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禁區」生死
2020-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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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若親眼目睹，就會待在家」。布朗克斯（Bronx）的兩間醫院內，醫護正與新冠病毒（coronavirus）搏鬥。
吳怡／編譯
「一般人若親眼目睹，就會待在家」。布朗克斯（Bronx）的兩間醫院內，醫護正與新冠病毒（coronavirus）搏鬥。
死，還不是時候。
恐懼、痛苦、孤寂，以及新冠病毒，混雜在空氣中，這是紐約市布朗克斯區（Bronx）杰偉勒醫院（Jack D. Weiler Hospital）的急診部隔離區（hot zone）。病房內都是染病的人，人人眼神充滿恐懼，帶著氧氣罩奮力呼吸，他們感到自己溺水了，害怕再也見不到親愛的人。
家屬不准陪病，但這裡卻是平時的兩倍擠。80名左右的新冠肺炎病患，年紀落在31歲至97歲之間，待在這裡，一床挨著一床；有些瀕臨死亡。一群剛到的病患，坐在角落的椅子上，等待著擔架，充滿戒備看著四周。醫生、護士忙著穿上防護裝備—有些是權充的裝備，例如電焊帽戴在滑雪鏡上—他們著裝後，連同事甚至也認不出來。
真相是，醫生都嚇壞了、累壞了，因死亡、無助感而不知所措。29歲的Nichole Del Valle醫師告訴我（筆者，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她曾治療某位30歲、新冠肺炎的女性，這位患者的23歲妹妹才死於新冠肺炎；這個案例嚇壞她了。於是Del Valle醫師打電話給自己的妹妹，要求她不准離開家。
醫院工作一整天，Del Valle醫師不論是為病人插管、握著病人的手、為病人的生命奮戰，都保持著令人安心的態度—然後，她承認，回家後她痛哭。
來到這兒，是要看看在這瘟疫爆發的時刻，收治病患有多麼痛苦。布朗克斯的兩間「重災區」醫院，杰偉勒醫院、蒙特弗爾醫療中心（Montefiore Medical Center Moses Division），准許我和一位攝影記者進入急診部隔離區，那裡收治著感染新冠肺炎的病患；兩間醫院分別給我們一天的時間。我們也製作了短片（譯按：在原文開頭處）：越多美國人了解新冠肺炎，就越多人願意保持社交距離，如此便可拯救醫生的生命和自己的一命。
在這場危機中，少有新聞記者能獲准進入醫院；文字、攝影記者也發現，相較於貼身採訪醫生如何對抗新冠肺炎，隨軍採訪伊拉克、阿富汗戰爭反而容易多了。醫院擔心HIPAA隱私規則（譯按：保護個人就醫的隱私）、感染風險、令人尷尬的報導。不幸的是，缺乏勇敢、第一手的報導，意味著對很多美國人來說，新冠肺炎仍是遙遠、不真實的—於是這些美國人計劃著大型復活節晚餐、或與朋友在公園聚聚。
了解新冠肺炎的最好方式，並非收看白宮簡報，而是聆聽第一線醫護的心聲。布朗克斯是全美國族裔最多元的地方之一，過去一週我所見到的病患來自不同種族、背景，但非裔、拉丁裔卻多的不成比例。他們入院時，多數發燒、精疲力盡—病得太重，無法受訪。然而他們的痛苦卻是不爭的事實。
「我痛恨這一切」，蒙特弗爾醫療中心的29歲醫師助理Chelsea Gifford說。「遇到病人說自己很害怕，而你卻束手無策，你的胃部就一陣翻攪」。
Gifford小姐想起某位來自療養中心的病患。「我真的很害怕」，他說。「我不想得到新冠肺炎。我住的地方有人快死了」。
