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春山
-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
「四方安全對話」各有所圖
20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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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有需求也有條件，參與美國倡議的印太戰略體系；但鑑於這次東京「四方安全對話」成員的各有所圖，臺灣也必須問問自己，「我們所圖為何」？
趙春山／評論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澳洲外交部長潘恩（Marise Payne）、印度外交部長蘇杰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10月7日在東京舉行「四方安全對話」（Quad）。這是繼去（2019）年四國外長在美國紐約首度舉行會談後，再度進行的一次對話，也是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日本新任首相菅義偉上任後，日本首度召開的部長級國際會議。
「四方安全對話」是美國印太戰略的一環。按照美國副國務卿畢根（Stephen Biegun）的說法，「由於印太地區缺乏強而有力的多邊機構」，故須仿效北約，建立一個以四國為基礎，並擴大吸收其他成員加入的組織，目標就是「防堵來自中國的挑戰」。
面對美國國內疫情肆虐、川普本人又不幸確診的情況下，蓬佩奧雖刻意縮短訪日行程，但仍是有備而來。目的就如他接受《NHK》專訪時所說：「我是為了確認印度太平洋是自由、開放且依法統治，還有我們都反對中國共產黨帶來的威脅而來。」蓬佩奧強調，更重要的是，「這樣的課題不僅是美日澳印這四國，也需要東協（ASEAN）等區域全體一起團結對抗。」
我認為川普的選情正遭對手拜登的強力挑戰，蓬佩奧希望把共和黨競選團隊精心設計的「反中牌」，從國內打到國外，期能達成「出口轉內銷」的效果，為川普競選連任加分。
然而蓬佩奧的「反中」言論，並沒有在「四方安全對話」中產生共鳴。與會各國對於中共在東海、南海的軍事行動表示關切，也都同意蓬佩奧所說，在「維持印太地區的自由、開放和繁榮」方面，具有共同的價值和利益；但日澳印外長卻在各自發表的公開聲明中，小心翼翼避免提到「中國」。我想最大原因就是這些國家至今仍無法擺脫對中國的貿易依賴。據全球金融數據公司路孚特（Refinitiv）計算，中國在2019年時已是澳洲最大貿易出口對象，也是日本第2大和印度第3大出口國。
如果日澳印三國企圖減少對中共的過度依賴，那就是要推動三國供應鏈的多元化，形成需求互補；但有中國大陸學者指出，中國目前為東亞商品及服務供給中心，與許多國家具廣泛產業聯繫，尤其在特定醫藥製品、原料化學製品等領域，中共更是為數不多之供應商，短期內很難被替代。
日本是這次「四方安全對話」的主辦國，「開放的自由印度洋太平洋」也曾是過去安倍政府提出的構想。所以首相菅義偉告訴來訪的蓬佩奧：「這一設想作為地區繁榮及和平的願景，在國際社會得到了廣泛的共識」，他所領導的政權，也將「堅定地推進這一設想作為基本方針」。
日本是美國在亞太地區最重要的盟友，誠如日本「防衛研究所」（Japan’s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高級研究員增田雅之所說：「日本必須追隨美國的戰略趨勢」；但對日本企業來說，經濟脫鉤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因為中國大陸的龐大市場、廉價且訓練有素的勞動力和高效基礎建設，對日本企業是極具吸引力的。
