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應吸取馬克思的教訓

2013-08-27 361

卡爾·馬克思(KarlMarx)曾經寫道，歷史總是在重複自己，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鬧

卡爾·馬克思(Karl Marx)曾經寫道，歷史總是在重複自己，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鬧劇。他想到的是1848年的法國二月革命，當時，反對王朝的民主起義分崩離析，一切以拿破崙黨建立獨裁統治而告終，與60年前的法國大革命別無二致。

1848年，法國工人與自由黨人攜手進行民主反抗活動，推翻了王朝。不過，舊秩序剛一覆滅，反對派幾乎立即就四分五裂，自由黨人認為工人階級的要求「激進」，並對此越來越警惕。於是保王黨招安了心懷恐懼的自由黨人，建立了新型專制統治。

在今天的埃及，正在上演同樣的戲—自由派和威權派本色出演，而伊斯蘭派則充當了當年的社會黨人。又一次，缺乏經驗和耐心的群眾運動在奪權之後因不自量力而失敗。又一次，自由派被他們曾經的夥伴的變革訴求嚇倒，轉而乞求舊政權的保護。與1848年一樣，威權派也樂於重新掌權。

如果埃及軍方將鎮壓繼續下去，而自由派又繼續予以支持，那麼他們就會正中馬克思當代後繼者的下懷。「全世界伊斯蘭派，聯合起來！」他們可能會呼喊道，「你們失去的只是鎖鏈。」而且不幸的是，他們將是正確的。

埃及自由派曾與伊斯蘭派攜手推翻了威權政權，短短兩年之後，自由派卻懇求軍方發動政變來終結該國的首次民主嘗試，但這並不是什麼意外。一國政治進程的前期，除了推翻舊制度的渴望，自由派和民主派往往沒有其他共識。

建立一個穩定的民主制度是個包含兩階段的過程。首先要推翻舊政權，然後再代之以一個可持續的民主政權。由於第一階段相當激動人心，許多人認為，獨裁者下台就完事了。但第二階段才更加艱難。有許多例子顯示，廣泛的聯盟團結在一起推翻了獨裁者，卻較少能夠繼續合作，並就新政權的面貌達成一致。反抗運動往往會偃旗息鼓，成為內鬥和舊政權捲土重來的犧牲品。

1848年是「民眾之春」的鼻祖，是有組織的工人運動首次登上政治舞台，而他們的訴求嚇壞了自由派。中產階級期望經濟自由化；許多工人要求更劇烈的經濟和社會變革。自由派青睞有限開放的政治體制，而工人團體希望能全盤民主化，並能掌握由此帶來的權力。當情況變得清晰，即工人和社會黨人可能會贏得勝利，自由黨人卻退卻了，回到了保王黨的懷抱之中，認為恢復威權體制是兩害相權取其輕。

今天的埃及上演的幾乎是同樣的劇情。多年的威權統治意味?，允許民眾和平地表達異議的政治和社會制度遭到了系統性壓制。政府還有意加深社會分歧。因此，當民主到來的時候，長期休眠的不信任和敵意以極端的言辭、大規模抗議活動和暴力的形式噴薄而出。這些東西往往會嚇壞自由派，因為他們青睞秩序和溫和，厭惡極端的社會實驗。1789年和1848年的歐洲是這樣，今天的埃及自由派也是這樣。

問題是，面對這種恐懼，自由派應該作何反應。在東歐和南歐國家於20世紀末期向民主轉型的過程中，極端主義和宗教不是主要的因素。因此，不同的集團能夠就遊戲規則達成一致。而且，這也不是大多數歐洲國家第一次嘗試民主制度，更何況還有歐盟(European Union)在旁出手相助。然而，在埃及和其他一些阿拉伯國家，極端主義的威脅讓自由派恐懼，由於歷經多年威權統治，這些國家缺乏妥協文化，也沒有一個奉行民主的強大鄰國來引導他們。

1848年的慘敗以溫和派消亡為代價，強化了社會主義運動中的激進元素，在自由黨人和工人之間划下一道經久不愈的惡毒創痕。當自由黨人拋棄民主，溫和的社會黨人看上去就像是被耍弄的傻子，宣揚非民主策略的激進分子變得越來越壯大。1850年，馬克斯和恩格斯(Engels)提醒倫敦的共產主義者同盟(London Communist League)，說他們已經預見到，一個代表自由派資產階級的德國政黨「很快就會執掌政權，並且立即就會利用他們剛剛贏得的政權來反對工人。你們已看到，這個預言是證實了。」他們繼續警告說，「為了堅決而嚴厲地聲討這個從勝利的頭一個小時起就背叛工人的政黨，工人應該擁有武裝和嚴密的組織。」這可不是任何人希望今天的伊斯蘭派吸取的教訓。

自由黨人在19世紀的歐洲犯下的錯誤是，他們把所有的社會黨人都看成了極端分子。然而，雖然有部分社會黨人是極端分子，其他人依然是反對暴力、信奉民主的。那些人後來成為了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者，而不是共產主義者，他們希望進行社會和經濟改革，但不是對資本主義或民主制度構成致命威脅的改革。然而，在極長的一段時期內，歐洲的自由派都不願意承認這種區別；他們反對全盤民主化、積極地鎮壓整個運動。其結果是災難性的。

社會主義運動中的激進分子、暴力分子和非民主分子開始質疑，為什麼工人們要加入一個不願對他們可能獲取的勝利予以認可的制度。當社會黨人成為歐洲規模最大的政治力量，自由黨人接受了和保皇黨之間骯髒的交易，把左翼摒除在權力之外。結果就是，歐洲社會變得越來越分化，越來越矛盾重重。

今天，埃及的自由派正在重蹈覆轍。他們再一次把他們的對手視作狂熱分子，認為這些人決意廢除自由派珍視的一切。然而，就像不是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都是不折不扣的斯大林主義者，也不是所有的伊斯蘭派都想實施神權統治。現在存在樂意按遊戲規則行事的溫和伊斯蘭派，他們應該受到鼓勵。

伊斯蘭派依然是埃及規模最龐大、組織最完善、最受支持的政治力量，重要的一點是，埃及軍隊和自由派盟友要讓伊斯蘭派明白，在該地區民主化的未來中，伊斯蘭派擁有一席之地。如果所有的伊斯蘭派都被妖魔化了，埃及社會的分歧會增大，溫和的伊斯蘭派會變得邊緣化，而埃及的政治前景會陷入泥沼。

1848年過去一個世紀後，社會民主黨人、自由黨人、乃至溫和的保王黨最終聯合起來，在西歐創建了穩健的民主制度，這個制度本應建立得更早，並且經歷更少的暴力衝擊。中東的自由派必須從歐洲的動亂歷史中吸取教訓，而不是盲目地重蹈覆轍。

【紐約時報中文網/謝里·伯曼】(作者為巴納德學院(Barnard College)政治學教授，著有《至高無上的政治：社會民主與二十世紀歐洲的形成》(The Primacy of Politics: Social Democracy and the Making of Europe』s Twentieth Century)一書) 2013/08/15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0814/c14berman/zh-h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