她看著他的雙眼、握住他的手。「我們會盡全力讓你舒服點」，她告訴他。「我知道這很嚇人。但是我們在這裡，跟你一起。我們會幫助你」。
Gifford小姐夜裡失眠、常做惡夢—不是夢見自己得了新冠肺炎，而是傳染給雙親。她與父母同住但自己住一間、用自己的餐具；只隔著門跟他們說話。她太常洗手，所以手掌、手腕上都是嚴重的紅色潰瘍。
然後她開車上班，途中看見紐約人在公園群聚，對疫情毫不在乎—她忍住一肚子氣。「如果一般人親眼目睹」，她邊說邊指向周遭又驚又怕、難以呼吸的人，「他們就會待在家」。
二、
這場疫情中，有個有象徵意義的行為，那就是插管，這是最後能拉回病人的一線希望，需要插管的人，是無法使用呼吸器呼吸的人。這是個救命、也是個嚇人的過程—不幸的是，對多數的新冠肺炎患者而言，插管無效。雖然沒有大規模數據，但是在紐約市，5位插管的新冠肺炎患者中，4位可能無法活下來。
基於這個理由，醫生、護士執行插管前，會給病患機會打電話給家人，因為這可能是他們最後能說話的機會。但有時候時間不允許。我在杰偉勒醫院就看見一位68歲婦女急速惡化，含氧量直線下降。於是團隊的醫生、麻醉護理師、急診護士、呼吸治療師，整裝完備，緊急集合。
對醫護而言，插管是需要高度戒備的工作，因為進行時，病毒會從肺部噴散至空氣中。因此插管是在隔離區邊緣的病房中進行，也就是負壓病房，如此病毒才會留在房內。替病患插管時，先將塑膠盒罩住病患的頭部，麻醉護理師再將手伸進盒上的洞中，然後開始。
病患被麻醉後，將一設備放入嘴巴、以抬起喉嚨的會厭（epiglottis），然後產生通道讓管子經過聲帶，10英寸後就到了肺部。嘴巴外面的部分接著呼吸器，將氧氣打入管內。
將管子深入喉嚨的動作，可能會嚇醒患者，因此會事先替患者施打鎮靜劑，以防他們扯掉管子；有醫生說，基於某些原因，新冠肺炎患者比起一般病人，需要更多鎮靜劑。而且基於安全考量，也必須將他們的手綁起來。
68歲婦女的隔壁床，是位老先生，當天稍早才插管，他惡化的很快。對新冠肺炎患者來說，呼吸器有時是他們的唯一希望—但希望不大。
治瘧疾的藥物，奎寧（hydroxychloroquine），也就是川普說的「遊戲規則的改變者」（game changer），希望也不大。我拜訪的兩間醫院中，多數病人服用奎寧，有時合併服用阿奇黴素（azithromycin），但還是有許多人死亡。有些醫生認為，這些藥物若是早期服用會有幫助。但是與我聊過的第一線醫護中，沒有人認為這些藥物是遊戲規則的改變者。
三、
醫院中最讓我動容的，並非呼吸器、電腦斷層掃描、一些高科技的奇蹟產物。我最感動的，是醫護的同理心、勇氣；而最能打動我的治療方式，毫無疑問是握住病人的手，這無關科技。
蒙特弗爾醫療中心的護士Katherine Chavez，想起某位40初頭、無疾病史的男士。他被插管後，她在床邊陪伴了他12小時。「他會抓住我的手，而我只能不斷告訴他，事情會好轉的」，她說。
Michael P. Jones醫生，負責主持這兩間醫院急診部的住院醫師計劃，上個月寄了封電郵給他的年輕醫師，信中要求這些醫師盡最大的努力，安撫新冠肺炎病患：
如果可能，花些時間談談病人的家人、生活、夢想。問問是否需要打電話給他親愛的某人。最後，很困難的兩件事：病人臨死之時，花一分鐘握住他的手，要求你的整個團隊停止動作5或10秒，然後低頭、念出病人的名字，要求周圍安靜片刻。
在這樣的危機時刻，這麼做，有助於保有我們的人性，也給了病人家屬些許安慰，他們是受到尊嚴地對待。
醫生、護士對待病人，理應保持專業態度，但是連他們自己都害怕的時候，這就很難了。
「我可以在他眼中看到恐懼」，Chavaz小姐跟我談起某位病患，她握過他的手。但是她自己的眼中也充滿恐懼。「我不確定空氣中是否有病毒，而我在房裡連續12小時了」，她說道。