澳洲則從1970年代與中共建交後，就採取「政經分離」的政策，在經濟上依賴中國大陸市場，超過70%的煤、鐵和天然氣，都是出口到中國；但安全上則是維繫和美國的同盟關係，澳洲也是「五眼聯盟」的一員，和其他美國的盟友共享情報資訊。今（2020）年7月，澳洲和美日兩國還在西太平洋和南海舉行聯合軍演。但澳中關係在今年發生重大變化，中共不滿澳洲要求調查新冠病毒源頭，憤而抵制澳洲葡萄酒和其它農產品，這對澳洲經濟造成重大衝擊。澳洲外長潘恩在這次「四方安全對話」中，特別強調澳洲不會把矛頭指向「反中」，顯示澳洲仍重視與中共的經貿互賴。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印度應居印太體系的核心地位。由於中共已透過「一帶一路」倡議，掌控了印度的周邊鄰國，因此美國當然希望能拉攏印度加入「反中統一戰線」。雪梨大學副教授巴彭斯（Salvatore Babones）認為，「四方安全對話」成功的關鍵在印度，因為美國已經和澳洲、日本分別建立長久穩固的軍事盟友關係；惟有印度加入，這個四方架構對美國才有價值。
雖然最近中印邊境爆發歷史上最嚴重的衝突，但中印雙方有軍事對話機制，衝突不至升高到一發不可收拾。巴彭斯認為，就安全問題而言，「印度不見得需要美國」。儘管印度近期增加對美軍購，但其空軍仰賴的卻是法國達梭（Dassault）產的飆風戰鬥機（Rafale），而且也採購了俄羅斯的S-400防空系統。更重要的是，印度有不結盟的外交傳統，目前則是「上合組織」和「金磚五國」成員。印度運用多邊舞台在大國競爭中左右逢源，可為印度爭取最大的利益。
由於與會成員各有所圖，要把「四方安全對話」發展成亞太版的「小北約」，確實有相當難度。《華盛頓時報》9月27日報導，畢根認為若川普連任，「亞洲北約式」的聯盟構想，將在其第二任期中實現。但從川普上任以來的「退群」記錄，以及他處理與歐亞盟國分擔防衛支出的手法看，我認為畢根的說法可能太過樂觀；反而是若拜登勝選，聯盟成形的機會較大。
臺灣在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價值，受到印太體系內各國所重視，但臺灣非「四方安全對話」成員，只能應邀參加其延伸架構「Quad-Plus」的對話。蔡總統在國慶演說中強調：「我們將積極參與未來的國際和區域新秩序的建立。我們會秉持『價值同盟』的原則，在國際社會廣結善緣，並且跟理念相近及友我國家，持續提升夥伴關係；我們也會更積極地參與區域及國際的多邊合作和對話。」
臺灣有需求也有條件，參與美國倡議的印太戰略體系；但鑑於這次東京「四方安全對話」成員的各有所圖，臺灣也必須問問自己，「我們所圖為何」？
【圖片翻攝自https://twitter.com/SecPompeo】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澳洲外交部長潘恩（Marise Payne）、印度外交部長蘇杰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10月7日在東京舉行「四方安全對話」（Quad）。這是繼去（2019）年四國外長在美國紐約首度舉行會談後，再度進行的一次對話，也是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日本新任首相菅義偉上任後，日本首度召開的部長級國際會議。
「四方安全對話」是美國印太戰略的一環。按照美國副國務卿畢根（Stephen Biegun）的說法，「由於印太地區缺乏強而有力的多邊機構」，故須仿效北約，建立一個以四國為基礎，並擴大吸收其他成員加入的組織，目標就是「防堵來自中國的挑戰」。
面對美國國內疫情肆虐、川普本人又不幸確診的情況下，蓬佩奧雖刻意縮短訪日行程，但仍是有備而來。目的就如他接受《NHK》專訪時所說：「我是為了確認印度太平洋是自由、開放且依法統治，還有我們都反對中國共產黨帶來的威脅而來。」蓬佩奧強調，更重要的是，「這樣的課題不僅是美日澳印這四國，也需要東協（ASEAN）等區域全體一起團結對抗。」
我認為川普的選情正遭對手拜登的強力挑戰，蓬佩奧希望把共和黨競選團隊精心設計的「反中牌」，從國內打到國外，期能達成「出口轉內銷」的效果，為川普競選連任加分。
然而蓬佩奧的「反中」言論，並沒有在「四方安全對話」中產生共鳴。與會各國對於中共在東海、南海的軍事行動表示關切，也都同意蓬佩奧所說，在「維持印太地區的自由、開放和繁榮」方面，具有共同的價值和利益；但日澳印外長卻在各自發表的公開聲明中，小心翼翼避免提到「中國」。我想最大原因就是這些國家至今仍無法擺脫對中國的貿易依賴。據全球金融數據公司路孚特（Refinitiv）計算，中國在2019年時已是澳洲最大貿易出口對象，也是日本第2大和印度第3大出口國。
