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允傑：台灣共識與兩岸關係

2016-02-23 1573

蔡英文在選後提出新的兩岸關係論述，必須向九二共識的實質內涵靠攏；另一方面，北京在台灣新民意產生與國際戰略的思考下，必須展現較大的彈性與包容性，雙方才能找到妥協的平衡點。從2016年 1 月16日到 5 月20日這四個月，將是決定未來四年兩岸關係走向的關鍵期！

本文作者為李允傑(國立空中大學公共行政系主任、原行政院青輔會主委)

壹、兩岸和平協議：美麗願景？還是票房毒藥？

兩岸和平協議在台灣，從2012到2016年的總統大選總是引起討論與爭議。2012年馬總統曾經提出簽署兩岸和平協議的主張，綠營指為賣台、邁向統一；在大選民調受到衝擊後，馬立刻改口提出說明洽簽兩岸和平協議三個前提，一是民意高度支持；二是國家需要；三是國會監督，而如果公投沒過，就不會簽署和平協議。

國民黨洪秀柱在初選提出兩岸簽署和平協定以及「一中同表」主張，民調下滑，對於一中同表說法，說不清楚，前後反覆(中華民國不存在說)，嚇跑淺藍與中間選民。在七月份的台灣指標民調、兩岸政策協會與新台灣國策智庫所發布的三分民調報告，洪秀柱在三組候選人(蔡英文、宋楚瑜、洪秀柱)支持度都是敬陪末座。

其後，洪秀柱在719國民黨全代會參選演說中的兩岸論述，不再提一中同表與兩岸和平協定。相較於上次總統大選，這次兩岸和平協議的話題在政黨提名前就此打住，命運多舛。隨後國民黨以「兩岸論述背離主流民意」為由撤換洪秀柱，由朱立倫取代。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在美提出「維持兩岸現狀」說，論述主要有兩部分:一、確認將「在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下推動兩岸關係」。二、將在「廿多年來協商和交流互動所累積的成果」的「堅實基礎上」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

國民黨主張的「九二共識、一中各表」，是根據中華民國憲法。而依第四條精神，我國領土固有之疆域，涵蓋大陸與台灣；在增修條文中指出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所以蔡英文的憲政體制說，等於概括承受中華民國歷史記憶(國共內戰)與九二共識。

蔡英文在兩岸政策打的是貼近國民黨、向中間靠攏的安全牌；洪秀柱卻高舉深藍大旗，旗幟鮮明的主張一中同表與簽署兩岸和平協議。在台灣社會內部沒有共識，民眾心理尚未準備好的情況之下，洪秀柱拋出一中同表的主張，把自己逼到統獨光譜的極右端，對其選情顯然是大大的扣分！

兩岸和平協議，對台灣而言，究竟是美麗的夢想願景，還是政治人物聞之色變的票房毒藥？

二○一二年九月，中共十八大政治報告的涉台部分：「希望（兩岸）雙方共同努力，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商談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穩定台海局勢；協商達成兩岸和平協議，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前景。」又稱：「大陸和台灣雖然尚未統一，但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

北京當局提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希望兩岸的和平發展走向終極統一，共圓中國夢。從2008年兩岸恢復兩會協商，北京的對台工作積極而綿密；從經濟的讓利、社會文化擴大交流、加強推動三中一青工作，可以說大陸對台工作相當積極用心。

然而兩岸越交流合作，台灣人民支持統一的民意不增反減。兩岸經濟實力差距急速拉大，國家認同與統獨目標卻反差擴大。1992年，大陸GDP是台灣的2.2倍，前年已經擴大到19.2倍。相對的，台灣人認同指數(台灣人認同減中國人認同)從1992年的負7.9%增加到2014年的57.1%；台灣人「拒統指數」(台灣人民堅定拒絕統一的比例)從1994年的20.9%，增加到2014年的49.1%，都是歷史新高。

北京的對台政策之所以「事與願違」，是因為沒有對症下藥，沒有抓住台灣民心，對台工作出現了矛盾與盲點! 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有助於兩岸和平協議的開啟，本文提出三帖藥方，供兩岸關心和平發展的有識之士參考指正。

貳、正視「中華民國」有利於推動兩岸政治談判

第一個沒有對症下藥的矛盾是，正視「中華民國」有利於推動兩岸政治談判，但北京的實際作為卻背道而馳!

