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偷渡者
2013-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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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應的船隻遲遲不來。在這不知名的小島上，他已等了幾個小時，太陽開始西沉。沒人看得出，他和一個偷渡客有
接應的船隻遲遲不來。在這不知名的小島上，他已等了幾個小時，太陽開始西沉。
沒人看得出，他和一個偷渡客有什麼區別，他穿著漁民們常見的衣衫、褲子上有破洞，戴一頂斗笠，神情焦灼、憔悴，像是迫不及待的要去“寶島”上討生活。不過，他有點上了年紀，不知等待他的命運將是什麼。
他不是慣常的偷渡客，他要回到的不過是自己家鄉。為了這個時刻，他已等待了十年，也嘗試各種方法。
他曾試圖從馬尼拉、從東京、從漢城搭機回臺北，卻都沒成功。這真是荒誕的一幕，自從1979年以來，他是臺北的國民黨政權最著名的在逃犯之一，涉嫌重大的“叛亂罪”，當他試圖回去投案時，卻又被臺北千方百計地阻止，航空公司拒絕讓他登機，國民黨的情治人員在海外截止他，他不得不刻意裝扮，不斷發佈假消息，期望蒙混過關。
這些未遂的行動，卻為他贏得了國際性的關注。八十年代的亞洲正捲入民主化的浪潮，在某種意義上，他與菲律賓的柯拉松•阿基諾、韓國的金大中一樣，成為了著名的流亡政治領袖，他們也都在對抗一個由美國支持的威權政府，也都仰仗來自美國內部的民主力量。阿基諾更是對他有直接啟發，這名被馬科斯放逐的參議員在1983年試圖直接闖入馬尼拉，結果在機場遇刺，他的死亡激發了菲律賓的反抗運動，並在1986年的總統選舉中將阿基諾夫人推上總統之位。
不過，許信良也足以為自己的驕傲。1986年11月30日，他僥倖抵達了臺北的桃園機場，儘管沒機會下飛機，卻有成千上萬人來來機場迎接他，與對峙的鎮暴員警發生衝突，釀成著名的“桃園機場事件”。這是他期待已久的群眾熱情，一名政治人物的興奮劑。而九年前，正是他參與的一場選舉，才開啟了臺灣的街頭運動傳統。
在流亡生涯中，最痛苦的莫過於這與群眾失去聯繫的“無根感”，任你有多少的熱情、多堅定的主張，都像是失去了標靶的子彈。在流亡最初的歲月裏，面對著高雄事件、美麗島審判、林宅血案、陳文成事件，這一浪接一浪的悲劇，激發起他的義憤還有深深的內疚——他不在場，未能分擔同志們的痛苦。這也給他帶來巨大的力量，他創辦《美麗島週報》、在海外臺灣人社區中舉辦演講，沒人有人比他適合講解臺灣的現狀，他是國民黨體制的背叛者，既瞭解國民黨，又瞭解“黨外”運動。
他不是個天才演講者，在演講的最初，他常有點生硬，“然後才漸入佳境，最後以充滿信心的語氣帶來了演講的高潮”，他的視野開闊更是有目共睹，“他重視的，是整個運動，而不是個人，他強調的，是格局的開闊，而不是派系紛爭”，在他興奮之時，頭髮日漸稀疏的腦殼，會尤其光亮，似乎是腦力激動所致。他的個人魅力，也吸引了不少的追隨者，他們都試圖在遙遠的異鄉做些什麼。在聚會現場，一旦《黃昏的故鄉》的音樂響起時，人們必定被一種激動又淒涼之感，緊緊攫住。
在最初的激情過後，現實擺在每個人的面前：去哪里籌集足夠的資金與人力來支持這一切？倘若這些聲音不能影響到臺灣，這努力又有何意義？海外的臺灣人社會本就人數稀少，其中的大多人深受被國民黨長期在白色恐怖影響，一心想躲避政治，他們中良知仍在者，即使在華盛頓、西雅圖參與反國民黨的遊行，也不忘帶上口罩，擔心無處不在的國民黨情治人員的揭發。而即使在這樣社會基礎狹小的政治社區中，反對力量仍派系林立，儘管他們都共同反對國民黨，卻可能出自截然不同的理由——支持台獨的，支持兩岸統一的，左派立場的，右派立場的，再加上人際關係的複雜，更是亂做一團。
