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興衰的奧秘

2015-11-19 1551

在當下的世界中，大國衰落的壓力主要來自內部，尤其是統治精英之間的權力安排，能不能約束源於人性中的貪婪、懦弱和懶惰。每個大國對照著寄往大國衰落的“診斷書”，足以找到自己的軟肋，對於陷入“崛起進行時”的人們而言，這無異於清醒劑。

國家興衰的話題，從來不缺少注意力，尤其是美國學界和政界更是如此，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差不多每隔十年都有一次“美國衰落論”，七十年過去了，美國沒有衰落，而它的對手們一個個倒下了。這一輪金融危機之後，“美國衰落”又風靡一時，時至今日，“美國衰落”已經成為很多中國人看待世界的前提了，而美國兩位經濟學家在《平衡：從古羅馬到今日美國的大國興衰》一書則得出了一個令美國人鼓舞的結論：美國不會衰落，美國依然是一輪冉冉升起的太陽，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好的經濟制度。只要美國恢復聯邦制度的活力，平衡財政，對外開放，那21世紀依然是美國的世紀。無論這樣的結論對或者不對，都會給今日中國帶來一個啟示：“美國衰落論”與“美國衰落”完全不是一回事，從歷史上看，任何一個大國無時無刻不面臨著衰落的危機，而那些能夠保持平衡的國家可以長治久安，“衰落”未必是宿命，崛起也未必是命定的，尤其是大國衰落的主因並非外戰，而是內部制度僵化，失去平衡和活力，在一片鶯歌燕舞中，跌入了衰落甚至滅亡的深淵。

【一】

自上個世紀30年代以來，GDP就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經濟實力的重要指標，現在更是如此，發展中國家在追趕的過程中，GDP已經成為政績最重要的衡量指標，印度修改GDP的統計方法，增長率一下子超越了中國，讓印度的媒體和政客好不歡喜。但是一個國家的實力真的可以通過GDP的資料衡量出來嗎？未必如此！GDP主要是財富的流量，而存量也很重要，美國等發達國家已經建立了比較完善的高速公路，即便GDP的增速比較低，也不會降低美國人民的生活水準。

大歷史學家保羅‧甘迺迪出版《大國的興衰》一書之後，人們接受了這麼一個觀點，國家的興衰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經濟實力，而保羅‧甘迺迪認為，“過度擴張”造成了資源分配的失衡，也就是將越來越多的資源用於軍事擴張，從而損害了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基礎，最終導致國家的衰落。從短期來說，這種觀點是有道理的，但是英國在拿破崙戰爭時期、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時期，大量的資源用於軍事領域，經濟非但沒有衰落，反而進入新一輪擴張時期。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戰爭時期出現了很多的技術發明，這些軍事技術被普遍民用化，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所以，戰爭沒有帶來經濟的衰退。在GDP的統計中，很難看出經濟的品質，也無法區分經濟的效率，兩位作者開發了更加可行的經濟衡量的辦法，把經濟總量、增長率和生產率都考慮進去，這樣得出的結論更加切合實際，2010年中國的經濟實力大約是美國的40%，到2030年，可能會達到美國的77%，當然，這些資料本身也未必準確，但是要比GDP可能更加全面，也符合很多人的直觀感受。

現代經濟學的研究已經越來越多地揭示了經濟增長的秘密，尤其是在制度經濟學的發展，曼庫爾‧奧爾森提出了“分利集團”的概念，當一個國家經過比較長時期的和平發展之後，就會出現很多利益集團，這些利益集團有很強的議價能力，它們對分配財富更感興趣，而不是要創造財富。最近在出版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書則更簡單直白：在一種攫取性的制度之下，經濟不可避免地會崩潰，少數的權力精英就像寄生蟲一樣附著在經濟體上，不斷榨取勞動者的財富，最終讓經濟處於僵而不死的狀態，少數人富可敵國，而多數人朝不保夕。在一種包容性的制度之下，一個國家經過一兩代人的努力，就可以達到比較高的發展水準，東亞國家就是如此。並不是東亞國家創造了所謂的奇跡，而是那麼多國家沒有發展起來，經濟制度失去了活力，違背了人性，讓經濟增長的幾個發動機都熄了火。所以，我們看到的是多數國家處於“失敗”的狀態，這才是這個世界最不正常之處吧。

【二】

幸福的家庭都一樣，不幸的家庭卻各有其不幸。國家也是如此，經濟繁榮的國家都有一套完善有力的激勵措施：法治、產權制度、司法獨立、有限政府、言論自由等等，這幾乎成為發展經濟學所形成的共識了，為什麼如此之多的國家沒有採取這樣的措施呢？原因很簡單：經濟增長的目標是什麼呢？國強民富，這只是非常含糊，或者理想的表達，何為國，何為民呢？最終還是要落實到個體上，如果每個人都能從經濟增長中獲得好處，那經濟增長就有保障。

用三個人名來概括經濟增長的動力：亞當‧斯密、羅伯特‧索洛和約瑟夫‧熊彼特，斯密認為市場規模的擴大以及分工體系的完善會帶來經濟的增長，而索洛發現當把收入從消費轉移到耐用消費品領域能夠推動經濟的增長，熊彼特提出了“創造性破壞”是經濟週期的根本原因，技術創新能夠引領新的經濟增長週期。規模擴大、投資增加和技術創新構成了經濟增長的幾個發動機，但是如何讓這幾個發動機都轉起來呢？這些經濟學的“常識”為什麼沒有能夠很好地轉變為經濟政策與制度呢？根源在於經濟制度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由人去構建的，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尤其是精英之間博弈的結果。兩位作者從制度的人性基礎開始，探尋經濟衰落的病症：人不是理性的，甚至有時候是偏執與懦弱的，因此經濟學關於人的理性假定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人們認識經濟增長的秘密。

