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十年與台灣

2013-04-10 3921

中國政府新領導人在上台前後分別對台灣軟性喚話，2月25習近平說「兩岸同屬中華民族，血緣紐帶任何力量都

中國政府新領導人在上台前後分別對台灣軟性喚話，2月25習近平說「兩岸同屬中華民族，血緣紐帶任何力量都切割不斷，大陸和台灣是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兄弟齊心，其利斷金。實現民族復興，需要兩岸同胞共同努力。希望兩岸同胞共同來圓中國夢」。3月17日，12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會後李克強回答台灣記者說，「大陸和台灣是我們共同的家園，把它一道維護好、建設好，使其花團錦簇，花好總有月圓時。」

兩人措詞亟力求柔和優美不輸40年前廖承志給蔣經國那封「歷盡?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信；比起來還更多「前瞻的動人願景」。

習近平的甜言，馬總統沒有直接回應，但由發言人李佳霏指出連戰和習對話時說的「一個中國」和總統無關，間接表態。對李克強的蜜語則正面頂回去，陸委會說「中華民國是我們的國家，台灣是我們的家園」，兩岸應秉持「相互尊重、互利共榮」的精神，共同為兩岸的和平穩定與人民福祉而努力。馬總統這兩個反應很令人嚇了一跳。

習、李的話並不是即興的演出─中共這樣高度官僚化的體制，領導人不做即興演出，兩人的講法都有所本，都在胡錦濤的十八大政治報告中找得到。而其思想的發想則更早。

中國做為一個顯赫的大國，以經濟面來看，在胡溫領導的十年才充分顯現出來。在胡溫接班前，2001年GDP才11,590億美元是美國101,714億的9分之1，日本42,451億的3分之1多，而在1990年，3,878億更只有美國58,033億的15分之1日本30,522億的8分之1不到，國力很不怎麼樣，但中國已不認為應該繼續守鄧小平韜光養晦的原則了，反而認為既是大國便應該軍事上在南海和台海伸手出腳，國際上開始盛傳「中國威脅論」，終於美日簽訂安保新指針，復活了島鍊圍堵態勢。

等到胡溫上台，中國國力成長更是顯赫，但2003在國際政治上開始強調中國是「和平崛起」，2004進一步改成「和平發展」，提出「對外謀求和平，對內謀求和諧，對台謀求和解」的「三和」大政方針。

對外和平方面溫家寶於 2003 年的東盟商業投資峰會中提出「睦鄰、安鄰、富鄰」三鄰外交，意思是中國會和周邊國家和睦相處，負起區域大國的責任維持區域穩定，加強和鄰國的經濟合作，推動經濟區域一體化，同一年稍晚，溫家寶訪美表示中國的崛起將在和平共處的基礎上進行；兩岸方面，政策重心擺在「積極務實統戰」上面，2003年兩岸開始「包機直航」，雖然此後，2004台灣大選時朱鎔基武嚇，2005又制訂反分裂國家法，但在反分裂法震撼後，水果零關稅等政策接續推出，2007，台灣大選的前夕，在中共十七大報告中，胡錦濤說「中國是兩岸同胞的共同家園兩岸。13億大陸同胞和2300萬台灣同胞是血脈相連的命運共同體」，2008台灣大選中國不再武嚇。

2008年之後除了迅速和馬政府簽訂三通，ECFA兩協議積極進行兩岸經濟整合之外，更在兩岸文化政策上採取革命性的作法。

2008年12月31日胡錦濤在北京《告台灣同胞書》30周年紀念會中發表《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講話，提出了＜胡六點＞，主張「台灣文化可以豐富中華文化」，既承認了台灣文化的特殊性，又肯定台灣文化既不與中國文化衝突，還有正面貢獻。

台灣文化和中國文化間關係的爭論在台灣開始得非常早，二二八事件之後，中國藝文界人士和本土文化人進行了一段時間「台灣文化的特殊性」的攻伐，這論爭隨著戒嚴體制的確立而沉寂，直到1970年代才再浴火重生，掀起了鄉土文學論戰。但這論戰，基本上是文藝圈內的風波，在國家政策面則是對台語節目的進一步緊縮，台灣文史研究持續被禁錮。1990年代，本土化才伴隨民主化、自由化衝擊到國家政策決定，文化解嚴，1990年代鄉土教材，母語教學的推動在角力中顛跮前行。2000年後，失去政權的國民黨痛定思痛之後，對文化本土化進行批判，把文化戰略定調為「本土化就是去中國化」應予撥亂反正。中共呼應國民黨這立場2001年廈門大學舉辦《中華文化與兩岸關係論壇》的學術會議，批判《文化台獨》成為會議的主軸。

