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公民社會和政黨本質矛盾看林義雄等人組政團的前景

2014-02-20 1964

上個世紀1980～1990年代交會的時候，公民社會和民進黨互相支援在台北街頭呼嘯，共同捲起了壯?繽紛

上個世紀1980～1990年代交會的時候，公民社會和民進黨互相支援在台北街頭呼嘯，共同捲起了壯?繽紛的群眾運動狂?，但是到了民進黨執政時，公民運動一時沈寂，眾多當年支持民進黨的公民社會團體紛紛強烈指責民進黨出賣了他們。有趣的是，中國社會在不幸的汶川大地震後看到了台灣的慈濟和中國本土的志願性社團令人感佩的救援行動，油然興起了「公民社會熱」，兩岸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不料去年「公民社會」被中共列為「七不講」之一，一些公民社會人士被維穩；相對的在台灣，「公民社會」突然崛起得令人瞠目結舌，各種公民力量的集結匯流，包括反核運動、司法改革、土地正義、反媒體壟斷、1985行動聯盟……一波波轟轟烈烈，獲得的民氣和訴求的實踐讓民進黨自慚形穢，而公民社會也一點都明白不客氣地和藍綠政黨都保持距離，如今更有激進人士和林義雄互相呼應，串連各公民社會團體，要組成「超越藍綠的政團」。

公民社會和政黨是民主政治的兩大支柱。20年來，這兩個民主支柱彼此的關係在兩岸的發展竟然如此，尤其10多年來竟然在兩岸都是此消則彼長，此長則彼消，興衰殊途，甚至互相對立真令人感慨。

公民社會和政黨共同形成民主政治的兩大支柱，雙方都有改革或保守的歸類並且依改革或保守立場互相支援以改變國家的政策。但是常態理應該是：雙方並不一直水乳交融；相反的，既合作又磨擦。像台灣在1980～1990年代交會的時候那樣的合作無間只能算是特殊歷史機緣下的例外。其關鍵是在台灣長期的戒嚴，白色恐怖統治之下，政治民主運動和公民社會運動同樣的被強烈鎮壓，雙方都極其弱勢，只有合作抗爭的求自由解放一途，然而一旦民進黨執政，公民社會和政黨在功能上來質性的不同便造成了彼此命定的磨擦。

兩者間根本的不同是公民社會團體基本上是單一價值訴求，為了追求單一價值最高幅度的實踐，公民社會團體甚至往往呈現毫不妥協的「道德絕對主義」色彩；相對的政黨為執政必要，必定追求眾多價值間的權衡，政黨固然必須有受到肯定的道德形象，但不可以道德絕對主義。這樣一來，政黨便往往在追求的不同價值間的權衡時被公民社會的激進份子痛責是放水，喪失理想，不值得期待，雙方關係緊張了起來。激進的公民社會人士不滿之餘，便認為與其透過支持原有的政黨進入代議機關替自己實踐理想不如聯合各社會運動團體組成政團在選舉時推出自己的候選人。之前泛紫聯盟等團體便在這樣想像中出現。

泛紫聯盟的失敗被認為是因為他糾團的時候不巧是在台灣公民社會運動最低迷欠缺號召力的時期；至於這次組政團的時侯正好是台灣公民社會運動聲光最顯赫的勢頭上，於是社會的評估自然不同。

然而泛紫聯盟的失敗真正的原因應該不僅是當時公民社會氣勢低迷而已。根本的原因是公民社會和政黨本質上的矛盾。這矛盾其實非常淺顯易見的，以去年的日月光汙染事件來說，以中?階級為背景的環保人士就和以勞工工作權為訴求的工運人士強烈對立。由此可知不同單一價值訴求的公民社會團體要組成政團實在並不是簡單的事。這也是在公民社會發達成熟的西方社會，公民社會團體成功組成政黨的非常稀少，英國的工會是成功的，但是此外，綠黨的組成雖最受稱讚，卻只能是個小黨。

目前熱心的公民社會人士似乎並不太瞭解這些公民社會和政黨的根本差別，只是因為當前台灣朝野政黨令人失望，而公民社會又氣象萬千便認為可以大展宏圖，這想法是把事情看得容易了。事實上只要組黨參加選舉，面對選民，不能只有「超越藍綠」的道德訴求而已，一定要有「政策牛肉」，而所謂「政策牛肉」，不是別的，就只是對價值作強制性分配的方案而己，我們實在很難想像堅持價值立場而不易妥協的眾公民社會團體怎樣去處理本質如此的「政策牛肉」問題。

民主體制中的公民社會和政黨，雙方都強健發展又處在既合作又緊張的動態平衡應該是最理想的狀況，但是，兩岸20年來公民社會和政黨的關係並不是這樣。

兩岸國家體制有根本性的不同，一個採用權力分立的代議體制；一個依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是「以工農聯盟?基?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即無產階級專政」。兩個體制對民主的定義完全不一樣，但是非常湊巧的是在近20年間，公民社會和政黨的關係卻同樣呈現此消則彼長，此長則彼消而非既相輔相成又隨時緊張的常態現象。

由於公民社會和政黨有本質性的矛盾，因此假設聯合各公民社會組成的新政黨成功地擊敗了舊政黨而執政，將只有兩個可能：一、國家將因各價值間不能「妥協」造成政策無法產出的無政府狀態；二、掌權的人或集團背棄原先道德絕對主義，放水妥協而整合出了國家政策而落入和他們原先痛批的舊政黨一樣的作風。

無論如何，各個單一價值取向的公民社會團體組成政黨雖必然會造成既有政黨的緊張；但是由不同的公民社會團體組成「集體領導支配」的政團是不可能形成整合性國家政策以號召多數民眾支持的，因此他的產生最大的貢獻理應是造成對既有政黨強烈威脅性的鞭策效應而不是真的可以實踐他們心目中的烏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