二○一三年六月十三日，習近平接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時說：「我們追求的統一，不僅是形式上的統一，更重要的是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我們有耐心等待。」此後，習近平多次提及「心靈契合」，陸方涉台評論也經常引用。二○一五年五月四日，習近平接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時說：「探討建構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制度框架。」這是他首度提出「制度框架」。

以「合情合理」作為兩岸政治關係的準據，是胡錦濤政府十年間的創造與發展；習近平政府的「心靈契合」與「制度框架」，則可謂為「合情合理」增添了內涵，並指出了路徑。

二○一二年三月，胡錦濤總書記會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胡錦濤說：「確認（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這一事實，符合兩岸現行規定，應是雙方都可以做到的。」吳伯雄則說：「根據雙方現行體制和相關規定，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這顯然是以《中華民國憲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來確立「一中架構」。但憲法就叫憲法，何必隱諱改稱「現行規定」？

又要一中憲法，又不肯叫憲法，反映兩岸關係現狀下《中華民國憲法》的困境。雙方援引「現行規定」，是因若要維持「一中架構」，反對「法理台獨」，必須立足在中華民國的「憲法法理」之上。北京清楚，無《中華民國憲法》，即不能維繫中華民國；但又要台灣護守《中華民國憲法》，卻只肯稱其為「現行規定」。這是否合情合理？

北京過去一貫主張「中華民國在1949年已經消失了」，使中華民國政府在國際空間失去自尊繼而喪失自信，失去了對中國的認同感、民族責任心與「我群感」，進而失去了給台灣人民一個維繫「中國認同」的合情合理之基礎。

北京的「去中華民國化」，在台灣的效應就是「去中國化」；台灣人民的「中國認同」亦日趨淡漠疏離。在「兩岸尚未統一」的情態中，北京若欲台灣人民「以維持中華民國，來維持中國連結」，則中華民國自應在「一中框架」中有合情合理的地位。否則，當台灣人民不能經由中華民國來維持其中國認同的「心靈」，「契合」即是緣木求魚。

台灣的「中華民國意識」之耗弱與淘空，與中共的「去中華民國化」有必然關聯。事實上，中華民國是兩岸人民認同一中的聯結臍帶，通過中華民國憲法與歷史記憶，台灣人民才能夠將台灣認同連結到中華民族認同，也才能與中國認同形成一種包容交集狀態，而非互斥對立的現況。

從辯證法與漸進主義(incrementalism)的觀點來看，北京若能接受「階段性兩個中國」，畢竟同是中國，終將合在一起;若反對「兩個中國」，導致中華民國去中國化，台灣人民的中國認同逐漸淡化消失，被台灣認同所取代，反不利於兩岸統合。

參、推動兩岸永續和平框架，需要藍綠對話和解

多年來台灣方面多次呼籲中國大陸要正視中華民國的存在，北京始終「有討論，沒結論」。北京顧慮的是一旦承認中華民國，兩個中國將會永固定型化，兩岸統一將遙遙無期。因此，北京主張通過政治談判，來解決兩岸在尚未統一的情況下的政治關係安排。北京領導人多次提出兩岸政治談判，甚麼都可以談。

然而，第二個矛盾是，若要有利於推動政治談判、簽署和平協議，北京應該鼓勵藍綠對話和解。中國大陸多次呼籲兩岸簽署和平協議，但台灣內部沒有共識、互扯後腿，和平協議就不可能有簽署的一天。只要台灣藍綠對立激化，缺乏對話溝通的平台，和平協議在台灣就只能成為政治動員的口號，不可能落實為台灣朝野推動的共識。從兩岸和平發展大局的戰略高度與可操作性來看，中國大陸應該要鼓勵藍綠對話和解，而非將民進黨視為敵我矛盾的對象，執行「拉藍打綠」的策略。

這就涉及到一個重大問題：如果民進黨在2016年重返執政，北京該如何解讀大選結果？

北京可以視民進黨勝選為對台政策重大挫敗，採取一連串凍結抵制的作為(例如使台灣出現雪崩式斷交)，把蔡英文往中間調整的立場，推回激進獨派的懷抱，刺激台灣民族主義對抗中國民族主義，兩岸自2008年以來的和平發展局面將倒退20年。

另一個選擇是，北京把蔡英文選前主張維持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現狀，視為北京對台工作重大勝利。一個原本主張台獨的政黨，調整為接受中華民國法統的政黨，實質意義上就是「不獨」(不尋求法理台獨)。