醫護人員尤其面對染病、死亡的風險，也許是因為他們與這麼大量的病毒共處一室。在我拜訪的醫院中，有些年輕醫師染上了新冠肺炎，其中一位正在加護病房。
29歲的Michael Tarr醫師，收治了一位27歲的女子，是新冠肺炎的重症患者。他治療她後尤其慌亂。「我們替她做了每一項檢查」，他說。「一定有個根本因素，才讓她這麼虛弱。然而我們什麼也查不到」。這位病患正在加護病房，靠呼吸器生存，但狀況很糟，他補充說道。
「這常常很像擲骰子」，他說。「你每天都想著『我會病的很嚴重嗎？我會康復嗎？我會不會就像那些年輕人，基於不管什麼理由，死去』」？
Tarr醫師說新冠肺炎讓他惡夢連連。他的未婚妻，Sara Rezai醫師，也替病患插管，說她完全理解，因為她自己也噩夢連連。
勇氣並非無所畏懼；軍人，儘管恐懼，仍上戰場衝鋒陷陣，這是勇氣。Tarr醫師、Chavaz護士小姐這樣的醫護，帶著擔憂踏入隔離區的每一天，是勇氣。醫師助理、技術士、呼吸治療師、清潔工（清潔工冒著同樣風險，酬勞卻相對地少）展現的，也是勇氣。這些第一線人員冒著生命風險，我們卻讓他們失望了。
「實在是很挫折」，Tarr醫師承認。「你希望像美國這樣進步的國家，表現得像個第一世界國家。但你卻看到美國四處搜集呼吸器，耗盡物資，是我們根本想不到會用完的。」
總統川普浪費了兩個月，本可用來搜集個人防護設備（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縮寫PPE）、推出大量篩減、生產呼吸器。美國許多州、城市（包括紐約市）起初也沒有動起來。這是為何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在美國是每百萬人超過50人死亡，反觀南韓是每百萬人4人死亡、新加坡每百萬人1人死亡、台灣每百萬人0.2人死亡。美國的醫生、病人死得實在很冤枉。
「華府讓我們失望透了，現在病患、醫護同樣面臨染病、死亡」，Jones醫師說道。「我們本可避免這一切，如果當初聽醫生、專家的，而不管政治、民調」。
多數醫院缺乏個人防護設備，但是我採訪的這兩間，目前看來還勉強可以應付，呼吸器也足夠。但是我在杰偉勒醫院時，工作人員赫然發現，插管所需要的「手動氣囊閥面罩」幾乎快沒了，幾週內供應商都無法供應。在一陣慌亂地尋找後，該物件暫時夠用，現在這些東西被保管、鎖上，必要時才能撥一點出來。
不像其他，杰偉勒醫院、蒙特弗爾醫療中心允許工作人員帶自己的個人防護設備。Tarr醫師從亞馬遜網站買了電焊面罩，蓋在滑雪鏡上，滑雪鏡是團體（Goggles for Docs）捐贈的，2萬3千副左右的滑雪鏡被捐至各醫院。大家都非常感謝，因為這些滑雪鏡非常舒適又有保護作用。
與我聊過的每位，都非常感謝外界的捐贈，諸如個人防護設備、食物、物資—但他們也承認，情緒上難以負荷。
「我聽著那些住院醫師說」，Jones醫師提起自己負責監督的84位住院醫師。「他們身心俱疲，對於大眾不聽勸、錯誤資訊，感到挫折」。
「我們還能再撐兩週嗎」？他問道。然後再兩週？也許。之後再兩週？我也不知道。
四、
在這新冠肺炎的時期，蒙特弗爾醫療中心的急診部有了些改變。最怪異的改變，莫過於病床邊的警鈴響個不停：急診部的一側，20個警鈴同時在響。
醫生解釋說，那些多數是假警報；病患的生命徵象在護理站就可監控。但關掉警鈴，需要有人穿上個人防護設備，走向病床。
「你需要明智判斷，何時才穿上防護設備」，急診部主任David Esses醫師說。「不能每次警鈴一響，你就燒掉一件防護袍」。
所以警鈴繼續響著。
心肺復甦術（CPR）在此時，也變得敷衍了事。以前，醫生可能會花30分鐘搶救一位年長患者，但是現在，每次的按壓胸部，意味著病毒可能會散播，害死某人。所以患者若是回天乏術，幾分鐘的CPR就可以停了。