他以“不可救藥的樂觀”著稱，但即使如此，他在很多時刻也不免黯然神傷。除去少量的朋友，人們躲避他，而家人更是要承擔更具體的後果。他建立各種聯盟總是很快破裂，創辦的雜誌總面臨資金與人力的緊張。
與他共同編輯報紙的陳芳明用哀傷的筆調回憶起這種歲月，他們租用沒有窗戶的破屋，在最廉價的墨西哥餐廳填飽肚子，在長夜裏漫天寥解寂寞，而他們寫下的、編輯的文字，像是“在北美的一個陽光城市，我們象極停留在宇宙中流亡的行星上，朝著自己的母土傳遞資訊”……他們的聲音除了在海外的小圈子裏引起了少許回應，對於遙遠的臺灣到底有何作用。對於一個像他這樣的行動者，做一個流亡者無異另一種牢籠。
絕望之時，暴力革命也成為了選擇。在他編輯的報紙上，他刊登了《都市遊擊手冊》的中譯本，似乎期待武裝暴力推翻國民黨政權。他還與北京政權產生過關聯，誰也說不清，他是否拿到過共產黨的資助。
在一個沉默的時代，他們的努力或許還能帶來少許的啟發，能延續革命的“香火”，但當臺灣內部的運動興起時，他們顯得多麼多餘。回到臺灣，變成了他的唯一選擇。
接應的船隻終於來了，它有一個俗氣的名字“金滿財號”。這是在許信良放棄希望，坐上小船準備回到福建漁村的途中遇到的。在兩船相錯時，他跳上了大船。接應者也只把他當作另一個偷渡者，這一帶從來偷渡成風。
在夜晚穿越黑漆漆的臺灣海峽時，他一定百感交集，既為自己，更為臺灣的命運，四個世紀來，一代代中國人要把命運交給大自然，穿越這寬闊的“黑水溝”到臺灣尋找新人生。這島嶼的命運如今來到了另一個十字路口……
二
“他們為你花了多少錢”，我指著牆上懸掛的福建省地圖問他。我們坐在他佈局簡單的辦公室裏，他穿一件藍色寬大襯衫，頭頂光亮，氣色上看不出任何剛剛經過七天絕食的痕跡。
他坐在立法院門前絕食抗議，短暫的登上過新聞，不過它很快淹沒在臺灣資訊爆炸的媒體上，人們甚至沒興趣知道，他為何要去絕食？時代變了。已經很難想像，當年成千上萬人去機場迎接他的景象，而“絕食”則再沒什麼衝擊，不過像是某種過時的表演。在他與同志們用道德勇氣建立了民主之後，民主似乎拋棄了他們。他們的聲音，曾在一個寂靜的時代振聾發聵，如今則不過是另一種雜音。
“那個不重要！”他對我擺擺手。他記不請具體的數字了。不過,我總想起那個幫他偷渡的同學，他連夜逃到了香港，半年沒敢回臺灣，他在福建的工廠則倒閉了，受到牽連的有七十多人。他們是被遺忘的犧牲者。
他不是個好的談話者，重複、碎片化，更缺乏細節，他也對於談論自己、回憶往昔沒什麼興趣，他也不在乎你的問題，只談自己正在想談的。
他要談的臺灣的命運、中國的未來、還有他念念不忘的“全球體制”。有時，我突然會覺得自己坐在湯瑪斯•弗裏德曼面前，聽他大談“世界是平的”。
他是那種最典型的現代化論者，歷史是有指向的，進步是不可阻擋的，未來比現在更美好，比起這歷史的動力，個人遭遇實在不算什麼。他的確是以一名堅定的“現代化論者”進入歷史舞臺的。那是1971年的臺灣，《大學雜誌》連載了《臺灣社會力分析》一文。這篇文章轟動了政界與知識界。
臺灣正處於一個轉折時刻。一方面，它在外交上處於另一個風雨飄搖之時，而在內部，它則面臨著權力的更迭——蔣經國正逐漸進入權力中心，而同時經過二十年的發展，臺灣正在步入另一種社會形態，正像一位歷史學者所寫的“人口的增加和流動性的增大，工商業的繁榮和發達;國民所得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教育的普及和人民知識水準的提高;對外貿易的擴張、交通的發達和大眾傳播的發展;人才輩出，資本家的出現、新興中產階級的產生;對美對日的門戶完全開放，大批留學生的回國，新思想新潮流的刺激，和政治意識的早熟……一個新的時代已經誕生。”
怎樣認識這個真實的臺灣，它不是“反攻大陸”的基地，不僅僅是縮小的中國。四位作者都剛過三十歲，都是戰後臺灣出生、受過良好教育的一代人。倘若五、六十年代的氣氛是沉悶的、壓抑的、逃避的，這一代人他們要發出自己的聲音。而《大學雜誌》正代表這一代知識份子的崛起，他們的公共關懷與改革意識。
