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訊雙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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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大師迪頓出線的時代意義 最新「經濟學獎」得主的聲音：從金融危機到貧富不均
2015-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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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頓雖然在消費者的理性選擇上有學術的貢獻，但是他的脫穎而出， 主要還是在貧窮與不均的見解，契合了當前的時代。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蘇格蘭出生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迪頓（Angus Deaton），以彰顯他在個體經濟學方面的貢獻，尤其是關於消費者選擇、貧窮與貧富不均的論述。
在我們這個金融動盪的時代，雖然許多焦點放在美國聯準會要不要升息，但是有一個更深層的問題，開始在理論層面浮上來，那就是貧富不均。
這牽涉到超級寬鬆的貨幣政策是否有效的爭論，可分兩方面來看。第一，是不是貧富不均的惡化削弱了總需求，使得總體經濟陷入所謂的「長期停滯狀態」，以致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愈來愈沒有效果？第二，是不是貨幣政策讓有資產去抵押的富人愈容易借到錢，去享受金融資產價格走揚的好處，使得富者恆富、貧者恆貧？
關注消費行為到貧窮問題
由於對不均問題的重視，已經從社會與政治層面進入到經濟理論的探討，所以迪頓的獲獎可說來得正是時候。
瑞典皇家科學院表示，在設計經濟政策時，若要以提升社會福利及減少貧窮為目標，那麼我們必須先對個人消費的決定有更多的理解，而迪頓的研究對這個問題有很大的幫助。
迪頓與牛津大學經濟系教授米爾鮑爾（John Muellbauer）在1980年共同在經濟學界的權威期刊《美國經濟評論》，發表一篇重要的論文，《近乎完美的需求系統》（An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簡稱ＡＩＤＳ系統，就是用來預測不同因素改變對產品需求的影響。他的研究點出了一些重要因素，例如價格、收入及人口結構改變時，消費者對特定產品的需求會如何改變。
這篇論文被一些評論家視為自1970年以來，美國經濟評論上最有影響力的20篇論文之一。
在這個研究中，他的方法論首先強調個體基礎，從個人的消費選擇出發，由下而上來建構整個消費函數。這等於是承接其他經濟學大師的研究成果，包括同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芝加哥大學弗利曼（Milton Friedman），把個體經濟學與總體經濟學對消費的研究串連起來。
其次，他不是單單從概念與理論出發，而是強調實證研究。他強調在研究消費行為模式時，必須做廣泛的數據收集工作。他後來把這個實證研究的態度，延續到對發展中國家貧窮問題的研究上。
迪頓雖然在消費者的理性選擇上有學術的貢獻，但是他的脫穎而出，主要還是在貧窮與不均的見解，契合了當前的時代。
他認為重分配與社會福利，甚至外國來的援助，不見得是對付不均的有效方法。第一，對窮人來說，社會流動性是向上爬升的希望所在，其基礎在於教育與醫療，而這是政府可以出力的地方；然而對富人來說，他們有自己的資源來解決教育與醫療問題，所以不希望政府在這方面花太多錢。
於是我們看到，當窮人要社會福利時，富人要的是減稅。這等於是在說，貧富不均的惡化，最後可能會威脅民主體制，因為富人要的是小政府，而窮人要的是大政府，他們之間在公共政策的鴻溝會愈來愈大。
第二，先借用一個比喻，重點不是給窮人魚吃，而是教他打魚；還不是教他打魚，而是要貸款給他買漁具；還不是幫他買漁具，而是教他怎麼使用漁具。最後，打魚之後，還要教他怎麼賣魚。所以，迪頓強調的重點是給窮人能力，而不是福利。
聯繫到對外援助，迪頓認為重點不是富國給錢，而是要看窮國的治理能力。如果窮國有貪汙，精英階層與社會底層有矛盾，那麼富國給援助有可能適得其反。援助款項不是被吃掉了，就是被用在對精英有利的項目上，結果都是不均的惡化與社會矛盾的激化。
迪頓也注意到另一種情況，就是某種程度的不均對成長是有利的，因為不均所隱含的社會流動性將成為窮人的誘因，讓他們想努力往上爬。這就意味著不均的程度太高不好，太低也不好，而是有一個最適程度。