醫療系統向來不擅於談論死亡，但此時，談論的機會增加了，只是很令人尷尬。由於資源匱乏，醫護思考著，如果到了必須分配呼吸器的那一天：誰會得到？誰必須等死？
Jones醫生回憶起一位長期患有失智症的老太太，感染了新冠肺炎後，狀況越來越差。一般而言，醫療團隊會為她插管，但是對這個案例，他打電話給家屬：他們真的同意插管嗎？最後，家屬決定不要，老太太當天就安詳辭世。
另個重大改變是，急診部現在幾乎沒有非新冠肺炎的病人了。人人似乎不像往常般，摔斷腿、中風、中槍。部分原因是出門的人少了，但這也顯示，有些家庭偏好讓長者在家平靜辭世，而不是選在此時去醫院。
有些患者的病床標記著（D.N.R.）、（D.N.I.）—「不要心肺復甦」（do not resuscitate）、「不要插管」（do not intubate）。如果你還沒準備，現在正是替自己、家人準備這些醫療指示的時候。
五、
警鈴仍舊響著、工作人員面露焦慮、頭上方的呼叫器呼叫著醫療團隊，去處理一個接著一個的緊急狀況，空氣已經夠緊繃了，此時，紅色電話響了。
這是來自救護車的電話，代表重症病患在路上。
杰偉勒醫院定時將病患轉至蒙特弗爾醫療中心，好挪出空間，但是救護車送來新病患的速度，超過原本病患被轉走的速度。雖然外面有分診的帳篷，但隔離區入口處，時不時仍有過多擔架塞車的情況。
許多急診部的病患，最終得進入加護病房。自疫情升溫以來，杰偉勒醫院的加護病房空間是以往的兩倍；這裡的氣氛平穩、安靜，與急診部完全不同。多數病患施打了鎮靜劑、躺在負壓病房內；唯一在動的就是電子儀器所顯示的曲線。一位病患在加護病房10天後康復，高興地向我招招手，但她是個例外；許多新冠肺炎的病患，進入加護病房後，再也回不了家。
紐約人死於新冠肺炎的速率，大概是每天近800人，這可能是嚴重低估後的數字。每當有人死了，醫生為開立死亡證明處理些文書工作，護士、技術士處理大體，在大體的腳趾上掛上腳趾標簽。以往的流程是，替大體蓋上床單，然後推進太平間；現在則是直接包進屍袋，團隊馬上將大體推進醫院太平間，而且因為那兒沒有空位了，只好推去外面，那兒停著冷凍卡車，每幾天換一台。
「我們與殯儀館合作」處理大體，杰偉勒醫院的護理臨床主任Linda Berger Spivack說。「然而，殯儀館也忙不過來」。
死亡通常是沒有尊嚴、極端痛苦的過渡，但現在尤其殘酷。我們人類演變，得以互相扶持；但是病毒也演變了，得以利用人與人間的連結—於是在這瘟疫爆發的時刻，人通常孤獨死去。
新冠肺炎的浪潮目前重創著紐約—意味著還有地方會受到攻擊，那些輕忽、未保持社交距離的地方。「他們應該要從紐約學得教訓」，Esses醫師說。「因為他們若學不會，同樣的事就會在他們那裡發生。等到他們發現，就太遲了」。
我把最後一句話留給Nichole Del Valle，就是那位整天安撫病人、然後回家哭泣的年輕醫生。我問她，有什麼話想對那些居住地還不是重災區的人說，那些對於帶上口罩、保持社交距離而感到質疑的人。
「醫院內仍舊是昏天暗地」，她說。「要急診醫師眼看著病人受苦、家人卻不能陪侍在側，實在很煎熬。這段時間人人都很煎熬」。
「所以，請務必待在家」。
（完）
註：原文的分段，從「二」至「五」，未標明「一」，因此譯文也是如此。
【此文為編譯文章，原文4月11日刊登於美國《紐約時報》網站，文章標題為 Life and Death in the "Hot Zone"。筆者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自2001年至今，為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兩度獲得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一是報導中國，另一報導達佛（Darfur）大屠殺。最新著作："Tightrope: Americans Reaching for Hope."】
