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不能縱容李登輝的親日史觀

2015-08-31 123043

前總統李登輝投書9月號日本右翼雜誌《Voice》，以「揭開台日合作的新帷幕」為題，質疑馬政府舉行「抗

前總統李登輝投書9月號日本右翼雜誌《Voice》，以「揭開台日合作的新帷幕」為題，質疑馬政府舉行「抗日戰爭勝利70年」紀念活動「根本悖離事實」。他說「70年前，台灣與日本是同一個國家，既然是同一個國家，所謂台灣對日抗戰當然不是事實」。他還回憶起當年自願投入日本軍參戰，自己配屬日本名古屋高射第2師團，哥哥李登欽則參加日本海軍戰死南洋，表示「當時我們兄弟二人，是以貨真價實的『日本人』身分為祖國奮戰」。

李登輝的親日言論，立刻引起國、共兩黨的強烈抨擊。馬英九總統痛罵李登輝「出賣台灣、羞辱人民」，呼籲他「收回言論並向台灣人民道歉」。大陸國台辦痛批李登輝「可恥的殖民奴化心態及頑固堅持台獨立場，破壞兩岸關係發展」，還提醒「兩岸關係當前正處於重要節點，台灣各黨派與人士對李登輝的態度，足以反映他們對於兩岸關係與台灣前途的立場與選擇」。相形之下，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則表示，李登輝言論是「個人的感受和立場，台灣社會有很多不同的人，擁有不同的歷史記憶，對歷史有不同詮釋」，她呼籲「社會要抱持互相包容的態度」。

如果李登輝只是一介台灣平民（例如柯文哲爸媽），投書回憶自己的當年感受，當然享有個人言論自由，即使不認同李登輝言論，也應給予尊重。問題是，李登輝做過12年中華民國總統，至今還繼續享有總統卸任禮遇，他的發言並不只代表個人，還代表中華民國和台灣人的基本立場，李登輝的親日史觀也要接受更嚴格檢驗。

從7月22日李登輝獲邀到日本國會議員會館演講，到安倍首相與李登輝密會，到8月21日傳出日本右翼雜誌將刊出李登輝特稿，都可看出日本政界刻意選在9月3日中國大陸舉辦「抗戰勝利70週年」之前，試圖透過「台灣李登輝之矛」攻打「兩岸抗戰紀念之盾」的政治布局。就此而言，李登輝突然被日本政界密集凸顯吹捧，其實只是作為日本對中國的博弈棋子，用來抵消中國對日本山雨欲來的「抗戰勝利70週年」文宣攻勢而已。

我們並不懷疑李登輝和兄長當年是自願參加日本軍，是以「貨真價實的『日本人』身分為祖國奮戰」。問題是，李氏兄弟的日本認同經驗，並不能代表當時多數台灣人的主流價值。以1943年為例，台灣總人口659萬人，當時包括自願和強迫，台灣人投入日本軍參戰有8萬人，軍屬與軍夫12萬人，合計20萬人，只佔1943年總人口百分之三。

1936年9月，日本在台灣全力推動「皇民化運動」，總督小林躋造提出「統治台灣三原則」：「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鼓勵台灣人改日本姓名、推行日語國語運動、進行台灣寺廟整理、擴建日本神社等等。1940年公布「台灣籍民改換日本姓名促進綱要」，規定改姓名家庭必須符合「國語常用家庭」和「符合皇民資格且富於公共精神」兩大條件。李登輝父親李金龍是日本刑警，為了宣示效忠日本殖民政府，就率先將李登輝改名「岩里政男」，哥哥李登欽改名「岩里武則」。「岩里」是相當罕見的日本姓，據說源自一位本事很高、志在掃盪群魔的日本天神，由此可看出李氏家族改為日本皇民的決心。

但皇民化絕非台灣主流，直到1943年12月，台灣人改日本姓名仍然不多，據統計全台灣只有1萬7526戶改姓名，總人數只有12萬6211人，只占總人口不到百分之二。這些改姓名的台灣人，或是因為在殖民政府任職，或是因為有求於殖民政府機關，或是因為身為士紳屢遭殖民政府勸進，對台灣多數基層民眾來說，「台籍日本皇民」其實就是少數「親日高級台灣人」。

換句話說，李登輝成為日本皇民改名「岩里政男」，只能代表百分之二的台灣人經驗；李登輝和兄長投入日本軍參戰，也只能代表百分之三的台灣人經驗。李登輝充其量只能代表少數「台籍日本皇民」史觀，多數台灣人既不願改日本姓名成為皇民，也不願投入日本軍參戰。如果不能從更全面的角度，了解當時多數台灣人的感受和立場，就是明顯以偏概全、扭曲歷史。

可議的是，李登輝為了把自己所代表的少數「台籍日本皇民」史觀，擴大渲染成多數台灣人的歷史處境，不惜抹殺當時台灣人的其他選擇。事實上，當時台灣人至少做出三種歷史選擇：

