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對弈:應付下一個文明衝突(二)

2017-11-03 3927

就美國人而言,民主,才是政府唯一合理的形式:在上位者的正當性,來自於被統治階級的點頭同意。但在中國,這個觀念一點也不普遍。在中國,一個政府取得或失去其正當性,取決於它的施政表現。

我才是第一!

美、中的文化差異,因為一個特徵而被強化了,這個特徵為雙方共享且相當顯著:就是無比的優越感。他們皆自視卓越,且是獨一無二的。但是第一名只能有一位。已故的前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就曾質疑美國能否適應一個崛起的中國。他在一場1999年的訪談中說:「若美國在西太平洋(而非全世界)的稱霸地位,被一個亞洲民族所取代,而且是長久以來被貶低為墮落、軟弱、腐敗且無能的一個民族;這對美國人而言,情何以堪」?美國人文化至上的信念,將使得他們更難以調適。

在某些方面來說,中國的卓越主義(自視卓越),要比美國的更廣義。歷史學家蓋爾伯(Harry Gelber)於其2011年的著作(Nations Out of Empires)形容:「中國帝國自視為文明世界的中心」,在帝國時期「『中國』或『中國文明』在一位士大夫心中,並不是現今的觀念。對他來說,是漢民族,剩下的就是蠻族。任何未經文明洗禮的,依定義,都是野蠻人」。

直到今日,中國人相當自豪於自己文明的成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2年一場演說中說道:「我們的民族是偉大的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文明發展歷程中,中華民族為人類的文明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美國人亦然,自視為文明的領航者,尤其在提及其政治發展之際。好比美國人對自由的熱情,被珍藏在其政治信仰的核心文件,獨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中。這份文件宣示了「人生而平等」,和人「由造物主賦與了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獨立宣言還特別指出,這些權利包含「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並堅持這些不僅是毋須爭論、更是「不證自明」的真理。美國歷史學家霍夫斯達(Hofstadter)就曾寫道:「成為一個不僅是沒有意識形態、更是一個合而為一的國家,是我們的命運」。相對地,對中國人而言,秩序是政治中心思想—而且秩序源於階級。個人自由,如美國人所理解的,摧毀階級;然而在中國人眼中,它招惹混亂。

為我所言…為我所為?

上述哲學性的差異,可由美、中各自對政府的概念,得到解釋。美國的開國元勳,雖然對權威有著深深的不信任,卻認為社會需要政府。否則,誰能自外侮保護美國公民的安全?誰又能自內部的犯罪保障公民的權利?然而這些開國元勳卻因一個兩難的處境而掙扎:一個政府,若權力之大,以至於能夠盡司其職,那麼它將走上暴政一途。為了解決這個難題,他們設計了一個如歷史學家(Richard Neustadt)所描述之「分立的機關共享權力」的政府。於是產生了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門互相牽制,也導致推遲、僵局,甚至是失能。但是卻提供了制衡功能,防止濫權。

中國人對政府的觀念,和一己在社會的角色,與美國人的差異已達極致。如同李光耀所觀察:「中國的歷史和文化紀錄顯示,當出現一個強勢的中央(北京或南京)之時,該國是和平且繁盛的。當中央是弱勢的,則出現軍閥割據各省各縣的情況」。依此,美國人所抗拒之上述強勢的中央政府,呈現給中國人的,是一個對國內外,促進秩序和公共利益的代理人。

就美國人而言,民主,才是政府唯一合理的形式:在上位者的正當性,來自於被統治階級的點頭同意。但在中國,這個觀念一點也不普遍。在中國,一個政府取得或失去其正當性,取決於它的施政表現。上海投資家李世默(Eric Li)於2013年在TED演講(TED Talk)發表的一場演說中,表達了他對民主想當然耳之最高位階的挑戰。他敘述著:「我曾被問及,『既然共產黨非民選,正當性何來』?」。「我回答:『知人善任的原則呢』?」。他接著提醒台下聽眾,1949年中國共產黨掌權之際,「中國深陷內戰,因外患而分裂,當時的平均壽命是41歲。今日,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以及工業重鎮,人民也更為富足」。

