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地區秩序構建看日本的新安保法案
2016-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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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是日本的國家性質發生根本變化的一年。在安倍政府的強力推動下，日本制定了新的安保法制體系。該體系以所謂“積極和平主義”為核心，將日本被動的專守防衛變為積極進取型防衛，使日本成為影響地區乃至全球秩序走向的一個重要的軍事力量。
決定國際秩序狀態的主要因素是作為國際關係行為主體的國家的行為機制與規範，國家主導力量的國際政治意圖與思維方式。冷戰後，亞太地區從對抗狀態進入秩序構建階段。但這種構建存在兩條路線，既是以亞洲國家為主導構建亞洲的地區合作秩序，還是以美國為主導構建亞太秩序。日本作為東亞重要國家，由於其歷史定位和現實選擇所決定的特殊地位，在地區秩序構造中扮演什麼角色，將會對地區秩序的走向產生重要影響。
2015年是日本的國家性質發生根本變化的一年。在安倍政府的強力推動下，日本制定了新的安保法制體系。該體系以所謂“積極和平主義”為核心，將日本被動的專守防衛變為積極進取型防衛，使日本成為影響地區乃至全球秩序走向的一個重要的軍事力量。由於安倍的“積極和平主義”是以歷史修正主義為思想根基，新安保法案徹底顛覆了日本和平國家的基本架構，不僅使日本自身成為地區秩序中的不確定因素，也使日美軍事同盟變得更具有危險性。在新安保法支持下的“積極和平主義”，為地區增添了極大的新冷戰因素，對構建以合作為中心的亞太地區秩序帶來消極影響。
一、新安保法使日本告別和平國家
1、日本對“普通國家”身份的追求
在戰後秩序中，日本成為了一個特殊國家。首先日本是一個因發動侵略戰爭而失敗的戰敗國。其次，日本與德國和義大利不同，日本沒有對推動戰爭的社會及政治勢力進行徹底清算。第三，日本不得不接受兩樣東西。一是戰勝國美國的駐軍，二是美國主導制定的憲法。憲法規定了日本放棄戰爭手段及軍備，而美國的駐軍也使日本在客觀上無需建立自己的軍隊。這兩樣東西決定了日本戰後成為一個和平國家。因此，所謂“日本是和平國家”這個身份標識並非表示日本因愛好和平才在戰後七十年裏沒加過任何戰爭，而是戰後秩序決定了日本不具有用武力手段解決國際紛爭的權利和能力，以及客觀需要。
支撐日本“和平國家”身份的核心機制是日本的和平憲法。該憲法為突出和平思想，專設“第二章戰爭的放棄”，其中只單列“第九條”，規定“日本國民誠實地希望以正義與秩序為基礎的國際和平, 永遠放棄以國家主權發動戰爭、以武力威脅或者使用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為了達到前款規定的目的, 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 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
從人類和平的角度講，日本的和平憲法規定放棄交戰權、不擁有軍隊和廢除軍備，確實走在了世界的前面。他反映了二戰後出現的徹底的和平主義思想。這種和平擺脫了對武力的依賴，將國家安全寄託于對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的信賴。在日本和平憲法的序言中寫道：“日本國民願意恒久的和平, 並且深切認識到支配人類相互關係的崇高理想, 決心信賴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的公正與信義, 以保持我們的安全和生存。”和平憲法的這種精神並不僅僅反映了當時美國佔領軍的意志，也是戰後日本以革新勢力為代表的和平主義與民主主義路線的反映。正是這種用憲法形式闡述的徹底和平主義的精神才使日本在戰後七十年中得以炫耀自己的和平身份。