一、徹底認同日本統治，自願改為台籍日本皇民的「親日派」。

二、徹底與日本殖民決裂，選擇投入中國抗日戰場的「親中派」。

三、繼續推動台灣自治改革運動，抵抗日本殖民壓迫的「本土派」。

以投入中國抗日戰場的「親中派」為例，當時台灣人的抗日足跡，幾乎遍及所有中國抗戰地區，也同時包括參與國、共兩黨。投入香港戰場，就有謝東閔、謝南光、李萬居、翁俊明、劉啟光、陳哲生等人；投入華南戰場，則有李友邦、蕭道應、鍾浩東、丘念台、郭耀傳、楊坤榮等人；投入華中戰場，也有吳思漢、朱天順等人；投入華北戰場，則有林思平、楊泰山、楊誠、李子秀、林棟、翁阿冬、楊美華、陳文英等人。至於在海外支援抗日，則有出身台中霧峰林家、南京陸軍官校畢業的林正亨，還有國府派赴舊金山推動華僑救國運動的黃朝琴等人，這些人都是當時台灣首屈一指的各界精英。

另以不斷抵抗日本殖民壓迫的「本土派」為例，1921年蔣渭水等人成立「台灣文化協會」，推動鼓吹民權的啟蒙運動。1927年洪元煌、彭華英、謝春木、陳逢源等人成立「台灣民眾黨」，以「確立民本政治、建設合理經濟組織、改廢社會缺陷」作為三大目標。另如1932年《台灣民報》成為呼籲改革的最大漢文報紙，都是台灣「本土派」不懼日本殖民壓迫、不斷追求改革的歷史足跡。

但隨著日本軍國主義抬頭，1931年「台灣民眾黨」被迫解散，1937年日本推動皇民化運動，強迫《台灣民報》廢止漢文版，更進一步在1941年強迫改組為日本御用媒體，台灣「本土派」改革遭受空前挫折。可恥的是，從未抵抗日本殖民壓迫、從未參與台灣自治改革的李登輝家族，卻以「日本皇民」史觀篡改台灣近代史，全面抹殺「親中派」和「本土派」的抵抗日本運動。

強調台灣人當年的歷史選擇不只「親日派」，同時也包括「親中派」和「本土派」，是要凸顯台灣人面對日本殖民和中日戰爭的歷史困境和多元選擇。遺憾的是，包括李登輝在內的戰後台灣「親日派」，常因為反對國民黨外來政權，反對大中國史觀，故意誇大「日本皇民」史觀以偏概全。這種「親日史觀」不但和「大中國史觀」一樣唯我獨尊，而且在處理二次大戰的歷史正義問題，常陷入不知反省、連美國也無法接受的日本右翼觀點，讓台灣淪為「被殖民者同情殖民統治」、「罹患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國際笑柄而不自知。

例如2007年1月31日，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針對二次大戰的日本從軍慰安婦問題，通過要求日本政府公開道歉的決議，提案寫明「日本政府應對日本帝國軍隊從1930年代到二次大戰期間，強行將年輕女性當作慰安婦而為性奴隸（sex slave）的作為，正式承認道歉，並接受歷史責任」。提案人是日裔第三代、加州民主黨眾議院Michael Honda。諷刺的是，連日裔美國眾議員都認為「慰安婦形同性奴隸」，訴諸提案要求認錯，台灣本身就是日本殖民的慰安婦受害者，竟然還為「慰安婦是否被強迫」陷入歷史課綱之爭！這種「被殖民者同情殖民統治」的荒唐行徑，看在美國人和亞洲人眼裡，豈是國際笑話可以形容！

早在1960年12月14日，聯合國大會就通過《反殖民地宣言》，認為殖民主義「阻礙了附屬國人民的社會、文化和經濟發展」，宣示要「無條件結束一切形式和表現的殖民主義」。這些論述早已成為亞洲各國對待日本殖民的歷史基調，但台灣卻在亞洲成為唯一例外，不但對日本殖民統治充滿自我感覺良好的錯誤認知，還不斷附和「以身為日本皇民」為榮、讓亞洲人錯愕難解的李登輝總統。

我們不禁要問，相對於其他亞洲殖民地，日本殖民統治者果真對台灣人比較好嗎？事實上完全沒有。根據1945年《台灣總督府職員錄》，殖民政府161個敕任（簡任）職位只有1個台灣人（0.6%），2120個奏任（薦任）職位只有29個台灣人（0.7%），21198個判任（委任）職位只有3726個台灣人（17%），其中多數是小學教員、街莊役場低階職員、後補警員，完全沒有政治影響力。總計日本統治台灣50年，台灣人只出現過2名科長、3名郡守、3名法官、9名中學教員、2名大專教授，從來沒有任何台灣人進入中上管理階層。

此外，日本在台灣的警察分布密度，遠比在日本或朝鮮高。在日本，每名警察的平均管理人數是1228人，朝鮮是919人，台灣卻是547人。朝鮮每平方公里只有1.3名警察，台灣卻高達3.1名警察，加上深入基層的保甲組織，台灣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根本就是警察之島。

