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中東只能順勢而為

2013-10-02 457

如果你留意美國當今對埃及和更廣泛中東地區的外交政策，關注這些政策引起的評論，你會發現主要存在以下幾種

如果你留意美國當今對埃及和更廣泛中東地區的外交政策，關注這些政策引起的評論，你會發現主要存在以下幾種觀點：這個地區的民眾認為，「不管什麼出了問題，都要歸咎於美國。」外交政策專家認為：「歐巴馬所做的一切都是錯的。」而美國公眾則說：「我們對這個地區已經失去興趣了，我們對國家橄欖球聯盟（National Football League，簡稱NFL）的新賽季才是望眼欲穿，你覺得49人隊怎麼樣？」

但實際上，這三種觀點都基於一種邏輯。

根源是冷戰時期和後冷戰時期外交政策的巨大區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外交學專家邁克爾·曼德爾鮑姆(Michael Mandelbaum)表示，冷戰期間，美國的外交政策的核心是，「我們該如何影響其他國家的外部行為。」我們當時願意無視其他國家內部的行為，因為一方面我們在冷戰中需要這些盟友，另一方面，由於俄羅斯存心作對，任何干預都可能升級成一場超級大國之間的對峙。

曼德爾鮑姆補充說，如今後冷戰時期的外交政策，主要關注於「影響其他國家的內部構成和治理」。中東的許多國家正在崩潰，與這些國家的實力和發揮影響力的能力相比，它們淪落成無政府地區的可能性會對我們構成更大的威脅。

但是我們從波黑、阿富汗、利比亞、伊拉克、埃及和敘利亞的例子中已經知道，要改變其他國家的內部行為非常艱難，尤其是在美國公眾容許的成本和時間框架下做到這一點——因為這需要改變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還要讓宿敵和解。

曼德爾鮑姆說，在冷戰期間曾經十分奏效的主要外交政策工具，「如槍炮、金錢和政治論調，根本無法完成新的任務，就像用海綿開罐頭一樣。」

幫助另一個國家從內部進行改變，需要調停者、警察、教練，也需要激勵、壓力和榜樣，但即使俱備了以上種種，也並不意味?一定能夠成功地讓國家的轉型自行延續下去，除非該國民眾自身想要掌控這個進程。

在伊拉克，喬治·W·布希(George W. Bush)推翻了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政權。薩達姆一直對這個國家實行?垂直的、自上而下的鐵腕統治，布殊試圖創造條件，讓伊拉克人可以水平地展開自我管理，手段是讓不同的社群自行制定社會契約，決定該如何共處。雖然這個契約並不完美，但只要美軍在伊拉克充當調停者，它就能正常運作。但美軍撤出之後，卻沒有產生出一群伊拉克領導人，以包容性的方式接掌這個進程，從而使政治進程自行延續下去。

利比亞也是如此。歐巴馬在利比亞推翻了穆阿邁爾·卡扎菲(Muammar el-Qaddafi)自上而下的鐵腕政權。但是他拒絕派美國軍隊前往利比亞，去促成一個新的社會契約。結果就是，今天的利比亞並不比伊拉克更穩定，也同樣沒有實現自行延續的民主，只是我們在那裡失敗的成本要小一些。在這兩個例子中，我們創造了一個變革的契機，但是當地人沒能讓變革持續下去。

因此就出現了我在上文中提到的三種反應。該地區的民眾常常把責任推給美國，因為他們不願承擔或承擔不起糾正錯誤的責任。或者，即使他們承擔了責任，他們也找不到達成必要的社會和解的方式，因為針鋒相對的各方要麼認為，「我很弱小，我怎麼能讓步呢？」要麼認為，「我很強大，我為什麼要讓步？」

至於有人指責歐巴馬太快離開伊拉克，或者沒有更深入地干預利比亞或敘利亞局勢，也是由同樣的問題引發的。有些自由派人士想在利比亞和敘利亞這樣的地方「做些事情」；他們只是不想做需要做的事情，即長期佔領這兩個國家，重塑它們的文化和政治。保守的鷹派人士倒是希望介入，只是他們不明白，在這樣的地方重塑文化和政治有多麼困難：自由、平等和正義在這裡並非普遍接受的首要訴求，因為有些人想要的是更伊斯蘭化、更宗派化的「自由」。

曼德爾鮑姆指出：「使用傳統的外交政策工具，我們可以阻止一些不好的事情發生，但是無法催生好的事情。」

例如，假設事實證明敘利亞使用了化學武器，美國官員考慮使用巡航導彈懲罰敘利亞固然正確的，但如果我們不更加深入地干預敘利亞事務，如果大多數敘利亞人沒有意願，我們就沒有希望讓敘利亞變得統一、民主和包容。

我們常常忘記，這些國家的人民不僅僅是客體，也是主體，具有主動性。南非在結束種族隔離制度後相當平穩，是因為有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和F·W·德克勒克(F.W. de Klerk)的努力。日本在19世紀後期重塑成了一個現代國家，是因為日本的領導人意識到這個國家落後於西方，他們問自己，「我們哪些地方做得不對？」外來者可以推動這些向好的趨勢，但當地人必須有負起責任的意願才行。

在認識到這種現實的同時，美國公眾也已經本能地感覺到了另一個現實：不斷提高的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水力壓裂法和水平鑽井技術，都大大減少了我們對中東石油和天然氣的依賴。中東已經從一種執迷變成了一種消遣。

試想一下，如果五年前有人跟你說：「在2013年，埃及、利比亞、敘利亞、突尼斯、也門和伊拉克都會出現不同程度的政局動蕩，或是直接打起內戰來，你覺得原油價格會怎樣？」你肯定會說，「每桶至少200美元。」

但是現在的油價只有200美元的一半，這是有原因的，能源經濟學家菲利普·弗萊傑(Philip Verleger)解釋說：「跟1973年相比，現在創造一單位GDP需要的能源減少了60%。如果這個趨勢持續下去，到2020年時，單位GDP能耗會減少到2012年的一半。更棒的是，我們使用的很大一部分能源都會是可再生的。而且石油和天然氣的產量還在增加。」2006年，美國消費的石油中有60%依賴外國進口，如今這個數字降到了約36%。當然，石油市場是全球性的，中東發生的事態仍然會影響我們和我們的盟友，但那種緊迫性已經沒有了。「中東現在是中國的麻煩，」弗萊傑說。

歐巴馬對這一切心知肚明，他只是沒有宣之於口。但這確實解釋了為什麼他的外交政策以「輕輕推動」和低聲細語為主。這樣的外交政策不太令人滿意，也不是很好玩，而且不會創造多少歷史，但它可能是我們可以實施的，或者負擔得起的最好的外交政策。這肯定是大多數美國人希望看到的。

【紐約時報中文網／托馬斯·弗里德曼】 2013/08/31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0831/c31friedman/zh-h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