但是，戰後隨著冷戰的進行，美日同盟的建立，日本的政治實踐是在不斷地偏離和平憲法的基本精神。日本國內以鳩山一郎和岸信介等人為代表的傳統保守主義勢力，開始反對和平憲法，主張日本作為“主權國家”，應當擁有主權國家所必備的統治力量和防衛力量，為此必須修改憲法和 “重整軍備”。此後保守勢力不斷對和平憲法的徹底和平精神提出質疑，理由一是視和平憲法為戰勝者強加的產物，它剝奪了日本正常的主權權利；二是這種徹底和平精神與國際政治安全環境的複雜性不相適應；第三是認為和平憲法是消極的和平主義，由於不能像普通國家那樣擁有並使用軍事力量，所以日本難以在維護國際和平上發揮作用。因此，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隨著日本在經濟上迅速成長為世界第二大國，日本提出了要做“政治大國”的口號，並明確提出要實現向“普通國家”的身份轉變。而所謂“普通國家”就是享有正常的主權權利，擁有軍隊、發展軍備，具有交戰權。
2、安倍推行以軍事“實力主義”為核心的“積極和平主義”
安倍作為當代日本右翼保守勢力的代表，繼承了其外祖父岸信介的政治理念。他二次上臺後，一再表明使日本擺脫戰後體制是自己的執政理念，並聲稱這也是自民黨的建黨使命。因此，修改和平憲法成了安倍執政的核心目標。為製造輿論，他提出修憲的兩大現實需要，一是應對“外來威脅”，二是為維護國際和平發揮作用。
為此，安倍首先在歷史和戰爭問題上採取了修正主義的態度。2013年8月15日，在日本戰歿者追悼儀式上，安倍打破了日本首相20年的致辭傳統，首次未提及日本對亞洲各國的加害責任並表示反省等內容，而且也沒有提及“不戰誓言”。當年9月，安倍在制定“國家安全戰略”時，拋出了一個叫做“積極和平主義”的所謂21世紀日本戰略的旗幟，並計畫將其寫入《新防衛大綱》中去。
日本的“積極和平主義”概念產生於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八十年代日本保守勢力提出要做政治大國，其基本理念就是要依託日本經濟大國的實力，以積極的姿態在國際社會發揮政治作用。因此，他們指摘和平憲法為消極和平主義，逐步提出“積極和平主義”的概念。2009年日本國際論壇提出一項政策建議報告，題為《積極和平主義與日美同盟的未來》。這是一個較為系統地闡述“積極和平主義”的檔。其核心思想就是，戰後日本已經從“被佔領國”發展到“經濟大國”，國際局勢也從冷戰、後冷戰，發展到後後冷戰階段，在日美同盟中，日本長期享受和平，發展經濟，現在到了日本該發揮更多作用的時候。因此，日本應修改安保法，允許行使集體自衛權，同時以日美的對華戰略合作為前提，加強與東南亞、澳大利亞和印度等國的關係。總之是主張日本通過解禁集體自衛權來在地區安全中發揮作用。
安倍的“積極和平主義”基本反映了這些思想。2013年12月17日，日本新成立的國家安全保障會議通過了戰後日本第一份《國家安全保障戰略》。該戰略明確將“基於國際協調”的“積極和平主義”作為安保戰略的指導思想。該戰略提出的日本安保戰略的三個目標為：日本自身安全、亞太地區安全、全球安全。而所謂“國際協調”不過是以加強日美軍事同盟合作為基礎，通過各種國際運作來實現遏制、打擊對手的目的。至於“積極”一詞則不僅表示日本要對國際安全“做貢獻”，還明確表示日本要在國際爭端解決中發揮“領導作用”。其政策的進取性從英文的翻譯上反映得更為明顯。日本國際論壇的報告言辭還表現得比較謹慎，其“積極和平主義”一詞的英文是“positive pacifism”, 而《國家安全保障戰略》所使用的安倍的“積極和平主義”的英譯則是“Proactive Contribution to Peace”。這裏不僅是行動方式存在明顯差異，而且“和平”與“和平主義”在內涵上顯然有著相當大的差異。這種差異在安倍政府的後續行動中就逐漸表現出來。
《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主要是為了確立“積極和平主義”作為指導思想的地位。為減少外部壓力，文中刻意避免直接提到這一思想所包含的在國際上行使武力的內容，僅以“增強自身軍事力量”、“加強日美同盟合作”、“運用綜合手段”等概念暗示出戰略的內在邏輯。但是一個月後，自民黨公佈的《2014年活動方針》中就刪除了原始文本中“決心貫徹不戰誓言與和平國家的理念”這一表述，加入了“提高（對戰歿者的）尊崇之念”。與此同時，對和平憲法則提出了“順應時代變化、務實加以修改”的方針。