原文出處【圖片為中新網資料照】
「一般人若親眼目睹，就會待在家」。布朗克斯（Bronx）的兩間醫院內，醫護正與新冠病毒（coronavirus）搏鬥。
死，還不是時候。
恐懼、痛苦、孤寂，以及新冠病毒，混雜在空氣中，這是紐約市布朗克斯區（Bronx）杰偉勒醫院（Jack D. Weiler Hospital）的急診部隔離區（hot zone）。病房內都是染病的人，人人眼神充滿恐懼，帶著氧氣罩奮力呼吸，他們感到自己溺水了，害怕再也見不到親愛的人。
家屬不准陪病，但這裡卻是平時的兩倍擠。80名左右的新冠肺炎病患，年紀落在31歲至97歲之間，待在這裡，一床挨著一床；有些瀕臨死亡。一群剛到的病患，坐在角落的椅子上，等待著擔架，充滿戒備看著四周。醫生、護士忙著穿上防護裝備—有些是權充的裝備，例如電焊帽戴在滑雪鏡上—他們著裝後，連同事甚至也認不出來。
真相是，醫生都嚇壞了、累壞了，因死亡、無助感而不知所措。29歲的Nichole Del Valle醫師告訴我（筆者，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她曾治療某位30歲、新冠肺炎的女性，這位患者的23歲妹妹才死於新冠肺炎；這個案例嚇壞她了。於是Del Valle醫師打電話給自己的妹妹，要求她不准離開家。
醫院工作一整天，Del Valle醫師不論是為病人插管、握著病人的手、為病人的生命奮戰，都保持著令人安心的態度—然後，她承認，回家後她痛哭。
來到這兒，是要看看在這瘟疫爆發的時刻，收治病患有多麼痛苦。布朗克斯的兩間「重災區」醫院，杰偉勒醫院、蒙特弗爾醫療中心（Montefiore Medical Center Moses Division），准許我和一位攝影記者進入急診部隔離區，那裡收治著感染新冠肺炎的病患；兩間醫院分別給我們一天的時間。我們也製作了短片（譯按：在原文開頭處）：越多美國人了解新冠肺炎，就越多人願意保持社交距離，如此便可拯救醫生的生命和自己的一命。
在這場危機中，少有新聞記者能獲准進入醫院；文字、攝影記者也發現，相較於貼身採訪醫生如何對抗新冠肺炎，隨軍採訪伊拉克、阿富汗戰爭反而容易多了。醫院擔心HIPAA隱私規則（譯按：保護個人就醫的隱私）、感染風險、令人尷尬的報導。不幸的是，缺乏勇敢、第一手的報導，意味著對很多美國人來說，新冠肺炎仍是遙遠、不真實的—於是這些美國人計劃著大型復活節晚餐、或與朋友在公園聚聚。
了解新冠肺炎的最好方式，並非收看白宮簡報，而是聆聽第一線醫護的心聲。布朗克斯是全美國族裔最多元的地方之一，過去一週我所見到的病患來自不同種族、背景，但非裔、拉丁裔卻多的不成比例。他們入院時，多數發燒、精疲力盡—病得太重，無法受訪。然而他們的痛苦卻是不爭的事實。
「我痛恨這一切」，蒙特弗爾醫療中心的29歲醫師助理Chelsea Gifford說。「遇到病人說自己很害怕，而你卻束手無策，你的胃部就一陣翻攪」。
Gifford小姐想起某位來自療養中心的病患。「我真的很害怕」，他說。「我不想得到新冠肺炎。我住的地方有人快死了」。
她看著他的雙眼、握住他的手。「我們會盡全力讓你舒服點」，她告訴他。「我知道這很嚇人。但是我們在這裡，跟你一起。我們會幫助你」。
Gifford小姐夜裡失眠、常做惡夢—不是夢見自己得了新冠肺炎，而是傳染給雙親。她與父母同住但自己住一間、用自己的餐具；只隔著門跟他們說話。她太常洗手，所以手掌、手腕上都是嚴重的紅色潰瘍。
然後她開車上班，途中看見紐約人在公園群聚，對疫情毫不在乎—她忍住一肚子氣。「如果一般人親眼目睹」，她邊說邊指向周遭又驚又怕、難以呼吸的人，「他們就會待在家」。