以“許仁真”為筆名的許信良的個人經歷見證了這種轉變。他出生在1941年的桃園，兒童時期他沉浸于中國的傳統文學，從《三國演義》、《水滸傳》到《精忠嶽傳》，那個忠義的男性世界牢牢的吸引著他。他也以“少有大志”著稱，在日後他自己不斷重複、別人也樂於引述的神話是，六年級時就以“大總統”為志向願。
在政治大學的歲月裏，他看起來正是國民黨的教育理想的典範——一方面，他身負中國古典文化中理想情結，相信“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同時又篤信“三民主義”，他頭腦中的國民黨，還是個北伐前、為革命獻身的國民黨，尚未意識到國民黨教育描述的中國與他現實生活的臺灣之間的巨大溝壑。
1967年，他考取了中山獎學金，前往愛丁堡讀書。在接下來兩年中，他遭遇人生的巨大洗禮。學生運動正席捲歐洲，他第一次看到青年人可以這樣表現出他們的主張與力量，那也個左翼思潮氾濫的年代，在臺灣被壓抑的“社會主義”思潮中的理想色彩，正符合他一貫接受的中國理想傳統，而馬克思主義式的宏大分析方法，則吻合了他粗線條的思維。除去披頭士、左派理論、學生運動，在遊歷歐洲的歲月裏，他還尤其關注正在形成中的“歐洲共同市場”，它是20年後大行其道的全球化的前奏。
歸國不久，舞臺正為他展開。他進入中央黨部工作，有了《大學雜誌》這樣的平臺，遇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而即將接掌權力的蔣經國則擺出了開明者的姿態，他要籠絡青年知識份子與本省人，“催台青”說法流行一時，象許信良這樣的人物，正是這潮流的最佳代表。
更何況，《臺灣社會力分析》一下子就把推向了關注的中心。如今看來，這篇論文實在沒有太多驚奇之處，不過是用當時流行的現代化理論來分析臺灣。但在當時，它卻突破了很多禁忌，嚴肅而坦誠地談論現實問題與危機，就是對糾纏於各種意識形態與謊言的輿論界的一次解放，當他們用“社會力”這個概念時，實際在表明國家與社會的力量的傾斜，面對一個日益複雜的社會，國家權力以不可、也不該控制各種不同群體，應給予社會更大自主空間，臺灣的發展不僅取決於國家主導的發展，也來自於不同的民間力量。
不過，這仍是尚可以容忍的“突破”。論述是去政治化的，既不直面“威權”主義、更不提外來政權的合法性，它把複雜的問題簡化成發展問題，這種發展主義也暗含著一種強烈的樂觀，只要發展一直持續，所有問題也都能迎刃而解。這與蔣經國即將展開的新建設高潮，正不謀而合。
在接下來的六年中，許信良成了新生代中最令人矚目的政治人物。而英國的經歷也以另一種方式影響了他，他發現這些街頭的青年人，不是以思想而是以行動來改變世界，他們宣導的價值習以為常，但他們卻敢於把言語轉化成行動。
成為一名論述者不能滿足他，況且他稱之為“臺灣之春”的思想解放運動不過持續了兩三年就停止了。他也意識到，唯有直接投身於政治行動，才更可能產生改變。
他當選了省議員，在省議會中以直言不諱著稱，成為了一名“太保議員”，相信唯有在議會上表現出某種“粗魯”，才可能衝擊官僚系統的惰性。在四年省議員的生涯裏，他把關注集中于民生問題，以士大夫“為民請命”的風範自居，他以問政紀錄出版的著作名為《風雨之聲》，取自清末兩江總督沈葆禎的名言“臣朝奉雷霆之詔，自省衍（心）尤，然夜聞風雨之聲，難安枕席”。沈葆禎為了救濟災民，而未經朝廷同意開倉賑災，而被處罰，而他以同樣的情懷為臺灣平民爭取權利。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 許知遠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9417?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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