選後北京可以先「聽其言、觀其行」，再決定是否透過良性善意的互動，讓蔡英文不至於退回深綠立場。當然，現階段要求蔡英文說出如國民黨般的「反對台獨」，那是不現實，也是強人所難。當台灣的藍綠政黨在中華民國的憲政基礎上有共識，兩岸和平協議開展的可行性就大大的提升。

在2000年5月的就職演說，陳水扁總統提議以「民主原則」處理兩岸的問題：「兩岸應該秉持民主對等的原則，在既有的基礎之上，以善意營造合作的條件，共同處理未來『一個中國』的問題。」

在2004年5月的就職演說，陳水扁再次闡述：「台灣是一個完全自由民主的社會，沒有任何個人或政黨可以代替人民做出最後的選擇。如果兩岸之間能夠本於善意，共同營造一個『和平發展、自由選擇』的環境，未來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者台灣與中國之間，將發展任何形式的關係，只要2300萬台灣人民同意，我們都不排除。」

蔡英文兩岸政策向務實面移動，貼近馬總統「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和「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的主張。馬總統曾宣示若有兩岸和平協議，必以公投行之，否則現狀就是「不統不獨」。蔡英文的維持憲政體制現狀說，加上她過去多次強調未來兩岸政治關係的選擇，將尊重台灣人民的意志，這個說法在實質上幾乎等同於馬總統的主張。

從陳水扁的「未來一中論」、馬英九的「和平協議公投論」到蔡英文的「自由選擇權」，台灣藍綠政黨都主張，兩岸關係的未來發展是開放性的；只要得到台灣人民同意，台灣可以接受任何形式的兩岸政治關係的建立。北京應該深切體認，台灣是民主選舉社會，兩岸關係的發展關鍵在「尊重民意」，也就是習近平強調的兩岸人民的心靈契合。

過去幾十年來，許多人奔走兩岸，想要為兩岸政治難題尋求解方，推動政治談判，但終究是徒勞無功，最主要的關鍵是缺少吸引台灣民心的兩把鑰匙：「拉近兩岸的政治社會差距」與「面對中華民國存在的現實」。兩岸當局在國家主權的糾結爭執已超過一甲子，何妨放大歷史格局、提升價值層次，以「兩岸同屬一個中華(民族)」為起點，在對等尊重的原則下，通過民主和平機制尋求未來兩岸的統合，共同締造中華民族的「偉大民主復興」。

在台灣內部沒有共識，兩岸缺乏互信的情況下，兩岸政治談判無法啟動，根本無法建構兩岸和平發展制度性框架。北京當深入理解台灣人民對於當家作主與自由民主制度的堅持；台北應體會近代中華民族的歷史苦難，以兩岸蒼生為念，相向而行。兩岸關係發展需要雙方以同理心和耐心來呵護，我建議兩岸應該建立紅藍綠橘對話的多元渠道與民間平台，從中尋求創意、擴大交集，凝聚共識，為兩岸永續和平發展舖奠基礎工程。

肆、太陽花學運的反思

第三個矛盾是，北京對台工作的結構性盲點。舉例而言，中國大陸近年非常重視兩岸青年交流工作，辦了非常多的青年論壇及旅遊活動，包括青年創業園區向台灣青年招手等等。兩岸青年創業、教育、文化的交流固然重要，但還有更重要的因素影響台灣青年面對中國的態度。

太陽花學運反對兩岸經濟一體化，要求兩岸協議的監督與透明化，對兩岸關係帶來極大的衝擊。台灣青年恐中意識，是造成去年九合一選舉國民黨大敗的一個重要因素。我們可以理解，處於悶時代的年輕人，面臨低薪、失業與高房價，他們害怕陸資陸勞大舉入台，充滿了高度焦慮及恐懼感。這種恐懼感透過傳播擴散，形成虛擬的恐懼浪潮，掩蓋了真相與理性討論的空間。

面對太陽花學運激烈的民意反彈，大陸政府可能是最感到莫名其妙的一方。服貿協議本是大陸送給台灣的一分大禮，何以落得這般田地？

若單從經濟面來看，財團和大企業往往是兩岸經貿往來的最大贏家，一般台灣基層民眾很少能從中獲益，使得他們對大陸的讓利普遍無感。因此，通過高層互動達成的經濟讓利來促進整合的方式，遇到了瓶頸。這次由台灣青年掀起的軒然大波，是否將使大陸政府更加具體地意識到對台工作的盲點，並在今後制定政策時引以為鑑？畢竟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乃至共同繁榮，都需要大陸政府傾聽台灣民眾聲音。