二、
這場疫情中，有個有象徵意義的行為，那就是插管，這是最後能拉回病人的一線希望，需要插管的人，是無法使用呼吸器呼吸的人。這是個救命、也是個嚇人的過程—不幸的是，對多數的新冠肺炎患者而言，插管無效。雖然沒有大規模數據，但是在紐約市，5位插管的新冠肺炎患者中，4位可能無法活下來。
基於這個理由，醫生、護士執行插管前，會給病患機會打電話給家人，因為這可能是他們最後能說話的機會。但有時候時間不允許。我在杰偉勒醫院就看見一位68歲婦女急速惡化，含氧量直線下降。於是團隊的醫生、麻醉護理師、急診護士、呼吸治療師，整裝完備，緊急集合。
對醫護而言，插管是需要高度戒備的工作，因為進行時，病毒會從肺部噴散至空氣中。因此插管是在隔離區邊緣的病房中進行，也就是負壓病房，如此病毒才會留在房內。替病患插管時，先將塑膠盒罩住病患的頭部，麻醉護理師再將手伸進盒上的洞中，然後開始。
病患被麻醉後，將一設備放入嘴巴、以抬起喉嚨的會厭（epiglottis），然後產生通道讓管子經過聲帶，10英寸後就到了肺部。嘴巴外面的部分接著呼吸器，將氧氣打入管內。
將管子深入喉嚨的動作，可能會嚇醒患者，因此會事先替患者施打鎮靜劑，以防他們扯掉管子；有醫生說，基於某些原因，新冠肺炎患者比起一般病人，需要更多鎮靜劑。而且基於安全考量，也必須將他們的手綁起來。
68歲婦女的隔壁床，是位老先生，當天稍早才插管，他惡化的很快。對新冠肺炎患者來說，呼吸器有時是他們的唯一希望—但希望不大。
治瘧疾的藥物，奎寧（hydroxychloroquine），也就是川普說的「遊戲規則的改變者」（game changer），希望也不大。我拜訪的兩間醫院中，多數病人服用奎寧，有時合併服用阿奇黴素（azithromycin），但還是有許多人死亡。有些醫生認為，這些藥物若是早期服用會有幫助。但是與我聊過的第一線醫護中，沒有人認為這些藥物是遊戲規則的改變者。
三、
醫院中最讓我動容的，並非呼吸器、電腦斷層掃描、一些高科技的奇蹟產物。我最感動的，是醫護的同理心、勇氣；而最能打動我的治療方式，毫無疑問是握住病人的手，這無關科技。
蒙特弗爾醫療中心的護士Katherine Chavez，想起某位40初頭、無疾病史的男士。他被插管後，她在床邊陪伴了他12小時。「他會抓住我的手，而我只能不斷告訴他，事情會好轉的」，她說。
Michael P. Jones醫生，負責主持這兩間醫院急診部的住院醫師計劃，上個月寄了封電郵給他的年輕醫師，信中要求這些醫師盡最大的努力，安撫新冠肺炎病患：
如果可能，花些時間談談病人的家人、生活、夢想。問問是否需要打電話給他親愛的某人。最後，很困難的兩件事：病人臨死之時，花一分鐘握住他的手，要求你的整個團隊停止動作5或10秒，然後低頭、念出病人的名字，要求周圍安靜片刻。
在這樣的危機時刻，這麼做，有助於保有我們的人性，也給了病人家屬些許安慰，他們是受到尊嚴地對待。
醫生、護士對待病人，理應保持專業態度，但是連他們自己都害怕的時候，這就很難了。
「我可以在他眼中看到恐懼」，Chavaz小姐跟我談起某位病患，她握過他的手。但是她自己的眼中也充滿恐懼。「我不確定空氣中是否有病毒，而我在房裡連續12小時了」，她說道。
醫護人員尤其面對染病、死亡的風險，也許是因為他們與這麼大量的病毒共處一室。在我拜訪的醫院中，有些年輕醫師染上了新冠肺炎，其中一位正在加護病房。
29歲的Michael Tarr醫師，收治了一位27歲的女子，是新冠肺炎的重症患者。他治療她後尤其慌亂。「我們替她做了每一項檢查」，他說。「一定有個根本因素，才讓她這麼虛弱。然而我們什麼也查不到」。這位病患正在加護病房，靠呼吸器生存，但狀況很糟，他補充說道。
