鄰國慷慨解囊，埃及不思進取

2013-08-27 561

上個月埃及可以說算是躲過了一劫，當時，數個波斯灣國家承諾投入120億美元（約合734.6億元人民幣）

上個月埃及可以說算是躲過了一劫，當時，數個波斯灣國家承諾投入120億美元（約合734.6億元人民幣）的緊急援助，來支撐該國日漸衰弱的經濟，埃及一直在和通貨膨脹作鬥爭，同時外匯儲備已經低到危險的程度。然而，此次救援突顯了罔顧常理的政治動機已經成為埃及最大的經濟問題。只要埃及能夠依賴外國資金流，它的領導人就會推遲急需的經濟改革，這種危險的牽制將埃及引入了一條財政破產之路。

懷揣?波斯灣諸國的大量現金，由埃及軍方安插的領導人已經表示，他們不會尋求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簡稱IMF）進行談判，該談判涉及一項價值48億美元的長期規劃貸款項目，將要求埃及實施痛苦的增稅和削減補貼措施。

上個月，在埃及臨時政府擔任計劃與國際合作部長的阿什拉夫·阿拉比(Ashraf al-Araby)說，「現在不是啟動和IMF的新一輪談判的恰當時機。來自阿拉伯國家的援助將幫助埃及渡過轉型期難關。」

從政治角度來看，阿拉伯半島各國對此不會有半句異議，除非他們瘋了。面對唾手可得的現金，沒有哪個思維正常的在位領導人，腦子裡會出現承擔經濟改革的政治風險的念頭。

每一次埃及的外匯儲備跌到危急關頭，其貨幣面臨壓力時，富裕的波斯灣鄰國就會伸出援手。在穆罕默德·穆爾西(Mohamed Morsi)擔任總統時，卡達是埃及的主要贊助國，自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於2011年下台以來，該國已經給埃及提供了約80億美元的援助款。穆爾西被罷黜之後，是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在支撐?埃及的財政大局。

結果就是，埃及一直得以避免做出艱難的選擇。尤其是它一直得以維持一個臃腫的補貼制度，其中大部分款項都被用於補貼燃料和小麥了，這種制度侵佔了多達25%的國家總支出，讓富裕的城市居民獲得了絕大部分利益。非洲開發銀行(African Development Bank)最近的一份報告估計，在埃及的城市地區，有超過90%的汽油補貼落入了最富裕的40%的人口手中。

同樣地，領導人還得以推遲金融和監管改革，從長期看，這些改革能讓經濟更具競爭力。在穆巴拉克下台兩年半之後，小公司依然無法獲得融資（儘管有無數的贊助提案破土而出）。與此同時，過時的埃及破產法對經營失敗的商人施以重罰，此舉實際上阻礙了經營嘗試。宣布破產可以讓一名商人入獄，剝奪他今後從商的資格，而且他還得承擔債務。

雖然埃及經歷了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短暫的統治試驗，然而，自穆巴拉克當政以來，經濟權力的平衡根基基本沒有改變。許多和昔日當權者沾親帶故的資本家都被排擠到了一邊（有幾個還進了監獄），可是，遊戲的基本規則依然偏向於支持一小撮精英，這些精英中的領頭人物是埃及軍方人士。

長期以來，埃及武裝部隊的優越地位一直通過另一個同樣不起作用的資金來源得以維繫：那就是來自美國價值13億美元的直接軍事援助。援助的主要方式是簽訂國防採購合同，讓埃及軍方坐擁威風凜凜的M1A1「艾布拉姆斯」坦克(M1A1 Abrams)和F-16戰鬥機—這些硬件設備沒太大戰略價值，但對於維持軍隊威望來說十分重要，而該援助自7月3日政變以來受到了越來越多的審查。

通過美國直接軍事援助轉移來的技術，也在壯大埃及軍方的經濟帝國中發揮了主要作用（有人估計這一經濟帝國的產值可佔到埃及GDP的40%）。

比如，在組裝美國產M1A1「艾布拉姆斯」坦克的埃及工廠里，軍方同時在生產用於國內市場銷售的商用工程車輛。這些商用附屬產品享受?特殊優惠和壟斷特許權，從而擠走了埃及已經停滯不前的私營經濟中的潛在競爭者。

只要軍方繼續掌權，其經濟特權造成的發展扭曲就不會消失。然而，過渡政府所能做的是，直面埃及的財政問題，通過一個更激進的現金定向轉移支付制度取代現有的補貼計劃，同時擴大徵稅範圍，將那些有政治關係的人也囊括其中。

在監管層面，政府可以全面改革破產法，取消那些旨在保護有政治背景的人免於競爭的非關稅貿易壁壘，通過增強國家銀行業體系內部的競爭讓小公司也能獲得融資（目前四家銀行控制?50%的市場份額）。

這些改革措施有助於為新公司進入市場消除障礙，刺激私營經濟發展，增強埃及的經濟發展長遠前景。

諷刺的是，事後成為軍方政變借口的6月30日全國性抗議爆發以來，埃及經濟狀況就一直在不停改善。燃料和食物價格下降，埃及鎊價值穩定，股市也取得可觀上漲。

但是，埃及的領導人不應錯誤地以為，這些發展代表?該國長期的經濟健康。相反，它們反映了在開羅掌控背後的勢力—一個來自波斯灣的資金新來源—這正突顯了作為中東地區對援助依賴程度最大的國家之一的埃及，經濟是極為脆弱的。

【紐約時報中文網/阿迪勒·馬利克、泰·麥考密克】(作者阿迪勒·馬利克為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穆斯林社會經濟全球學者、發展經濟學講師。泰·麥考密克(Ty McCormick)是《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助理編輯。) 2013/08/09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0809/c09malik/zh-h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