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在「宋習會」上提出「四個體諒」；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回應「四個不變」與「三中一青」，在台灣輿論獲得廣大迴響。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在談話中強調「經濟融合有利兩岸互利雙贏」。去年四月10日在博鰲蕭李會，李克強也提及「促進經濟融合，有利於為台灣參與區域經濟合作創造更好的條件」。

中共領導人的說法，從過去的經濟合作轉為「經濟融合」，但這恰恰是太陽花學運所疑慮的「兩岸經濟一體化」。太陽花學運的青年，部份是反對服貿黑箱程序；有部份是反對兩岸經濟一體化。反對經濟一體化的原因，不是經濟層面，而是政治社會心理因素。一方面，服貿協議會帶來兩岸的人員流動，令台灣年輕人擔心未來生活周遭充滿陸幹、陸勞；另一方面，是害怕台灣經濟過於依賴大陸，導致在政治上逐漸受大陸控制。

有學者稱台灣1970年後出生的年輕人是「網路原住民」，從小就習慣生活在網路世界，網路就是他們的陽光與空氣。台灣青年對於網路管制的中國大陸，在先天上難有好感。

太陽花學運反服貿，除了經濟因素，更重要的是政治疑慮：他們擔心兩岸經濟一體化後，台灣會成為下一個香港。享有言論自由的台灣青年，最擔心的是，經濟依賴將構成網路與思想言論的干涉。兩岸青年越交流，台灣青年越拒統，問題的核心在於中國網路管制與台灣的國際空間。尤其香港占中運動的發展，更讓台灣青年恐中情結加深。

兩岸交流開放5年多來，根據《旺報》2016年8月間所做的一份民調顯示，台灣民眾對大陸的了解依然不足，雖然逾6成民眾認為大陸對台灣很重要，但7成左右表示不了解大陸；超過6成民眾對大陸沒有好感，有7成民眾希望嚴格限制大陸錢潮、人潮入台。顯見台灣民眾對於大陸的潛在威脅仍存在著深沉的恐懼感。

兩岸交往，大陸強調民族大義，常說兩岸是一家人；但台灣人民更在乎的是民生與民權。台灣人民歡迎兩岸經濟合作；但有過半的台灣人民希望政治上維持現狀，保持距離，因為對大陸政治體制仍有疑慮。

兩岸在經濟上有共同利益基礎，但政治與社會價值仍存在巨大的鴻溝，這是進入政治談判關鍵障礙。兩岸關係的發展應該從線性思考，轉為非線性思考：亦即藉由中華民族這個大框架，讓兩岸社會深入交流與相互理解，逐步縮小兩岸「民主治理」的落差，建立兩岸和平發展的「精神基礎」，也就是習近平強調的「心靈契合」。

伍、兩岸和平發展的關鍵在民心

過去數十年來，許多人奔走兩岸，都想要為兩岸政治難題尋求答案，推動政治談判，但終究是空中樓閣，徒勞無功。最主要的關鍵是缺少打開政治僵局的兩把鑰匙：「正視中華民國」與「拉近兩岸的政治社會差距」。

大陸政協主席俞正聲日前接受媒體專訪時說：「民心到，事情就成；民心不到，急著做某些事，就適得其反。」確實如此，兩岸政府進行政治談判的東風，就在民心，特別是台灣的民心。

根據台灣競爭力論壇今年所發布的國族認同民調結果顯示，在民族認同上，台灣民眾對兩岸的血緣歷史、語言文化、民俗宗教有高度認同；但在國家(state)認同上台灣社會最大公約數是中華民國。另一方面，台灣民眾對兩岸關係的認知是相當理性務實，未被大陸經濟的崛起所迷惑；認為兩岸最大分歧是「社會生活與價值觀」、「意識形態與制度」。兩者都涉及兩岸現實政治制度的歧異。

兩岸政治社會差距的拉近，涉及民主治理與政治改革。但大陸人口眾多，區域差異性大，北京強調絕不會照抄照搬西方的制度，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兩岸社會在人權民主的差距，絕不是五年、十年就可以拉近的，兩岸需要的是時間與同理心。如果有一天，這個社會差距縮小，兩岸的制度與價值觀相近且相通，意識形態與制度也不再對立矛盾，再談統合或統一，就不會是無解僵局。

