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無力左右埃及局勢

2013-09-11 444

華盛頓—埃及進入了一個黑暗隧道，很難說什麼時候，在什麼情況下，埃及才能擺脫這種狀態。與此

華盛頓—埃及進入了一個黑暗隧道，很難說什麼時候，在什麼情況下，埃及才能擺脫這種狀態。

與此同時，很多美國人感到非常憤怒，因為歐巴馬政府沒有施加美國應當具有的影響力，利用軍事援助來迫使埃及軍隊恢復民主政府。

但現在，大家該變得現實一點了。每年13億美元的援助可能看似有說服力，但這筆錢是被用於確保外交政策的成果，而不是為了確保美國支持的國內政治安排。通過每年提供13億美元的援助，美國確保了埃以和平局勢、進入蘇伊士運河的優先權，以及在反恐領域的合作。

這種援助在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的威權政權、穆罕默德·穆爾西(Mohamed Morsi)的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政府的統治時期都發揮了作用，歐巴馬總統曾與穆爾西有效合作，達成協議，結束了以色列和哈馬斯(Hamas)最近在加沙爆發的衝突。

儘管美國對埃及進行軍事援助是為了促進戰略合作，但歷屆總統都試圖將援助用於其他目的。

但這種援助從未能說服埃及的統治者按照美國希望的方式執政。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在1993年就任美國總統後不久，就對穆巴拉克發出了赤裸裸的警告，要求他改革選舉程序，否則美國將削減援助。穆巴拉克毫無反應，隨?針對他的暴力反抗活動不斷增加，白宮只能放棄。

喬治·W·布殊(George W. Bush)政府做得也不怎麼樣。當康多莉扎·賴斯(Condoleezza Rice)要求穆巴拉克實現埃及政治制度自由化，給予反對黨更多代表權時，穆巴拉克逮捕了埃及唯一一名知名的自由派候選人—艾曼·努爾(Ayman Nour)，罪名是選舉欺詐。（人們不應質疑集權統治者的諷刺能力。）

作為回應，賴斯取消了即將開始的埃及之旅，致使埃及競選規則產生了一些表面上的改變。但這些改革迅速失色，再加上經濟也不景氣，這為大規模抗議活動鋪平了道路，抗議活動最終導致穆巴拉克在2011年2月下台。

就像來自克林頓總統和布殊總統的壓力沒有給埃及帶來變化一樣，所謂的美國援助帶來的影響力沒能迫使穆爾西聽從歐巴馬的再三警告—在過去一年中採取更加包容的方式統治深度分裂的埃及。

在穆爾西看來，他的黨派需要主宰埃及政治，自己需要打破與西方勾結的指控，這兩者不僅比美國政府所提供的13億美元重要，而且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敦促他接受的48億美元更重要。歷史上，像埃及這麼大，而又擁有驕人歷史，自認為偉大的國家何曾為區區數十億美元重新安排過自己的國內政治秩序？

10年前，土耳其開始推行大膽的制度改革，他們使文職政府對軍隊的控制實現了制度化，並且改革了司法體系，但是採取這些舉措都是為了達到歐盟(European Union)所設立的成員國要求—土耳其仍然渴望能獲得這個身份。與美國提供給埃及的13億美元相比，成為歐盟成員將能為土耳其帶來無法計算的好處。的確，如果歐盟提供給土耳其的只是埃及從美國那裡得到的東西，那麼如今統治土耳其的應該仍然是該國軍隊。

不管美國在中東地區的霸權曾經多麼強大，它現在已不再享有戰略壟斷權。如今，為了獲取埃及的合作，其他買家已經給出了高於美國的價格。科威特、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和沙烏地阿拉伯承諾要為埃及軍方提供共計120億美元的資金，而且他們還沒有像美國國會那樣給撥款附加條件。

當然，美國政府仍然可以採取一些象徵性舉措，用切斷援助來安撫美國的道德批判者。但是據推測，歐巴馬沒有這樣做是出於兩個原因。

首先，這是為了避免使美國成為事情的焦點。假如美國明天就切斷所有援助，各方都會指責歐巴馬政府棄埃及的安全局勢於不顧而干涉其內政。埃及當前的政治危機可以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而且這場危機需要埃及人自己來解決，並不需要美國的插手干預來分散精力。此外，既然切斷援助的做法似乎無法在任何情況下起作用，那麼把美國的聲譽押在一個如此難以確定的結果上，將是很輕率的做法。

第二，隨?埃及的暴力衝突和鎮壓行動不斷升級，白宮最終將被迫作出回應，雖然它的行動充其量只具有象徵性，而且在最壞的情況下，還可能會起到相反作用。

支持採取懲罰性措施的人曾經辯稱，美國能發出的最有力的威脅就是切斷軍事援助，他們是對的。但是，這個威脅必須留到形勢更加惡劣、局面無法扭轉的時候使用。

在此期間，取消與埃及的聯合軍演從戰術上來看是明智的。在這次鳴槍示警之後，歐巴馬政府至少還有一發子彈。埃及的噩夢不會在一夜間結束，美國政府還需保留自己已所剩無幾的彈藥。

【紐約時報中文網／史蒂文·西蒙(Steven Simon)】(作者為美國國際戰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主任，他曾於2011年5月至2012年12月在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擔任負責中東和北非問題的高級官員) 2013/08/23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0822/c22simon/zh-h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