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賠款獎學金 王世榕五星級的留歐生活(上)

2018-02-02 2103

王世榕,少數住在布魯塞爾的活躍學生、經常被大使館找去充當免費翻譯員,有一天,接待一位來自台灣大同公司人員,一杯咖啡下肚,吐了台灣勞資關係與勞工問題的苦水。沒想到,他被告密了,不久,被國安局列為共產黨,變成危險份子。

文/鄒麗泳

王世榕,少數住在布魯塞爾的活躍學生、經常被大使館找去充當免費翻譯員,有一天,接待一位來自台灣大同公司人員,一杯咖啡下肚,吐了台灣勞資關係與勞工問題的苦水。沒想到,他被告密了,不久,被國安局列為共產黨,變成危險份子。

一杯咖啡的代價變成共產黨

王世榕回想,就是這位林先生的密告,讓他變成共產黨。原本只是單純喝一杯咖啡,聊到比利時這邊的生活與課業,也談到勞工問題與勞資關係,說了大同公司沒有給工人應有的權力,台灣的工會都是假的之類的話。半年之後,負責歐洲的國安局情報頭子告訴他,「來自國內的消息說你是共產黨」。

1960年代,台灣學生出國留學大多選擇美國或日本,留學歐洲是少數中的少數。一般而言,國民黨高官子女泰半選擇留美,外省人居多,因為國民黨大官與美國官員熟稔,留美也有各種教育津貼。選擇到日本多是本省人,早一輩台灣鄉紳受日本教育,台灣子弟留學也以日本為優先考量。到歐洲留學比較特別,大部分拿教會獎學金出國,當時法國、西班牙、比利時也給台灣留學生獎學金。王世榕拿到比利時政府獎學金,台灣只有6個名額。

19世紀末,八國聯軍攻打北京,清帝國戰敗、投降簽下庚子條約,巨額賠款稱為「庚子賠款」。20世紀60年代,王世榕與其他5位台灣菁英用庚子賠款踏上赴歐旅程,不久,庚子獎學金名額給了中國留學生。

台灣菁英齊聚歐洲 踏上不同旅程

1960年代,王世榕搭乘飛機前往歐洲,當時大多數人都是搭船,一坐就是三個月,旅程艱辛。1966年,前往比利時布魯塞爾大學留學,研究工業社會學、勞動社會學、勞動哲學、國際勞動組織與勞資關係,這是台灣最早鑽訮勞工議題的留學生之一。

拿庚子賠款獎學金,三年學雜費免費,每個月提供200元美金的生活費,相當於比利時一位中學老師的薪水,王世榕租了50坪大的公寓,住得舒適,留學生活並不清苦,甚至過得頗為愜意。

當時拿庚子獎學金的還有,台杉投資公司董事長吳榮義,大約在1970年到名校比利時魯汶大學就讀,連戰的智囊蔡政文博士也是魯汶大學的高材生,還有前立委盧修一。台灣留歐菁英還有張維邦、張維嘉兄弟(瑞士),國民黨高官袁守謙的女兒袁旃學藝術史,台灣雷射光專家劉海北,劉的妻子是蒙古郡主席慕容,她是台灣早期知名作家兼畫家。留歐學生很優秀,不少人返國之後在學術界大放異彩,在各領域引領風騷。

當時台灣留學生到比利時,幾乎(95%)就讀魯汶大學,他念布魯塞爾大學,人單力孤,因此,每到周末假日,就從布魯塞爾跑到魯汶地區找台灣同學聚會,吃吃台灣菜、講一講國台語,否則沒有機會講。愛開玩笑的他也透露,有時候,他會帶著外國漂亮女孩子到魯汶「示威」,羡煞不少同學。其實,留學生活很苦悶,除了,隻身在外寂寞,想念家鄉,加上,文化震盪等因素,留學生經常聚在一起喝啤酒,女生也會到酒吧狂歡一下,解解鄉愁。

然而,王世榕布魯塞爾安逸的留學生活被一件意外事件打亂,遑遑不安。1970年前後,歐洲的台獨運動愈來愈活躍,他沒有參加台獨運動,卻被國安局列為共產黨。

這可能與王世榕研究社會主義有關。當時,台灣商人到歐洲時,通常先拜會當地的大使館,他是少數住在布魯塞爾的留學生,英法文都很好,經常充當大使館的免費翻譯員,有一次接待台灣大同公司的林先生,就是他的密告,讓他變成共產黨。

自己變成共產黨還是一位駐比利時大使館的情報頭子告訴他,王問「有沒有人可以消掉?」他回以「沒有人敢銷毀」。後來王世榕氣憤發誓,如果回台灣被抓,一定要找這個混帳「抓耗子」算帳。

毛語錄不如蔣介石嘉言錄

儘管自己被台灣特務歸類為共產黨,但王世榕對共產主義的想像與觀念很快就破滅了。

1968年,法國學生運動一路從歐洲蔓延到全世界,當時,他被推舉為布魯塞爾大外國學生代表參與學校改革,駐比利時教育部文化參事傅維新勸他,你想要回台灣、最好不要參加這些活動,乖乖念書就好、不要惹麻煩,王世榕聽勸未參加。