鞏固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的方法，是從兩岸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基礎四個方向。目前經濟認同是最容易著力的一個方面；政治認同是當前兩岸認同中最困難、也最關鍵的一部份，我們必須看清當前兩岸關係政策作為的障礙盲點，障礙盲點不消除，就很難期待兩岸關係的突破與提升。

台灣不必迴避兩岸民間政治對話，但應該讓對話回歸民間本質，對話的主體應從國共二黨擴大到台灣其他的政黨、智庫以及民間社團。如此，才能讓中國大陸聽到台灣社會多元和真實的聲音；另一方面可以讓兩岸的民間政治對話具有務實性與全面性，為兩岸未來政治對話談判提供更多元而豐富的思考。

兩岸需要的是時間與同理心，以拉近彼此的社會差距。如果有一天，這個社會差距不再，兩岸的生活與價值觀相近且相融，意識形態與制度也不再有衝突，再談統獨，就不會是難事。反之，社會生活仍有距離，而價值觀與生活方式還有很大差距的時候，貿然談兩岸要如何統一，誰來治理誰，都會是一種悲劇。

毛澤東在<沁園春>中寫道「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盡折腰」。習近平在「吳習會」中表示，「（兩岸）形式的統一，更需要心靈的契合」，說得一點不錯。從大歷史來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關鍵，不在江山(主權)，而在民心!

兩岸和平協議之命運，客觀上受到兩岸三黨(紅、藍、綠)小三角與中美台大三角關係的制約，但能開啟和平協議的關鍵鑰匙，仍取決於兩岸人民心靈的契合度！

陸、2016大選後的兩岸新局

蔡英文總統所領導的新政府，除了提出「維持兩岸現狀」與「遵循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的論述外，也願意主動拋出不排除「蔡習會」與「選後兩岸政治溝通」的訊息，展現對中國大陸的善意，以更加理性、務實的態度來面對選後兩岸的新形勢。

民共之間縱使政治互信比較薄弱，也缺乏共同的政治基礎，但做為負責任的執政者，必須誠實面對民共對立的政治僵局，尋求新的政治解套契機，以更積極的態度找到雙方可以忍受或諒解的政治替代方案來回應北京「一中框架」的要求，「中華民國憲政體制說」是個新的政治嘗試與開端。

蔡英文當選後的兩岸關係發展走向，不僅是相當嚴肅且重大的政治考驗，台灣如何在「親美、友日、和中」的戰略平衡賽局中維繫住自己的生存命脈？蔡英文又如何在「馬習會」後框定兩岸維持現狀的架構下，找到可以讓大陸當局「勉為接受」的政治替代方案？或許是蔡英文相當兩難的政治抉擇與挑戰，但卻是蔡英文很難迴避且必須面臨的兩岸新局勢！

馬習會開啟了兩岸領導人的政治對話，「蔡習會」能否舉行，將決定兩岸的政治對話是持續走下去？還是嘎然而止？完全取決於兩岸領導人能不能夠相向而行。馬習會向蔡英文展示的是，兩岸必須有共同的政治基礎，才可能有蔡習會。一方面，蔡英文在選後提出新的兩岸關係論述，必須向九二共識的實質內涵靠攏；另一方面，北京在台灣新民意產生與國際戰略的思考下，必須展現較大的彈性與包容性，雙方才能找到妥協的平衡點。從2016年 1 月16日到 5 月20日這四個月，將是決定未來四年兩岸關係走向的關鍵期！

對於2016年通過最新民意產生的新政府，我建議要有開創新局的新作為，打破過去長期「非藍即綠、藍綠對立」的慣性思維，具體的作法如下:

第一在國內成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委員會，納入各重要黨派及產官學代表，真正實現藍綠和解精神，凝聚台灣共識，制定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綱領(類似取代國統綱領的功能)。

第二在兩岸政策與兩岸事務的相關政府機構的人事任命，如國安會、陸委會、海基會的政務官或諮詢委員、顧問等職務，遴聘衡平結構的跨黨派學者專家。

第三在兩岸間除了官方的聯繫機制之外，建立二軌或三軌的民間對話平台，包括政黨間的對話平台，如國共論壇擴大為兩岸政黨論壇，以及民間社團(基金會)的對話平台。

本文即將刊載於今年三月出版，由童振源主編的《兩岸政策藍皮書》。

本文茲授權美麗島電子報刊載全文

【圖片為作者李允傑，資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