（亞當‧斯密、羅伯特‧索洛和約瑟夫‧熊彼特）

即便是在現在這樣一個資訊時代，一個人（也包括國家領導者）也不可能瞭解所有的一切，因為人的精力、腦力是有限的，只能在有限的資訊條件下做出決策，即便現在經濟學已經很發達了，還是爆發了金融危機，在這場危機之下，多數人處於茫然無措之中，在古代，那些統治者更不知道應該如何發展經濟了。退一步講，人並不完全按照自己的理性去做事情，毋寧說很多時候是從自己的身份出發，做出比較“體面”的行為，“身份”變成了一種行為規範，就像一些貴族為了維持顏面而購買奢侈品，同樣，為了面子他們鄙視商業。

經濟危機之後，各國都在強調轉型、升級、調整結構等等，但是雷聲大，雨點小，因為熊彼特“創造性破壞”意味著權力和財富的重新洗牌，新產業的創設未必帶來盈利，而人性中對損失都有中厭惡，如果能夠在現有的框架之下賺一塊錢，也不願意在未來可能賺10塊，一鳥在手要好過兩鳥在林。就像諾貝爾經濟學家得主卡尼曼所說，引導人們行為的是得與失對情緒造成的直接影響，而不是對財富和整體效用的長期遠景。希臘人對政府壓縮福利開支反應激烈，他們似乎並沒有意識到這些“福利”不過是他們延遲要支付的成本，只要能享受當下，誰還管明天呢？更不用說子孫後代了。這也是造成當下福利國家財政失衡、債臺高築的根本原因所在。

【三】

大國的興衰在很多時候以戰爭成敗作為標誌，戰爭是對國家實力的一種極端的檢驗，但是很難說大國亡於戰爭，毋寧說內部的失調，就像羅馬帝國，其衰落並非源於羅馬城的陷落，而已始于哈德良時期，不但結束了征伐，還廢除了各種債務，恰恰是這種“善政”讓羅馬帝國走向了衰落。如同中醫把脈一樣，兩位作者選擇了羅馬帝國、西班牙帝國、英國、日本、奧斯曼帝國、加利福尼亞等九個案例進行分析，在幾千年的歷史時空穿梭中建立了一種診治大國衰落的“中醫療法”，當歷史學家越來越滿足於在越來越小的領域懂得越來越多的時候，經濟學家卻拿起了歷史的望遠鏡，透視大國興衰的風雲，給每個國家開出診斷書。

羅馬帝國結束擴張之後，在英格蘭築起了長城，因擴張而帶來的規模經濟和分工體系受到限制；燒毀帳本讓債務的鏈條斷裂，信用經濟開始破產，加上貨幣不斷貶值，最終，經濟回到了以物易物的原始狀態，貿易停止了。而羅馬帝國的軍隊尤其是近衛軍控制了皇帝，也就“俘獲”了國家，這些長期的病因積累到一起，讓羅馬帝國已經“空心”，蠻族的入侵不過是“印證”了羅馬帝國的衰落。

（羅馬帝國在英格蘭建造的哈德良長城）

而明代中國的衰落則始於鄭和下西洋的終結，為什麼鄭和七下西洋卻戛然而止，沒有開啟一個中國的大航海時代呢？因為中國的政治制度沒有解決“壞皇帝”的問題，而統治集團內部存在著士大夫和宦官集團之間的利益之爭，“好皇帝”可以讓兩個集團各安其位：宦官負責軍事和貿易，士大夫管理朝政，但當皇帝傾向于士大夫所推崇的“認證”和“重農抑商”政策之後，鄭和的船隊就再也出不了海了。“遠洋探險和對外貿易的終結，既不是一個皇帝一怒之下的決定，也不是因為財力不支，而是集權政府內部權力鬥爭的結果。”

西班牙帝國被來自美洲的黃金和白銀給“撐破”了，從天上掉下來的錢就像鹽水一樣，越喝越渴，最終讓西班牙帝國死于“失水”。奧斯曼帝國被近衛軍控制，包稅制度使國家財政私人化，“尋租”變成了一種制度。這些國家的“病因”不同學科的學者已有揭示，而大英帝國的衰落從何時開始呢？一戰之後？不是！是從美國獨立戰爭開始，大英帝國是一個“虛假”的帝國，與羅馬帝國不一樣，英國不願意將公民權擴散，也因如此，北美殖民地的人民以“無代表，不納稅”揭竿而起，失去了廣闊的領地，人口較少的英國最終被廣土眾民的國家超越，這也解釋了英國為什麼在二戰之後，半推半就地退回到了英倫三島。

（《平衡——從古羅馬到今日美國的大國興衰》/葛籣‧哈伯德、蒂姆‧凱恩著/陳毅平譯/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15）

作者為孫興傑，博士，專欄作者，游走於理論與歷史之間，讀書為文，傳播常識消滅真理。
本文摘自互聯網原創專欄騰訊《大家》（http://dajia.qq.com）。《大家》微信號：ipress掃描以下二帷碼查看更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