胡六點跳脫中國文化台灣文化對立的窠臼，採取承認台灣文化的特殊性和相對立體性，還進一步肯定過去被藍紅共同當做毒蛇猛獸的「台灣意識」。希望在文化上已尋求和解，並予以納編，以為政治的統一創造基礎。

當胡的對台政策由經貿整合進步走到文化和解，相對主體性的承認時，我們便可以很清楚地瞭解他採用了1990年代新興的建構主義理論的途徑，對2007年共同家園和命運共同體的意義也就更加明晰了：共同家園意味著強調原生條件，命運則意味著面對共同處境進行了積極的建構。事實上，兄弟有原生關連，卻有不同共同命運，可能分道揚鏢，而陌生者卻可能因共同命運而緊密合作。

2011年胡的觀念更加成熟，正式以建構主義立場提出《中?的和平?展白皮?》，主張以“命運共同體”的新視角，尋求人類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的新內涵。到了中共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各國共處一個世界，要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這主張用在國際政治上並不成功，但用在兩岸卻是另一回事。

怎樣安頓兩岸關係，中國的主張在60年來有非常巨大的改變，大的變化從早期的「解放」到「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後一個主張也已持續了30年，30年來北京雖對這個主張有不斷的補充，例如對台灣的本土化、台灣意識，從跟隨在國民黨的後面反對，到跳過國民黨而予以承認──這意義其實非常重大，是第一次正式面對了實際存在大文化共同體和小文化共同體的問題。

這樣在價值觀上的面對和他伴隨而來的具體政策，對台灣民心上產生一定的效果。這在陸委會做的民意調查變化上可以充分顯示出來：

2002年2月到2004年12月間，台灣民眾認為中共對台灣政府有敵意的在56.8%到79.4%間起伏，但從2005年5月到2008年3月則最高最低都降了10%以上成為45.4%～66.8%，等到馬總統上台後再進一步降到39.5%～64.9%。（但認為對台灣人民有敵意的，沒有明顯變化，約在3成7到5成上下之間。）（見圖一）

這樣的面對，也使得中國在2012時第一次能夠有力的介入台灣的大選，卻沒有像以往產生強烈的反彈。

於是，領導中國躍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胡錦濤，10年主政的成敗雖到現在仍是眾說紛紜，但在對台政策上從中國立場來看，顯然建樹遠遠超越前人。現在積極進行的兩岸文化交流，以及而最近習李在權力交接之際分別強調兩岸共同家園，命運共同體，更是就是在既定的建構主義上進一步的經營。只是不料卻遇到了馬總統突兀的抵制，這實在要進一步探討。

儘管中國努力建構，在台灣雖沒什麼認同兩岸是命運共同體的呼應，但對命運共同體這觀念卻不陌生。

上世紀初，中歐學者鮑爾以「命運共同體」來定義民族主義，湊巧地，台灣在黨外時期，歷史學者鄭欽仁也以命運共同體來概括台灣人民的歷史處境；如今，胡錦濤則意外地也同樣說兩岸人民是命運共同體。

三種那麼不同的人，一個「命運共同體」概念各自表述，內容難免大有差異。

民族主義的典型主張是：國家和民族一對一的整合。這在東歐有他實踐上的困難，因為東歐民族既多，居住地又犬牙交錯，要文化、民族和政治、國家一對一整合問題很大。鮑爾因而主張，不同文化的民族，仍應各自有命運共同的一體認同，然後，以自治體組成「各民族聯盟的國家」。換句話說，他是要處理民族和國家沒有辦法一對一時的中歐處境。

鄭欽仁要處理的則是「台灣2300萬人民，面對中國的壓力和威脅，命運是一樣的」。

上世紀80、90年代之際，台灣不管是命運共同體，或是稍後李登輝總統「生命共同體」的提法，同樣都是對來自大陸的威脅而提出的，和今天胡錦濤主席為了整合兩岸而提出，正好走完全相反的一條路子。

