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回歸正軌
2014-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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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下個月，習近平主席和李克強總理將在一次重要的會議—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公
芝加哥—下個月，習近平主席和李克強總理將在一次重要的會議—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公布中國未來10年的經濟改革政策首要目標。
然而，由於這個會議決定的將是總體政策，具體細節留待日後明確，一些批評人士已經開始指責改革力度太小、膽略不夠、來得太晚。他們指出，10年前，上一代領導人沒能削弱國有企業的影響力，並完成上世紀90年代的經濟改革。
然而我認為，中國經濟結構調整—鞏固市場經濟，為中小型企業創造更多機遇，提高資本分配效率，改善消費和投資的比率的前景，是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最好的。眼下全球增長依舊疲軟，為這種改革重新注入活力，對全球經濟有?空前重要的意義。
我的樂觀基於以下四點。
首先，中國的領導人顯然清楚他們的發展模式需要改變。
為了宣傳經濟改革，習近平和李克強已經通過一次又一次的講話，將自己的政治資本壓了上去。他們描繪了藍圖，選擇了實驗項目—比如在上海的自由貿易區—以期鞏固市場經濟，理順資本分配，包括引入更多來自國外的競爭，實施更靈活的利率。
包括放開存款利率在內的其他一些改革舉措也需跟進，而放鬆貸款利率的嘗試是非常積極的一步。北京還發出了信號，可能會通過與美國的雙邊投資協議來在更多的經濟部門中開放競爭。
其次，中國的新領導層足夠強勢，能夠推動變革。中國經濟改革的歷史表明，有力的中央領導層至關重要。鄧小平是中國1978年首輪改革及1992年重啟改革背後堅定的設計師。江澤民時期的總理朱鎔基大力推進了稅制改革和國企改革，為中國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開闢了道路。
然而在接下來的大約10年時間裡，改革停滯，一大原因就在於北京的政治決心不復存在。不過，新領導層已發出信號，他們意欲有所作為。習近平開啟的反腐敗運動證明了拿國家主導經濟中最具政治敏感性的支柱開刀的意願。
再次，中國不再有餘地來拖延必須進行的改革。2002年到2012年間，中國的經濟產出從12萬億元人民幣增至52萬億元，但這樣的增長滋生了自滿情緒。誠然，通過在公共項目上的巨額支出，中國挺過了金融危機，但這只不過是推遲了算總賬的時間。中國能簡單地通過增長來解決任何問題的假設已不能成立。經濟增長正在放緩，不平等現象加劇，省市地方政府債務一路攀升。中國以出口為導向的部門面臨很大阻力，外有發達市場消費需求疲軟，內有勞動力成本不斷升高。
最後，公眾對變革的期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高。當新任領導層去年獲得任命的時候，比前任的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更受青睞。不過，去年11月接手的習近平和李克強的蜜月期已然結束。
他們越來越多地被拿來與大膽的江澤民和朱鎔基相比。江澤民於1989年至2002年擔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而朱鎔基則於1998年至2003年任總理。因此，有所作為的必要性進一步增強了。
一些改革的勢頭正在加強，比如在油氣等自然資源中引入市場定價，以使其價格更好地反映供求關係，而非行政指令。價格扭曲一直是中國能效低下和環境退化的根源之一。與放開能源價格的新舉措一樣，剛成立的上海自由貿易區也是個積極的信號。如果上海想要成為全球金融中心，還需要更多的東西：放寬獲取資本的途徑、擴大投資選項，以及針對無序資本流動風險的防範機制。
新一輪的財政改革也很可能讓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資源分配更趨合理。地方政府正在苦苦掙扎，需要重建孱弱的農村養老和醫保體系，以可持續的方式應對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城鎮化，與此同時，它們還要為中央推出的項目提供資金，並保持就業的增長。
這種種具體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也絕不可能在一次黨代會上達成。不過，有望於11月份做出的決策將給中國經濟設定一個積極而長遠的新方向。這不僅是中國所需要的，對美國與歐盟等發達經濟體也至關重要。
【紐約時報中文網／小亨利·M·保爾森(Henry M. Paulson Jr.)】(作者曾於2006年到2009年間擔任美國財政部長，之前是高盛的董事長和首席執行官。他目前擔任保爾森研究所(Paulson Institute)的主席。該組織倡導中美的可持續發展及清潔環境問題。) 2013/10/08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1008/c08paulson/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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