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春山
-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
中共「廿大」系列一《內政篇》：習近平「新時代」的際遇與挑戰
2022-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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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相信中共「廿大」後，習近平會擁有足夠的權力，來創造他的「新時代」；但絕對權力會造成絕對的腐化，習近平能否用他的權力實現其「中國夢」，就看他如何抓住機遇克服挑戰。
趙春山／評論
中共於本月十六日召開第廿次全國代表大會（「廿大」）。依《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每五年舉行一次，是中共最高領導機關，擁有決定黨政高層人事，及確定國家大政方針之權。從人事的角度看，「廿大」正值中共高層「大換屆」的時刻，故人事布局特別引發外界關注。
在共黨政治體系，最高領袖權力的專斷和排他性，有其歷史的根源。習近平在過去十年，就已做好鞏固權力的工作：他先後被封為「核心」和「舵手」；他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被寫入黨章；他「修憲」廢除國家主席任期不得超過兩屆的限制；更重要的是，他任內出台的中共第三份《歷史決議》文件，寫進了「兩個確立」（確立習近平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給與他「超鄧趕毛」，至少是和毛「並駕齊驅」的歷史地位。因此「廿大」後，習近平已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先前有關他的去留，包括「政變」的傳聞，都已不攻自破。
雖然「廿大」所產生新的中共接班梯隊，以政治局成員為主，目前尚未出台；但因習近平個人權力的集中化，這些人相對而言，就顯得不那麼重要了。如果要強加預測，我認為習近平用人的標準，概括而言，就是「穩中求進」四個字。以中共今天所處的內外環境，「穩定壓倒一切」至關重要。用人「求穩」，就是要把「忠誠度」擺在第一位。實際上，習已把他的「之江新軍」，安排到中央與地方黨政重要部門。
用人「求進」，就是要用「敢於鬥爭」的幹部。習近平於今年十月一日中共建政七十三週年時，在「求是」雜誌發表題為「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文章，強調「實現偉大夢想，必須進行偉大鬥爭」；要「發揚鬥爭精神，提高鬥爭本領，不斷奪取偉大鬥爭新勝利」。
習近平至今沒有指定接班人，因此為他未來在位時間的長短，留下無限的想像空間。但以習的老謀深算，人選應在他的口袋裡。習會給他做好準備和歷練的時間。在中共黨史上，接班人的安排從來都是政爭之源。不設接班人，或許為了政局的穩定；但可能在後習時代，出現難以避免的繼承危機。
外界注意到，在習近平為「廿大」做的報告中，經濟問題最為突出，而「安全」則是多次出現的字眼。我過去曾在本專欄中，多次引用共黨問題專家凱瑟（Robert G. Kaiser）的說法，他認為在共黨國家，「民眾被迫放棄他們選擇領袖和影響政策的權力，以換取基本的安全秩序和生活必需品。」凱瑟形容這是統治者和民眾之間的一種「歷史性的討價還價」（historic bargain）關係。換言之，如果民眾對經濟和安全不滿，這項交易就失敗了，統治者的權力就會受到挑戰。
習近平在「廿大」報告中，特別為他在抗擊新冠疫情的「堅持動態清零」政策辯護。他強調這是「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最大限度保護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習近平過去曾經說過，「要在關係國家安全的領域和節點構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國內生產供應體系，在關鍵時刻可以做到自我循環，確保在極端情況下經濟正常運轉」。習近平也在「廿大」呼籲增強維護國家安全的能力，確保糧食和能源供應，確保供應鏈，提高應對災難的能力和保護個人信息。
外界批評習的說法，是把內需和創新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故偏重「國內大循環」；甚至質疑他在搞「閉關鎖國」，即回到過去計劃經濟的年代。習近平為了滅火，特別強調：「新發展格局絕不是封閉的國內循環。」他並利用這次「廿大」的報告重申，要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我認為維持社會穩定是「廿大」後，習近平處理內政問題的當務之急。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曾讓部分人和部分地區富起來，但也因此產生了分配不均和發展失衡的問題。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就坦承：「目前中國大陸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社會矛盾必然造成社會動亂。習近平因此提出「共同富裕」的主張。
要實現這個理想，光靠「劫富濟貧」不夠，必須做大經濟這塊大餅。不幸的是，新冠疫情和俄烏戰爭對全球造成的衝擊，中共無法置身事外；而《BBC News中文》早在「廿大」前夕，就列舉了中國經濟處於困境的五個原因：
第一，清零政策造成嚴重破壞；
第二，政府以促進支出，實現增長目標並創造就業機會方面，做的不夠；
第三，房地產市場正處於危機之中；
第四，極端天氣為中國工業生產帶來持續性影響；
第五，中國科技巨頭正失去投資者。
習近平瞭解上述問題的嚴重性，但提出的解法辦法緩不濟急。
習於2013年一月五日，在黨內一次重要講話中，曾提出「兩個不能否定」的說法：即「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
習近平接受毛澤東思想的洗禮，也繼承鄧小平留下的政治遺產，因此習想運用毛澤東的鬥爭哲學和群眾路線，來使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成果極大化，並創造與毛鄧有別的「中國式現代化」發展模式。按照習的說法，這是「中共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徵，更有基於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