至於李登輝奉為至高榮譽的自願參軍，日本政府對台籍日本兵的歧視待遇，更讓人無法接受。1948年日本厚生省公布處理戰後軍人復員統計，台籍日本兵死亡3萬304人，復員17萬6879人，但比較從軍死亡率，台灣兵死亡率卻高達15%，是朝鮮兵的5倍！儘管台籍日本兵和日本軍人的服役相同，台灣兵在戰後卻始終無法得到日本政府補償，直到1977年經由5個台灣民間團體不斷請願，日本政府才在1995年勉強發給補償金，但也只以當年未付金額的120倍計算，每名台籍日本兵只領到日幣200萬，與日本軍人以7000倍計算補償金，相差高達58.3倍！

可恥的是，自詡「以貨真價實的『日本人』身分為祖國奮戰」的李登輝，1988-95年正在總統任內，卻從來不曾為台籍日本兵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說過任何一句公道話！這種「只會討好日本權貴、不屑與台籍日本兵為伍」的「親日高級台灣人」心態，才是「日本皇民」李登輝的真正本質。

比較台灣和韓國，更能看出台灣人完全被「親日史觀」誤導的歷史迷失！當年朝鮮人的日本皇民化程度，其實遠超過台灣，但戰後韓國人的政治主體性卻遠比台灣強烈。台灣曾被日本殖民50年，朝鮮也曾被日本殖民35年，1937年日本同樣在朝鮮推動日語國語運動，由於韓語和日語文法相近，1944年能使用日語的朝鮮人已經高達20%。1940年日本同樣推動朝鮮人改姓名運動，由於日本在朝鮮訴諸警察強制，朝鮮人改姓名比例高達總人口10%，遠高於台灣不到2%。

但戰後韓國人對日本殖民的痛切檢討，卻讓台灣人汗顏。2014年美國Pew研究中心針對亞洲各國民眾對日本的態度調查，韓國人對日本持負面態度高達77%，僅次於中國90%，高居世界第二，與台灣一面倒向親日，成為強烈對比。

和李登輝曾改名「岩里政男」一樣，1940年也有一名朝鮮人改名「高木正雄」在滿洲國軍第8團擔任少尉，就是後來發動軍事政變的朴正熙。1945年日本投降後，「高木正雄」堅持日本皇軍精神拒不投降，還槍殺蘇聯紅軍聯絡員，後來順利突圍混入國民黨中央軍，才被遣返韓國。

朴正熙和夫人陸英修都精通日語，回到韓國之後，卻始終避談這段讓韓國人感到不光彩的滿洲從軍史，即使如此，朴正熙仍然因為急於和日本發展經濟合作，被韓國人抨擊為戰後最親日的國家領導人。女兒朴槿惠同樣熟悉日語，但在1998年首次當選國會議員之後，就始終以堅定反日著稱。

李登輝投書日本右翼雜誌之後，呂秋遠律師幫他辯護，認為李只是「說出事實」而已，並以1945年5月台北遭到美軍轟炸、導致死亡3000多人為例，說明當時台灣是日本殖民地，和中美兩國站在對立面，「沒有台灣抗日的事實」。

同樣比較當年朝鮮，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8月12日蘇聯攻下朝鮮城市雄基和羅津，8月13日更與日軍在清津展開激戰，直到8月18日日軍才停止抵抗，造成許多朝鮮民眾傷亡。對戰後韓國人來說，當時朝鮮也是日本殖民地，也站在蘇聯對立面，如果比照李登輝「親日史觀」，當然也可說成「沒有朝鮮抗日的事實」，但戰後韓國人卻從來不如此認為。

戰後韓國主流史觀，是堅持朝鮮人追求民族解放的抗日立場，儘管蘇聯與日本激戰導致朝鮮民眾傷亡，但韓國人認為這是推翻日本殖民統治、追求朝鮮解放的必要之惡，根本不可能說出「70年前，朝鮮與日本是同一個國家，所謂朝鮮對日抗戰當然不是事實」的荒唐言論！儘管當年也有10萬朝鮮日本兵，還有遠比台灣人還多的朝鮮人改日本姓名，但從來沒有韓國人會以「這就是歷史事實」的態度來自我辯護，更不可能以「當年曾為日本皇民」為榮！

最諷刺的是，就在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向韓國抗日人士紀念碑獻花下跪、為日本對朝鮮殖民統治表示由衷道歉的關鍵時刻，曾做過12年中華民國總統的李登輝，卻故意配合日本政界，說出讓台灣淪為國際笑柄、完全以偏概全的親日言論。對比亞洲各國反省檢討日本殖民侵略歷史，對比全世界熱烈討論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台灣繼續淪為亞洲親日孤兒，繼續縱容李登輝「親日史觀」橫行無阻，才是台灣人的真正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