1987年台灣開放「老兵返鄉探親」前，國民黨對台灣的統治政策是，在實際的人民生活（包括經濟、社會）上全面斷絕和中國的往來，使台灣在具體生活上形成和中國迥然為二的封閉性的生活共同體；但另一方面，在政治、文化上又努力經營一個大中國的想像共同體，並對台灣進行污名化的工程，使台灣人民形成對台灣的負面認同，防止台灣做為一個政治，文化想像共同體的浮現。於是，形成了官方的、合法的政治和文化的想像共同體，和實際社會、經濟、文化的具體生活共同體斷裂的體制。1990年代民主化後，透過台灣去污名化、國會改選，和總統直選的政治實踐，民眾政治的想像共同體從大中國轉向，和現存的台灣生活共同體迅速對應起來。命運共同體或是生命共同體，就成為政界人士對這一個共同體的「命名」。

其實，不論是從18世紀西方包括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亞洲的歷史算起，或者現在西方世界產業系統霸權對落後地區的控制這些客觀面談起，兩岸人民的確經歷了，也面對了共同命運。但是，如果從軍事對峙、體制對立，甚至在經濟整合中雙方經濟戰略現實面的角力中，雙方彼此建構的對立面，往往比整合面更廣泛也更尖銳，於是兩岸主觀認同的命運共同體與其說是整合的，不如說是對立的。

在台灣，所謂命運共同的歷史處境，指的是不斷在外來政權統治或威脅之下的共同命運。在這一點，胡錦濤的定義推論起來應也類似，因為遭受過去西方和東方日本帝國主義，以及今日西方霸權支配的經驗一直是中國的哀痛，這種哀痛甚至在中國已經「崛起」的今天，仍不能忘懷，胡錦濤在中共17大的政治報告中出現的反霸主張，是這傷痛的具體投射。就這一點，台灣和中國的華人的確命運共同。但在這樣的華人共通性之下，台灣又有其個別的特殊性，那就是對台灣來說，外來的欺凌與壓迫並不只是來自西方與日本，也來自於中國：在大清帝國時代，中國對台灣的歧視性統治造成的是哀痛的「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在19世紀末，則是送給日本做殖民地的中國出賣；二次戰爭結束，由「二．二八」、白色恐怖、38年戒嚴乃至今天文攻武?、外交打壓，連續不斷地串連起中國令台灣哀傷的具體統治政策。

如今，中國面對台灣這個小命運共同體，要運用華人大命運共同體的概念加以解消。台灣說2300萬人的命運共同，所以台灣前途要由台灣人民共同決定；中國區則說13億人和2300萬人血脈相連、命運共同，所以台灣前途要由13億人來共同決定。這種立場，非常有針對性。

曹興誠說，中國這樣的態度是對台灣人「過去，揮之則去；現在，召之則來」，是有問題的。

以大命運共同體血脈相連，來吃掉小命運共同體，中國其實只是跟隨者而非創始者。在一次大戰後，日本人提出大東亞共榮圈，就是完全相同的策略。日本人說：西方白人對大東亞進行殖民侵略，所以大東亞的黃種人命運，處境相同，應聯合起來反抗。對於中國，更發明中、日同樣用漢字是同文同種的主張，而其實質內容則是，整個東亞全應接受日本人的支配。

二次大戰期間日本人提出的大東亞共榮圈這樣「大命運共同」的策略，激起了大東亞內部小命運不同的不幸對立。因此，歷史的教訓是，當小命運共同體被抹煞時，大命運共同體的訴求啟動的，不是合作而是對立。

胡錦濤，對中國國家處境無論在宏觀面、現實面都有許多令人肯定的地方。對台灣，中國從宏觀角度主張命運共同體，這一步的踏出是好的，但走上以大吃小的路子，則是站到歷史錯誤的一邊了。

在客觀上有共同的命運經歷，但主觀上卻沒有命運共同體的認同。這固然是19世紀東西方世界碰撞後的歷史格局所造成的，但也恐怕說明了，東方世界──或者是華人世界，在共同體的建構上出了問題。

華人怎樣想像自我的共同體，早在上個世紀中葉白魯恂（Lucian Pye）提出了一個非常犀利的觀點，他說「China是一個偽裝為民族國家（Nation）的一個文明（civilization）。」他這個犀利的觀點一直沒有受到太多的關注，然而這恐怕是本文大哉問的答案所在。彼此的關係固然是可以透過主觀價值認同建構，但不能完全不顧客觀條件，勉強把一個文明建構成民族國家，困難恐怕真的不小，於是，更恰當地平衡主觀意願和客觀條件，以及更誠摯地站穩互為主體的立場就是成功地營造兩岸命運共同體和兩岸共同家園必不可少的了。兩岸關係的美麗建構，胡錦濤已經開啟了關鍵的第一步，但要進一步發展成功，中國需要調整的還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