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獎漢學獎 首屆得主余英時
2014-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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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獎漢學獎首屆得主余英時唐獎教育基金會今天宣布第一屆唐獎「漢學獎」得主，由中國思想史學者余英時獲得殊
唐獎漢學獎 首屆得主余英時
唐獎教育基金會今天宣布第一屆唐獎「漢學獎」得主，由中國思想史學者余英時獲得殊榮。
現年84歲的余英時出生於中國大陸天津，先是師從於國學大師錢穆，後又遠赴美國哈佛大學，接受西方學術洗禮，專長以現代學術方法詮釋中國傳統思想。
余英時曾任職於哈佛、香港中文大學、耶魯、普林斯頓等校，並於1974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唐獎官方公布的得獎理由是「深入探究中國歷史、思想、政治與文化，以現代知識人的身分從事中國思想傳統的詮釋工作，闡發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論述宏闊、見解深刻，學界久已推為海內外治中國思想、文化史之泰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為傳統學者治史之宗旨，余先生以其研究撰述與人生實踐，對此語做了最佳的現代詮釋。」
余英時的淡泊名利與專注學術
當獲知自己是2014唐獎漢學獎得主時,余英時似乎沒有特別興奮之情,還說道:「做學問的人不能被名利權勢所絆」,「不能靠獲獎承認自己」,但他仍高度推崇設立唐獎的前瞻性。
美國新澤西的六月天,天氣微涼,中央社記者往訪拜見,一壼茶、一本書、一個習慣的姿勢,看到名貫中外的國際史學大師余英時深居簡出的家居生活。余英時32歲取得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學位,一生任教於半數長春藤盟校,前後長達約40年,他獲得多所知名學府榮譽博士學位,44歲獲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早在1953年,也就是自香港新亞書院畢業後隔年開始發表著作,迄今完成近60本中英文著作,400多篇論文,從「論天人之際」、「重尋胡適歷程」、「人文與理性的中國」、「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五四新論」再到「歷史與思想」,著作等身,作育英才無數。
2006年,以其在中國歷史,尤其是思想史及文化史的精湛研究,及具有開創性角色,獲頒素有人文學諾貝爾獎之稱的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Kluge Prize),奠定余英時崇高的國際學術地位。
在距離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大學10分鐘車程的小徑裡,我們從前院寫著「YU」的門牌,很快找到大師從1987年任教以來居住的寓所,滿屋子的書及各式字畫。環境清幽,群樹圍繞,後院還有一大片竹林,提供這位一代史學大師研究學問最佳處所。
自2001年卸下教職10餘年來,淡出公眾生活,「看書、做研究」依舊是余英時最佳寫照,但更多了一份對文化及政治的關心,有時發而為文,層面也由學術擴展到時事,更關注兩岸民主運動!
對余英時來說,觀察與評論兩岸政治,並不實際參與政治,一直以來即自喻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出發點仍基於知識份子的社會關懷。
雖然沒有真正在台灣「定居」過一天,但談起兩岸議題,似乎看到一位大史學家至性至情的一面。他特別問及太陽花學運反「服務貿易協議」與台灣民主運動的關係。
喝著台灣全祥茶莊的西湖龍井茶,余英時提高了嗓門說,中華民國政府跟中共打交道要有原則,不要怕中共,要保持民主自由價值觀。「要警覺中共的背後意涵,之前國共已有3次交手失敗經驗,絕對不能大意」。
余英時指出,中國有歷史以來,那有那朝代像中華民國在台灣一樣,可以依選舉產生自己的總統、國會議員,「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絕對要加以珍惜。中國共產黨做得到嗎?
他批判毛澤東的「搞文革、破四舊」,中共對人沒有半點同情,順我者昌、逆我則亡。大陸六四異議份子「只是關起門來談談話,根本不妨礙政權」,就被關起來。可見中共對其政權多麼沒有信心。「這種情形在皇帝時代也沒有人這樣裝狠的」。
余英時在兩岸學術圈的朋友很多,但他感覺中共很擔心,大概怕他影響大陸學者的思維。事實上,對於1989年六四事件後被迫流亡海外的一批知識分子和學運領袖,包括劉賓雁、蘇曉康、孔捷生、陳奎德、阮銘、遠志明、張郎郎、張伯笠和白夢等人來說,「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是他們人生旅途中最難忘的驛站和庇護所,而余英時夫婦的催生功不可沒。
談到最近六四事件25週年,余英時說,香港18萬人站出來,是最多的一次,當中有香港人,更有大陸人,為什麼?中共在香港採行的「一國兩治」,是做給台灣看的,目的很清楚!