我們相信中共「廿大」後，習近平會擁有足夠的權力，來創造他的「新時代」；但絕對權力會造成絕對的腐化，習近平能否用他的權力實現其「中國夢」，就看他如何抓住機遇克服挑戰。
【圖片來源：中新網】
中共於本月十六日召開第廿次全國代表大會（「廿大」）。依《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每五年舉行一次，是中共最高領導機關，擁有決定黨政高層人事，及確定國家大政方針之權。從人事的角度看，「廿大」正值中共高層「大換屆」的時刻，故人事布局特別引發外界關注。
在共黨政治體系，最高領袖權力的專斷和排他性，有其歷史的根源。習近平在過去十年，就已做好鞏固權力的工作：他先後被封為「核心」和「舵手」；他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被寫入黨章；他「修憲」廢除國家主席任期不得超過兩屆的限制；更重要的是，他任內出台的中共第三份《歷史決議》文件，寫進了「兩個確立」（確立習近平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給與他「超鄧趕毛」，至少是和毛「並駕齊驅」的歷史地位。因此「廿大」後，習近平已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先前有關他的去留，包括「政變」的傳聞，都已不攻自破。
雖然「廿大」所產生新的中共接班梯隊，以政治局成員為主，目前尚未出台；但因習近平個人權力的集中化，這些人相對而言，就顯得不那麼重要了。如果要強加預測，我認為習近平用人的標準，概括而言，就是「穩中求進」四個字。以中共今天所處的內外環境，「穩定壓倒一切」至關重要。用人「求穩」，就是要把「忠誠度」擺在第一位。實際上，習已把他的「之江新軍」，安排到中央與地方黨政重要部門。
用人「求進」，就是要用「敢於鬥爭」的幹部。習近平於今年十月一日中共建政七十三週年時，在「求是」雜誌發表題為「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文章，強調「實現偉大夢想，必須進行偉大鬥爭」；要「發揚鬥爭精神，提高鬥爭本領，不斷奪取偉大鬥爭新勝利」。
習近平至今沒有指定接班人，因此為他未來在位時間的長短，留下無限的想像空間。但以習的老謀深算，人選應在他的口袋裡。習會給他做好準備和歷練的時間。在中共黨史上，接班人的安排從來都是政爭之源。不設接班人，或許為了政局的穩定；但可能在後習時代，出現難以避免的繼承危機。
外界注意到，在習近平為「廿大」做的報告中，經濟問題最為突出，而「安全」則是多次出現的字眼。我過去曾在本專欄中，多次引用共黨問題專家凱瑟（Robert G. Kaiser）的說法，他認為在共黨國家，「民眾被迫放棄他們選擇領袖和影響政策的權力，以換取基本的安全秩序和生活必需品。」凱瑟形容這是統治者和民眾之間的一種「歷史性的討價還價」（historic bargain）關係。換言之，如果民眾對經濟和安全不滿，這項交易就失敗了，統治者的權力就會受到挑戰。
習近平在「廿大」報告中，特別為他在抗擊新冠疫情的「堅持動態清零」政策辯護。他強調這是「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最大限度保護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習近平過去曾經說過，「要在關係國家安全的領域和節點構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國內生產供應體系，在關鍵時刻可以做到自我循環，確保在極端情況下經濟正常運轉」。習近平也在「廿大」呼籲增強維護國家安全的能力，確保糧食和能源供應，確保供應鏈，提高應對災難的能力和保護個人信息。
外界批評習的說法，是把內需和創新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故偏重「國內大循環」；甚至質疑他在搞「閉關鎖國」，即回到過去計劃經濟的年代。習近平為了滅火，特別強調：「新發展格局絕不是封閉的國內循環。」他並利用這次「廿大」的報告重申，要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我認為維持社會穩定是「廿大」後，習近平處理內政問題的當務之急。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曾讓部分人和部分地區富起來，但也因此產生了分配不均和發展失衡的問題。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就坦承：「目前中國大陸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社會矛盾必然造成社會動亂。習近平因此提出「共同富裕」的主張。
要實現這個理想，光靠「劫富濟貧」不夠，必須做大經濟這塊大餅。不幸的是，新冠疫情和俄烏戰爭對全球造成的衝擊，中共無法置身事外；而《BBC News中文》早在「廿大」前夕，就列舉了中國經濟處於困境的五個原因：
第一，清零政策造成嚴重破壞；
第二，政府以促進支出，實現增長目標並創造就業機會方面，做的不夠；
第三，房地產市場正處於危機之中；
第四，極端天氣為中國工業生產帶來持續性影響；
第五，中國科技巨頭正失去投資者。
習近平瞭解上述問題的嚴重性，但提出的解法辦法緩不濟急。
習於2013年一月五日，在黨內一次重要講話中，曾提出「兩個不能否定」的說法：即「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
習近平接受毛澤東思想的洗禮，也繼承鄧小平留下的政治遺產，因此習想運用毛澤東的鬥爭哲學和群眾路線，來使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成果極大化，並創造與毛鄧有別的「中國式現代化」發展模式。按照習的說法，這是「中共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徵，更有基於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
我們相信中共「廿大」後，習近平會擁有足夠的權力，來創造他的「新時代」；但絕對權力會造成絕對的腐化，習近平能否用他的權力實現其「中國夢」，就看他如何抓住機遇克服挑戰。
【圖片來源：中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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