某種程度不均對成長有利
其實，迪頓的看法可以被引伸：分配的改善，往往可以帶來成長的動能，所以為了成長，政府也應該重視不均的問題；也就是說，分配與成長在這種情況下是一箭雙鵰的。
最後，迪頓的這些觀點顯示，反商與仇富根本不是對付貧窮與不均的必要元素。政府應扮演那隻「看得見的手」，幫助窮人找到他們的發展機會才是。
【財訊雙週刊／吳嘉隆】 2015/11/03
http://www.wealth.com.tw/article_in.aspx?nid=6072&pg=1
在我們這個金融動盪的時代，雖然許多焦點放在美國聯準會要不要升息，但是有一個更深層的問題，開始在理論層面浮上來，那就是貧富不均。
這牽涉到超級寬鬆的貨幣政策是否有效的爭論，可分兩方面來看。第一，是不是貧富不均的惡化削弱了總需求，使得總體經濟陷入所謂的「長期停滯狀態」，以致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愈來愈沒有效果？第二，是不是貨幣政策讓有資產去抵押的富人愈容易借到錢，去享受金融資產價格走揚的好處，使得富者恆富、貧者恆貧？
關注消費行為到貧窮問題
由於對不均問題的重視，已經從社會與政治層面進入到經濟理論的探討，所以迪頓的獲獎可說來得正是時候。
瑞典皇家科學院表示，在設計經濟政策時，若要以提升社會福利及減少貧窮為目標，那麼我們必須先對個人消費的決定有更多的理解，而迪頓的研究對這個問題有很大的幫助。
迪頓與牛津大學經濟系教授米爾鮑爾（John Muellbauer）在1980年共同在經濟學界的權威期刊《美國經濟評論》，發表一篇重要的論文，《近乎完美的需求系統》（An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簡稱ＡＩＤＳ系統，就是用來預測不同因素改變對產品需求的影響。他的研究點出了一些重要因素，例如價格、收入及人口結構改變時，消費者對特定產品的需求會如何改變。
這篇論文被一些評論家視為自1970年以來，美國經濟評論上最有影響力的20篇論文之一。
在這個研究中，他的方法論首先強調個體基礎，從個人的消費選擇出發，由下而上來建構整個消費函數。這等於是承接其他經濟學大師的研究成果，包括同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芝加哥大學弗利曼（Milton Friedman），把個體經濟學與總體經濟學對消費的研究串連起來。
其次，他不是單單從概念與理論出發，而是強調實證研究。他強調在研究消費行為模式時，必須做廣泛的數據收集工作。他後來把這個實證研究的態度，延續到對發展中國家貧窮問題的研究上。
迪頓雖然在消費者的理性選擇上有學術的貢獻，但是他的脫穎而出，主要還是在貧窮與不均的見解，契合了當前的時代。
他認為重分配與社會福利，甚至外國來的援助，不見得是對付不均的有效方法。第一，對窮人來說，社會流動性是向上爬升的希望所在，其基礎在於教育與醫療，而這是政府可以出力的地方；然而對富人來說，他們有自己的資源來解決教育與醫療問題，所以不希望政府在這方面花太多錢。
於是我們看到，當窮人要社會福利時，富人要的是減稅。這等於是在說，貧富不均的惡化，最後可能會威脅民主體制，因為富人要的是小政府，而窮人要的是大政府，他們之間在公共政策的鴻溝會愈來愈大。
第二，先借用一個比喻，重點不是給窮人魚吃，而是教他打魚；還不是教他打魚，而是要貸款給他買漁具；還不是幫他買漁具，而是教他怎麼使用漁具。最後，打魚之後，還要教他怎麼賣魚。所以，迪頓強調的重點是給窮人能力，而不是福利。
聯繫到對外援助，迪頓認為重點不是富國給錢，而是要看窮國的治理能力。如果窮國有貪汙，精英階層與社會底層有矛盾，那麼富國給援助有可能適得其反。援助款項不是被吃掉了，就是被用在對精英有利的項目上，結果都是不均的惡化與社會矛盾的激化。
迪頓也注意到另一種情況，就是某種程度的不均對成長是有利的，因為不均所隱含的社會流動性將成為窮人的誘因，讓他們想努力往上爬。這就意味著不均的程度太高不好，太低也不好，而是有一個最適程度。
某種程度不均對成長有利
其實，迪頓的看法可以被引伸：分配的改善，往往可以帶來成長的動能，所以為了成長，政府也應該重視不均的問題；也就是說，分配與成長在這種情況下是一箭雙鵰的。
最後，迪頓的這些觀點顯示，反商與仇富根本不是對付貧窮與不均的必要元素。政府應扮演那隻「看得見的手」，幫助窮人找到他們的發展機會才是。
【財訊雙週刊／吳嘉隆】 2015/11/03
http://www.wealth.com.tw/article_in.aspx?nid=6072&p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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