「這常常很像擲骰子」，他說。「你每天都想著『我會病的很嚴重嗎？我會康復嗎？我會不會就像那些年輕人，基於不管什麼理由，死去』」？
Tarr醫師說新冠肺炎讓他惡夢連連。他的未婚妻，Sara Rezai醫師，也替病患插管，說她完全理解，因為她自己也噩夢連連。
勇氣並非無所畏懼；軍人，儘管恐懼，仍上戰場衝鋒陷陣，這是勇氣。Tarr醫師、Chavaz護士小姐這樣的醫護，帶著擔憂踏入隔離區的每一天，是勇氣。醫師助理、技術士、呼吸治療師、清潔工（清潔工冒著同樣風險，酬勞卻相對地少）展現的，也是勇氣。這些第一線人員冒著生命風險，我們卻讓他們失望了。
「實在是很挫折」，Tarr醫師承認。「你希望像美國這樣進步的國家，表現得像個第一世界國家。但你卻看到美國四處搜集呼吸器，耗盡物資，是我們根本想不到會用完的。」
總統川普浪費了兩個月，本可用來搜集個人防護設備（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縮寫PPE）、推出大量篩減、生產呼吸器。美國許多州、城市（包括紐約市）起初也沒有動起來。這是為何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在美國是每百萬人超過50人死亡，反觀南韓是每百萬人4人死亡、新加坡每百萬人1人死亡、台灣每百萬人0.2人死亡。美國的醫生、病人死得實在很冤枉。
「華府讓我們失望透了，現在病患、醫護同樣面臨染病、死亡」，Jones醫師說道。「我們本可避免這一切，如果當初聽醫生、專家的，而不管政治、民調」。
多數醫院缺乏個人防護設備，但是我採訪的這兩間，目前看來還勉強可以應付，呼吸器也足夠。但是我在杰偉勒醫院時，工作人員赫然發現，插管所需要的「手動氣囊閥面罩」幾乎快沒了，幾週內供應商都無法供應。在一陣慌亂地尋找後，該物件暫時夠用，現在這些東西被保管、鎖上，必要時才能撥一點出來。
不像其他，杰偉勒醫院、蒙特弗爾醫療中心允許工作人員帶自己的個人防護設備。Tarr醫師從亞馬遜網站買了電焊面罩，蓋在滑雪鏡上，滑雪鏡是團體（Goggles for Docs）捐贈的，2萬3千副左右的滑雪鏡被捐至各醫院。大家都非常感謝，因為這些滑雪鏡非常舒適又有保護作用。
與我聊過的每位，都非常感謝外界的捐贈，諸如個人防護設備、食物、物資—但他們也承認，情緒上難以負荷。
「我聽著那些住院醫師說」，Jones醫師提起自己負責監督的84位住院醫師。「他們身心俱疲，對於大眾不聽勸、錯誤資訊，感到挫折」。
「我們還能再撐兩週嗎」？他問道。然後再兩週？也許。之後再兩週？我也不知道。
四、
在這新冠肺炎的時期，蒙特弗爾醫療中心的急診部有了些改變。最怪異的改變，莫過於病床邊的警鈴響個不停：急診部的一側，20個警鈴同時在響。
醫生解釋說，那些多數是假警報；病患的生命徵象在護理站就可監控。但關掉警鈴，需要有人穿上個人防護設備，走向病床。
「你需要明智判斷，何時才穿上防護設備」，急診部主任David Esses醫師說。「不能每次警鈴一響，你就燒掉一件防護袍」。
所以警鈴繼續響著。
心肺復甦術（CPR）在此時，也變得敷衍了事。以前，醫生可能會花30分鐘搶救一位年長患者，但是現在，每次的按壓胸部，意味著病毒可能會散播，害死某人。所以患者若是回天乏術，幾分鐘的CPR就可以停了。
醫療系統向來不擅於談論死亡，但此時，談論的機會增加了，只是很令人尷尬。由於資源匱乏，醫護思考著，如果到了必須分配呼吸器的那一天：誰會得到？誰必須等死？
Jones醫生回憶起一位長期患有失智症的老太太，感染了新冠肺炎後，狀況越來越差。一般而言，醫療團隊會為她插管，但是對這個案例，他打電話給家屬：他們真的同意插管嗎？最後，家屬決定不要，老太太當天就安詳辭世。