如果日澳印三國企圖減少對中共的過度依賴，那就是要推動三國供應鏈的多元化，形成需求互補；但有中國大陸學者指出，中國目前為東亞商品及服務供給中心，與許多國家具廣泛產業聯繫，尤其在特定醫藥製品、原料化學製品等領域，中共更是為數不多之供應商，短期內很難被替代。
日本是這次「四方安全對話」的主辦國，「開放的自由印度洋太平洋」也曾是過去安倍政府提出的構想。所以首相菅義偉告訴來訪的蓬佩奧：「這一設想作為地區繁榮及和平的願景，在國際社會得到了廣泛的共識」，他所領導的政權，也將「堅定地推進這一設想作為基本方針」。
日本是美國在亞太地區最重要的盟友，誠如日本「防衛研究所」（Japan’s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高級研究員增田雅之所說：「日本必須追隨美國的戰略趨勢」；但對日本企業來說，經濟脫鉤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因為中國大陸的龐大市場、廉價且訓練有素的勞動力和高效基礎建設，對日本企業是極具吸引力的。
澳洲則從1970年代與中共建交後，就採取「政經分離」的政策，在經濟上依賴中國大陸市場，超過70%的煤、鐵和天然氣，都是出口到中國；但安全上則是維繫和美國的同盟關係，澳洲也是「五眼聯盟」的一員，和其他美國的盟友共享情報資訊。今（2020）年7月，澳洲和美日兩國還在西太平洋和南海舉行聯合軍演。但澳中關係在今年發生重大變化，中共不滿澳洲要求調查新冠病毒源頭，憤而抵制澳洲葡萄酒和其它農產品，這對澳洲經濟造成重大衝擊。澳洲外長潘恩在這次「四方安全對話」中，特別強調澳洲不會把矛頭指向「反中」，顯示澳洲仍重視與中共的經貿互賴。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印度應居印太體系的核心地位。由於中共已透過「一帶一路」倡議，掌控了印度的周邊鄰國，因此美國當然希望能拉攏印度加入「反中統一戰線」。雪梨大學副教授巴彭斯（Salvatore Babones）認為，「四方安全對話」成功的關鍵在印度，因為美國已經和澳洲、日本分別建立長久穩固的軍事盟友關係；惟有印度加入，這個四方架構對美國才有價值。
雖然最近中印邊境爆發歷史上最嚴重的衝突，但中印雙方有軍事對話機制，衝突不至升高到一發不可收拾。巴彭斯認為，就安全問題而言，「印度不見得需要美國」。儘管印度近期增加對美軍購，但其空軍仰賴的卻是法國達梭（Dassault）產的飆風戰鬥機（Rafale），而且也採購了俄羅斯的S-400防空系統。更重要的是，印度有不結盟的外交傳統，目前則是「上合組織」和「金磚五國」成員。印度運用多邊舞台在大國競爭中左右逢源，可為印度爭取最大的利益。
由於與會成員各有所圖，要把「四方安全對話」發展成亞太版的「小北約」，確實有相當難度。《華盛頓時報》9月27日報導，畢根認為若川普連任，「亞洲北約式」的聯盟構想，將在其第二任期中實現。但從川普上任以來的「退群」記錄，以及他處理與歐亞盟國分擔防衛支出的手法看，我認為畢根的說法可能太過樂觀；反而是若拜登勝選，聯盟成形的機會較大。
臺灣在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價值，受到印太體系內各國所重視，但臺灣非「四方安全對話」成員，只能應邀參加其延伸架構「Quad-Plus」的對話。蔡總統在國慶演說中強調：「我們將積極參與未來的國際和區域新秩序的建立。我們會秉持『價值同盟』的原則，在國際社會廣結善緣，並且跟理念相近及友我國家，持續提升夥伴關係；我們也會更積極地參與區域及國際的多邊合作和對話。」
臺灣有需求也有條件，參與美國倡議的印太戰略體系；但鑑於這次東京「四方安全對話」成員的各有所圖，臺灣也必須問問自己，「我們所圖為何」？
【圖片翻攝自https://twitter.com/SecPomp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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