不久,發生一件衝擊觀念大事。當時,中國文化大革命打著破舊立新等觀念,很前衛,當代不少德國哲學家、法國沙特等人讚揚,很多學生支持左派思想,王世榕在精神上還算支持共產思想,但這件事讓他對共產黨的觀念完全改變。

當時布大舉辦一場「中國文化大革命文物展」,王世榕像做了虧心事一樣偷偷跑去參觀,因為很怕被同學撞見被人誤會支持共產黨。壓不住好奇心,他不僅看了展覽,也快速偷偷買了法文版毛語錄回家看,毛語錄竟然比蔣介石嘉言錄還不如。毛語錄充其量就是中國俚諺語,加上共產黨標語與勵志的大雜膾,從此認定共產黨都是騙人的,至少中國共產黨是騙人的。

亞太學生會長改選 台韓合作擊退日本

王世榕個性爽朗活潑,大嗓門有話直說,鋒頭很健。他不是教徒、卻被拉去參加新教的教會活動,一混就變成老大。還有一次,亞太留歐學生聯誼會在日內瓦舉辦訓練營,同時進行正副會長選舉,包括韓國、日本以及他都出來參選。王世榕跑去先拉攏韓國學生,曉以大義說應該台韓合作打垮日本的候選人,因為台灣留學生沒有擔任過會長,韓國學生已當過,這一次你支持我,下次我支韓國,拉左手打右手的結果,王世榕當選了,台韓合作成功打敗日本。

3年多的布魯塞爾留學生活結束,當時年少輕狂,王世榕迫不及待飛奔日本,在日本,有他心儀已久的森小姐。1969年11月抵達日本,表面上,赴早稻田大學留學,實際上,是為了追求女孩子,為愛走天涯。森小姐拿日本政府獎學金到比利時留學,兩人在歐洲時就經常在一起喝咖啡,互有好感,情愫在比利時已種下。

森小姐住神戶,王世榕住住東京朋友的家,兩人在日本見了兩次。第三次見面前夕,她在電話另一端說,「你不用再來找我了,我要回比利時,她跟以前的男朋友重修舊好了」,失望的他在愛情戰場上敗陣下來,心裡難過好一陣子。

把妹不成,三個月觀光簽證又即將在期,最慘的是,錢都花光了,連吃飯都成問題,央請朋友的父親把護照延長到一年,首先要解決吃住及語言的問題。個性豁達,王世榕心想,既來日本就「既來之則安之」,他跑到專收外國人學習的涉谷日語學校高級班學日文,學了三個月,老師叫他不用再去了,因為他本來就會日文,不用再補習了。

為愛飛奔日本 三溫暖打工、淪為BOY桑

口袋空空、阮囊羞澀的王世榕,為了生計在日本展開打工生活。他白天打工到輪胎公司打工,後來又到三溫暖打工、當BOY桑(夥計),幫客人家拿毛巾。「我在日本做最底層的工作,吃很多苦,甚至到黑社會經營的酒吧、三溫暖打工也不以為意,苦到這種情況」。不過,很有女性緣的他,與日本姑娘逗嘴、開玩笑,連她們很好奇怎麼會有外國留學生願意到三溫暖工作?

當時日本人對台灣人還存有統治者的睥睨姿態,比較瞧不起台灣人,王世榕求職過程多次嚐到矮人一截被歧視的滋味。有一次看報紙應徵補習班中文教師工作,電話談得很愉快,本來都OK了,當對方問「你是哪裡來的?是北京來的嗎?」我說「我是台北來的」。對方表示,你的程度很好有資格教中文,但我勸你不要來,王反問「為什麼?」因為我們完全用中國授講內容、用中國的教法,你回台灣以後可能會有麻煩。王世榕心想也對,都被情報單位列為共產黨了,如果在日本又與中國牽扯不清,恐怕連台灣都回不了,因此,自己打了退堂鼓。

又有一次,王世榕應徵教授法語工作,一開始在電話那頭也是聊得很愉快,當問到來自哪裡?我說,來自台灣時,又不行了。補習班說,因為你不是白人,不是白人教法語學生是不會接受的,何況還是來自被日本統治過的台灣。因此,他只能在日本做最底層工作。

天性樂觀的王世榕,在日本品嚐酸甜苦辣的底層社會生活,看盡世間冷暖,儘管,生活過得很苦,他還是利用一年簽證到期之前,到關西、九州大大暢快旅遊,回國前把諸多不快與煩惱拋諸腦後,帶著一顆忐忑不安的心,1970年年底踏上返鄉之路。

王世榕檔案:

1940年生於台北,台大法律系畢業、政大研究所碩士、比利時布魯塞爾大學勞研碩士以上學位、日本早稻田大學研究。

曾任青商會總會長、美國亞洲基金會秘書長、亞洲之友協會執行長、英文台灣新聞總主筆等,扁政府時代擔任駐瑞士代表,現為建宏文教基金會董事、邱再興文教基金會董事、風雲網路電視評論員等。

(本文轉載自《台灣歐洲聯盟研究協會》)

【圖片來源:《台灣歐洲聯盟研究協會》,鄒麗泳/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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