另個重大改變是，急診部現在幾乎沒有非新冠肺炎的病人了。人人似乎不像往常般，摔斷腿、中風、中槍。部分原因是出門的人少了，但這也顯示，有些家庭偏好讓長者在家平靜辭世，而不是選在此時去醫院。
有些患者的病床標記著（D.N.R.）、（D.N.I.）—「不要心肺復甦」（do not resuscitate）、「不要插管」（do not intubate）。如果你還沒準備，現在正是替自己、家人準備這些醫療指示的時候。
五、
警鈴仍舊響著、工作人員面露焦慮、頭上方的呼叫器呼叫著醫療團隊，去處理一個接著一個的緊急狀況，空氣已經夠緊繃了，此時，紅色電話響了。
這是來自救護車的電話，代表重症病患在路上。
杰偉勒醫院定時將病患轉至蒙特弗爾醫療中心，好挪出空間，但是救護車送來新病患的速度，超過原本病患被轉走的速度。雖然外面有分診的帳篷，但隔離區入口處，時不時仍有過多擔架塞車的情況。
許多急診部的病患，最終得進入加護病房。自疫情升溫以來，杰偉勒醫院的加護病房空間是以往的兩倍；這裡的氣氛平穩、安靜，與急診部完全不同。多數病患施打了鎮靜劑、躺在負壓病房內；唯一在動的就是電子儀器所顯示的曲線。一位病患在加護病房10天後康復，高興地向我招招手，但她是個例外；許多新冠肺炎的病患，進入加護病房後，再也回不了家。
紐約人死於新冠肺炎的速率，大概是每天近800人，這可能是嚴重低估後的數字。每當有人死了，醫生為開立死亡證明處理些文書工作，護士、技術士處理大體，在大體的腳趾上掛上腳趾標簽。以往的流程是，替大體蓋上床單，然後推進太平間；現在則是直接包進屍袋，團隊馬上將大體推進醫院太平間，而且因為那兒沒有空位了，只好推去外面，那兒停著冷凍卡車，每幾天換一台。
「我們與殯儀館合作」處理大體，杰偉勒醫院的護理臨床主任Linda Berger Spivack說。「然而，殯儀館也忙不過來」。
死亡通常是沒有尊嚴、極端痛苦的過渡，但現在尤其殘酷。我們人類演變，得以互相扶持；但是病毒也演變了，得以利用人與人間的連結—於是在這瘟疫爆發的時刻，人通常孤獨死去。
新冠肺炎的浪潮目前重創著紐約—意味著還有地方會受到攻擊，那些輕忽、未保持社交距離的地方。「他們應該要從紐約學得教訓」，Esses醫師說。「因為他們若學不會，同樣的事就會在他們那裡發生。等到他們發現，就太遲了」。
我把最後一句話留給Nichole Del Valle，就是那位整天安撫病人、然後回家哭泣的年輕醫生。我問她，有什麼話想對那些居住地還不是重災區的人說，那些對於帶上口罩、保持社交距離而感到質疑的人。
「醫院內仍舊是昏天暗地」，她說。「要急診醫師眼看著病人受苦、家人卻不能陪侍在側，實在很煎熬。這段時間人人都很煎熬」。
「所以，請務必待在家」。
（完）
註：原文的分段，從「二」至「五」，未標明「一」，因此譯文也是如此。
【此文為編譯文章，原文4月11日刊登於美國《紐約時報》網站，文章標題為 Life and Death in the "Hot Zone"。筆者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自2001年至今，為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兩度獲得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一是報導中國，另一報導達佛（Darfur）大屠殺。最新著作："Tightrope: Americans Reaching for Hope."】
原文出處【圖片為中新網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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