若提及向外宣傳各自的基本政治價值,華府和北京也有著相當不同的方式。美國人相信人權和民主是普世的價值,而且僅需要以美國為典範,並在世界各地實現。如同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隨後的著作「文明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所述,美國是「一個身負使命的國家」,驅動她的是一個信念:「非西方世界應該信仰西方價值…並實現這些價值」。大多數的美國人相信,民主權利將在世界任何地方、造福任何人。

數十年以來,華府所進行的外交政策,在於尋求促進民主的信念—甚至有時,企圖要在民主行不通之處,強行推銷民主。至於中國則是全然相反;雖然中國人相信其他人都得尊敬他們、景仰他們的美德,甚至要模仿他們的行為,中國領導階層卻從未以傳教方式來進行這項任務。前美國外交官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就曾指出,帝國時期的中國,「並未輸出其思想,而是讓其他人前來尋找」。毋庸置疑,雖然美國致力於讓中國改信美國信條,但是中國領導階層對此卻是深感懷疑的。鄧小平自1978年至1989年領導中國,並開始中國的經濟開放政策,曾於80年代後期向某位參訪官員抱怨,西方的說法「人權、自由和民主,是為了保障強大、富有國家的利益而設計,這些國家利用其力,欺負弱勢的國家,並且奉行霸權和實行強權政治」。

快思與慢想

美國人和中國人,對於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想法截然不同。今年7月,美國人驕傲地慶祝其建國241年;中國人則喜歡指出其歷史橫跨5000年。美國的領導階層時常提起「美國的實驗」(the American experiment),其時而脫序的政策則反映了這個態度。中國,相對地,自視為在宇宙間的固定存在:過去如此;未來如此。

基於對時間廣闊的看法,中國領導階層審慎地將事情區分為急性(需要立即的注意力)與慢性的,以及緊急與僅僅是重要的。難以想像一位美國政治領袖,建議將某主要外交政策問題,擱置一個世代。然而,這卻正是鄧小平在1979年所做的;在領導中方與日本談判釣魚台列嶼的爭議時,鄧小平接受了一個日後的、而非立即的解決方式。

對於新聞週期和大眾意見的需求,再敏感也不過的美國政治人物,利用推特或宣布淺顯易懂、快速解答的政策計劃。中國領導階層,相對地,是獨具策略地有耐心:只要趨勢站在他們這一方,他們習慣於等問題自己結束。美國人則自詡為問題終結者。他們視一個一個的問題為各自獨立的議題,處理完一個,就可接著下一個。美國小說家和歷史學家維多(Gore Vidal)曾稱美國為失憶眾國(the United States of Amnesia)—在這個國度,每個想法都是創新,每個危機都是前所未見的。這迥異於具深層歷史觀的中國人,他們認為太陽底下無新鮮事。

的確,中國領導階層相信,許多問題無法得到解決,而是必須得到處置。他們視挑戰為長期和連續的;今日面對的議題,源於過去進化的過程,也許是過去一年、十年或是一世紀。而現在他們進行的政策行動,只不過對於這個進化過程稍有影響。例如,自從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統治台灣,而北京視該政府為非法。雖然中國領導階層堅持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他們進行的是長期策略,亦即強化兩岸經濟和社會的連結,目的是讓台灣逐漸回到中國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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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為編譯文章,原文刊登於美國《外交》(Foreign Affairs)雜誌2017年9/10月份,文章標題為 China vs. America: Managing the Next Clash of Civilizations。】
【筆者介紹:Graham Allison(埃里森)政治與國際關係理論家。曾擔任雷根總統國防特別顧問,之後於柯林頓任內擔任國防計畫助理部長。】
原文出處【圖片為資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