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俄為小分歧誤了大合作

2013-05-06 724

對細微差異的糾結，通常不會被人與大國政治聯繫起來。人們假定，把大體上志同道合的各方之間的小爭議變成大

對細微差異的糾結，通常不會被人與大國政治聯繫起來。人們假定，把大體上志同道合的各方之間的小爭議變成大分歧，這種病態傾向在美國、俄羅斯和中國戰略爭端的陰影下將顯得黯淡無光。

然而，退後一步觀察美中俄三國官員圍繞如何處理朝鮮、伊朗和敘利亞問題展開的日常外交角力，人們很難得出其它任何診斷。

對比每場危機中各國想要的結局之間微小得令人震驚的實際分歧，與未能有效應對危機將給各個大國帶來的嚴重後果，政府領導人層面未能保持接觸的狀況就開始顯得難以理解。

伊朗政府、朝鮮政府或敘利亞政府都不能被視為可靠的，或者有一丁點可取的代理政權；阿亞圖拉阿里·哈梅內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金正恩(Kim Jong-un)或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與世界領導人之間缺乏信任，甚至沒有經常性對話。與他們威脅要帶來的混亂局面相比，他們在大國競爭中作為工具的有用程度是可以忽略不計的。

朝鮮問題是美中俄三國面臨的最緊迫的全球安全挑戰。朝鮮發出了一系列不斷升級而且日益瘋狂的威脅，宣稱要對韓國和美國發動核攻擊。

對於美國和中國而言，有一個簡單、沒有異議，而且至關重要的共同議程，即阻止朝鮮半島發生公開衝突（甚至可能是核戰爭），繼續推動朝鮮開放經濟，並促進整個東北亞局勢緩和。然而，即便現在，兩國政府似乎仍然像在處理例行公事那樣，說一些套話：呼籲緩解緊張局勢，譴責“挑釁性”行為。

解決危機的行動哪兒去了？此類行動通常包括：領導人通電話、軍事磋商，以及緊急派遣具有總統明確授權的高級特使，由其籌備峰會級別的會議。

敘利亞內戰驚人的人道主義慘劇，病態地掩蓋了局面的嚴重性：該國幾近完全分崩離析，成為上千個碎片，將在未來幾十年產生戲劇性的戰略後果。現在已經很明顯的是，即便阿薩德明天就被推翻，敘利亞的社會架構也已經葬送在中東地區常見的有毒性且互相殘殺的無數武裝組織手中。

然而，國際社會的回應仍然停留在去年夏季的日內瓦公報上。公報呼籲通過協商進行政治過渡，建立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政府。人們當時就知道，如果美俄兩國最高層不能在大馬士革建立新政府的過程上達成一致，阿薩德就能夠在兩國之間鑽空子。即便奧巴馬和普京現在就敘利亞的未來達成一致，也不能保證這麼晚他們還能把敘利亞從災難的邊緣拉回來；但是，沒有美俄達成一致，幾乎肯定會出現最糟糕的局面。

最後是伊朗問題，這也許是最具持久戰略意義的問題。P5+1集團（美國、中國、俄羅斯、法國、英國及德國）在阿拉木圖與伊朗舉行的最新談判，不出所料地以僵局告終，各方呼籲舉行進一步商談。

如此重大的談判，竟然被交由一名權力不大、毫無戰略影響力的歐盟官員負責，這充分證明了大國在當今全球政治中的不作為。

在伊朗問題上，俄羅斯、中國及美國也對最終結局具有高度共識：不因為伊朗被懷疑存在的核武計劃與伊朗開戰，不允許伊朗擁有製造核武器的能力，確保海灣地區的能源供應不受長期威脅。

然而，如果習近平、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及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已就如何達成和解，以消除海灣地區爆發重大衝突的風險進行密集商討，那他們的保密工作就做得太好了。

世人不需要對俄羅斯、中國和美國在貿易、網絡戰、能源安全及人權問題等領域的戰略分歧抱有幻想，也會認為，三個大國在上述三場危機中能夠（而且必須）拿出更多行動。

的確，正是因為各個大國在敘利亞、伊朗和朝鮮問題上不尋常地具有共同利益，這種缺乏接觸才如此讓人困惑，也如此危險。如果聖戰主義者掌控敘利亞，俄羅斯的利益同樣容易受損；如果朝鮮引發朝鮮半島戰爭，中國遭受的損失會大得多。

就朝鮮、伊朗及敘利亞帶來的嚴重安全威脅而言，不應該有“善意的忽視”這回事。只讓中層官員和歐盟官僚不痛不癢的外交活動去處理的話，這些危機會不斷加劇、擴散，帶來對美國、中國和俄羅斯都有損害的後果。

如果說沒有其它什麼能起作用的話，當下對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領導力的緬懷浪潮——“鐵娘子”與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鄧小平及赫爾穆特·科爾(Helmut Kohl)等各國領袖磋商的畫面給世人留下深刻印象——應當提醒奧巴馬、普京和習近平：當大國領導人決定會面、商討，然後在明顯符合國家和全球利益的情況下採取一致行動時，可以取得怎樣的成果。

【紐約時報中文網/納德·穆薩維扎德】(納德·穆薩維扎德(Nader Mousavizadeh)和科菲·安南(Kofi Annan)共同撰寫了《斡旋：戰爭與和平的一生》(Interventions: A Life in War and Peace)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