余英時治學 究天人通古今
國際知名史學大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榮譽教授余英時榮獲首屆唐獎漢學獎，在超過半世紀的學術生涯中，他深入中國歷史、思想、政治與文化，余英時早被學術界尊為海內外治中國思想、文化史泰斗。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為傳統學者治史之宗旨，余英時以其研究撰述與人生實踐，做了最佳的現代詮釋。
一生做學問，著作等身，余英時接受訪問時一再強調，中華文化與現代是不衝突的，儒家絕不是現代的障礙，而且不是空口說白話。文集著作要看過了，才能得結論，需要做學術研究。不管學術史、思想史或文化史，要靠經驗，不是空談理論，更不是形而上的推論。
余英時強調，把孔孟儒家思想與落後連在一起，是過去錯誤看法，中國的儒家是制度上的儒家，中國儒家思想、或老的、傳統的思想絕非與現代背道而馳。儒家更不只講君臣上下、也講平等自由。
余英時拿孔孟之後的朱熹、王陽明為例，宋朝大儒朱熹反對君權太重，強調要控制君權。明朝鴻儒王陽明的重大意義在於講個人良知或個人利益，不是皇帝一句話或朝廷一個命令算數。「理重於事（皇權）」。
他認為，儒家是人文的傳統，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西方則有「己所欲，施於人」。看似相同，但有很大不同。
西方的說法是以人為中心，以為自己喜歡的，別人就會喜歡，事實並不盡然。反倒是儒家想法更合理，更有人性，除了尊重個人，更尊重團體的合而不同，裡面存在有很大的妥協與讓步。
再拿奴隸為例，余英時指出，西方從遠古把奴隸視為當然；但中國從漢以來，即不准賣奴隸，這是犯大罪的。「天地之性，人為貴！」人最重要，這就是最重要的人權依據。孔孟對尊重每個人的論點，發揮很多。把自己當人，也把別人當人。現代社會追求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人權，都是從儒家開始。
他又說，講民主最早是從清末的儒家開始，受其儒家本身影響及其傳統精神，看到西方制度是非常合理的。清末學者章太炎、梁啟超等都是儒家出身。捷克前總統哈維爾（Vaclav Havel）所著「不可能的藝術」，講到民主自由，就特別提到論語及孔子。可見儒家思想是中國追求民主、自由很重要的根源。
除了強調儒家是人文至高表現外，余英時更提到道家老、莊思想在西方很受推崇。「老莊思想更是講個人自由的老本家」。
訪談中，余英時不改書生直言本色，批判中國最大的錯誤就是毛澤東「搞文革、破四舊」！把孔子叫「孔老二」，非打倒不可。毛澤東自己想做第二個孔子，就把孔子推翻。對人沒有半點同情，順我者昌、逆我則亡。
他還說，這個思維模式迄今還表現在中共對六四異議份子的態度上，包括近來被捕的著名人權律師、六四學運領袖浦志強等人，「只是關起門來談談話，根本不妨礙政權」，就被關起來。
中共表面上雖然推動文化，但只要任何人有異議，對共產黨有懷疑，對政權有妨礙，即刻逮捕，可見中共對其政權多麼沒有信心。「就在皇帝時代也沒有人這樣裝狠的」。
從1967年出版首部英文專書「 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s」（漢代貿易與擴張──漢胡經濟關係的研究），開始在美國學界嶄露頭角；再到過去38年來，年年重新編排再刷的「歷史與思想」一書，余英時中英文造詣深厚，奠定他的國際史學大師及全球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份子地位。
其中「歷史與思想」是他在台發行的第一部論文集，也是余英時中年以後改用中文為學術著作主要媒介的開端。
余英時解釋，以前著作英文居多，後來常到亞洲講學，包括在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在內，發現許多日、韓學者對其研究成果廣泛關注，加上英文研究成果在東方學界讀者有限，以中文撰述可以傳布至西方漢學圈外。
余英時認為，英文有時無法完全表述史學真正意涵，許多研究德國、法國、意大利歷史者，最後都必須回到自己的語言才能找到最原始珍貴的史料，撰述的成果也最能真實呈現。他期待中文能成為國際接受的「學術語言」，透過他的努力讓西方學界更能接受，事實上國際間愈來愈多人學習中文，研究漢學，由此可見一斑。
不過，余英時提及人世間難免都有挫折感，尤其是面對一些誤解，涉及中西方文化語言誤會時，以及之後不斷的澄清，確實令人苦惱。他也提醒後進，光是研究一種歷史是不夠的，看看自己也要看看別人，不要變成沙文主義。
追問給年輕人的建議，余英時箴言一句：「認真工作，簡單生活」！
對他而言，平平靜靜的生活，翻翻書，找找資料，與扮演他忠實聽眾及最堅強後盾的老伴陳淑平女士共度美好生活，守護前院池子裡的鯉魚，吃著台灣點心，或許就是大師退休後生活的小確幸。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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