自己的利益凌駕於普世的權利之上)。

這麼多年來的世界,支持了杭亭頓的論點。往後的歲月只會更強化。美國已實現了杭亭頓所認為的西方文明。而美國人和中國人由於價值、傳統和哲學,所產生的緊張情勢,將會擴大中美之間結構性的壓力,也就是說,例如像中國這樣的強權崛起,將威脅取代像美國這樣的既有強權。

如此權力的轉移,一不小心就會導致衝突,而這是基於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的理論;此為依據古希臘歷史學家而起的名字。修昔底德發現,新興的雅典和統治的斯巴達之間存在著危險關係。根據修昔底德:「是因為雅典實力的增長,以及這種增長在斯巴達所引起的恐懼,使得戰爭變得不可避免」。可以理解的是,新興強權會感到一股增加的特權,也希求更多影響力和被尊敬。至於既有強權,當遇上挑戰者,傾向於表現出恐懼、無安全感和防禦性。於是在這樣的環境下,誤會越滾越大、同理心難以尋得,另外不時還有偶發事件和第三方行為,這本來是不重要且可輕易應付的,居然也可以觸發戰爭;而這類戰爭,是原本最主要的兩造,都不想看到的。(譯按:第三方行為:歷史有云,較小國家(第三方)的行為,將大國拖進了戰爭。著名的有1914年塞爾維亞恐怖分子刺殺奧匈帝國王儲,引發一次世界大戰;以及今日的北韓試射,是否也將美中捲入戰爭?)

在中美角力的案例中,修昔底德的風險,由於兩國文明的不相容,而被惡化了;這種不相容,也擴大雙方的競爭,並使得彼此的友誼,變得益發不可能。中美之間的失諧,在兩者的歧異最顯而易見;這些歧異是觀念的,包括中、美分別如何看待國家(政府)、經濟、個人角色、國際關係和時間的意義。

在美國人眼中,政府是必然的邪惡,並且在他們的信念裡,國家走向暴政和濫權是可能的,因此應該感到恐懼並加以箝制。然而就中國人而言,政府是必然的好與善,是作為保證秩序與防止混亂的支柱。至於在美式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中,政府制定並執行規則;雖然偶爾在經濟方面,實施國有制度和政府干預,但卻是不得已的例外。中國的國家主導型市場經濟,則是政府訂定成長目標、挑選和補助某些產業以發展、扶持國家冠軍(譯按:中國政府用產業政策來扶持所謂的「國家冠軍」企業),以及為了國家利益,進行重要、長期的經濟計劃。

美式個人主義度量社會的方式,是端看這個社會是否能夠保障個人權利,和助長個人自由;而中國文化並不歡這種個人主義。的確,「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在中文詞彙中,意味著自私地將注意力放在個人而非社群上。再看西方文化中「不自由毋寧死」,若置放在中國文化中,應該被轉換成「社會不和諧,毋寧死」。因為對中國人而言,秩序是最高價值,而階級制度中,信徒服從孔子之首要原則「安分守己」,則成就了和諧。

上述觀點不僅在中國社會內部成為王道,就連應付國際事務,中國人也遵循此道;在他們眼中,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相當於金字塔的頂端,其他國家理應屈居於從屬國的地位。美國人的觀點則稍有不同。自從二戰(World War II)結束,華府的態度是致力於,防止能挑戰美國全球軍事主導權、「平起平坐的競爭者」的出現。但是同時,戰後的美國對國際秩序的觀念,亦強調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系統,這樣的系統甚至能規範美國。

最後,在思索時間及經驗時間的流動上,美國人和中國人也迥然不同。美國人傾向於將注意力擺在現在,並以小時和天數來計算;至於中國人,則更具歷史觀,以數十年和世紀來思索。

當然,這些都只是簡單的概要,基於需求而被簡化,並沒有真正反映出美國和中國社會的複雜性。但是這些觀點敲響了一記警鐘,目的是提醒美國和中國的政策制定者,應該時時留心,在避免戰爭的情況下,處理彼此之間的競爭。

(未完)下一篇》中美對弈:應付下一個文明衝突(二)

【此文為編譯文章,原文刊登於美國《外交》(Foreign Affairs)雜誌2017年9/10月份,文章標題為 China vs. America: Managing the Next Clash of Civilizations。】
【筆者介紹:Graham Allison(埃里森)政治與國際關係理論家。曾擔任雷根總統國防特別顧問,之後於柯林頓任內擔任國防計畫助理部長。】
原文出處【圖片為資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