此後在安倍“積極和平主義”指導下進行的法制整備，就開始直接拋棄和平憲法的“和平主義”。2014年7月1日，日本政府臨時內閣會議通過國家安全保障法制整備相關問題決議，修改憲法解釋，解禁了集體自衛權。該決議是為實行以國際協調為基礎的“積極和平主義”，給進行與戰爭相關的法制整備確定基本方針。該方針更明確地體現了安倍“積極和平主義”中主動行動的思想，決議提出了在日本的存亡受到威脅等情況下，允許必要最小限度地使用武力。以及為阻止關係密切的國家受攻擊，自衛隊可以在海外參加戰爭。決議對憲法解釋的邏輯就是，憲法雖然禁止使用武力，但也規定政府要保護人民的安全，所以應允許最小限度地使用武力。日本使用武力要遵守國際法，而聯合國憲章賦予各國以用集體自衛權的方式保衛自身安全。與此同時，由於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一國難以單獨維護自己的安全，日本需要依靠美日同盟以及與其他盟友的合作，通過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方式來維護自身安全。因此，當這些盟友受到攻擊時，就意味著日本的安全也受到威脅，所以日本應該給予支援。
這套無視法律基本邏輯的安倍邏輯，事實上已經完全拋開了和平憲法的和平主義，以及日本根據和平憲法而長期實行的專守防衛政策。所以說，安倍的“積極和平主義”就是要擺脫日本和平憲法對日本發展和使用軍事力量的限制，本質上是一種以強調實力運用為核心的“軍事主義”。
3、新安保法宣告日本和平國家身份的終結
2015 年5 月14 日，安倍內閣通過了被稱為《平和安全法制》的新安保法案。法案由兩大部分組成，一個是題目為“國際和平共同對應事態時，對外國軍隊等的合作與援助活動等相關法律”，簡稱為《國際和平支援法案》，其核心內容就是如何行使集體自衛權。二是針對行使集體自衛權的需要，對《自衛隊法》、《武力攻擊事態法》、《周邊事態法》、《聯合國維和行動（PKO）合作法》和《船舶檢查活動法》等10部舊法進行修訂，並將修正法案統一“打包”為《和平安全法制整備法案》。新安保法的主要內容一是 “維護日本國民的生命與和平”的“應對措施”；二是“對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穩定進一步做出更大貢獻”的“積極和平主義”。 安保法經過眾參兩院批准後於9月30日正式公佈， 6個月內生效，政府將在2016年3月底前通過政令決定實施日。
新安保法首先表明日本防衛思想已經從本土防衛轉向對威脅因素的“抑制”，甚至是域外使用武力消除對日本的威脅。雖然該法表示日本不會改變戰後七十年“和平國家、專守防衛”的做法，仍將“重視外交努力”，“只是準備萬一”的情況。但是，其防衛目標關注的是域外威脅，和尚未發生的進攻，以及非軍事侵犯的所謂“灰色地帶”。防衛手段則著重於通過採取包括日美同盟在內的方式來提高“抑制力”，消除對日本發動進攻的可能性。因此，要在發生對日本的“和平及安全產生重要影響”，以及“對國際和平及安全構成威脅” 的事件時，對其他國家軍隊進行“支援活動”。
安倍行使“集體自衛權”達到“域外禦敵”目的的思想突出地表現在所謂“武力行使”的“新三要件”上。2014年在討論解禁集體自衛權時，安倍政府提出了所謂“新三要件”。過去基於憲法第9條的解釋日本政府制定了自衛隊在實際使用武力時必須滿足的三個條件：“1．我國受到緊急而非法的侵害；2．無法採取其他適當的手段來阻止這種侵害；3．行使武力僅限於所需的最低限度。”而安倍政府將第一條改為：“發生對我國進行武力攻擊，或對與我國有著密切關係的其他國家進行武力攻擊的事態，因此而使我國的存亡受到威脅，國民們的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權利,有從根本上發生改變的明確危險”，既所謂“存立危機事態”。 而在新安保法的《和平安全法制整備法案》中的“有事法案”多處提及“存立危機事態”，可以說是舊法修訂的主要且核心的內容。 “
存立危機事態”的概念將日本自衛隊用武力守衛的範圍從“本土”明確地擴展到“他國”，並且將可以行使武力的判斷標準從客觀的本土受到攻擊，改變為主觀的“存亡受到威脅”，因而從根本上顛覆了和平憲法的制度。無論安倍怎麼解釋，這一概念對和平憲法的否定都是確定無疑的。
二、變為“普通國家”的日本將成為地區安全的危險因素
日本從戰後特殊的“和平國家”轉變為“普通國家”並不是一種從戰後秩序向正常秩序的轉變，而是對戰後已經形成的正常秩序的一種挑戰。因為，這種轉變不是在歷史進步的意義上發生的，而是在國家憲政體制遭到破壞，執政黨背棄歷史正義，以及政黨制衡機制失靈的情況下發生的。
1、憲政主義遭到破壞
冷戰後，美國積極推動全球民主化，提出所謂“民主和平論”，聲稱民主國家之間不會有戰爭。進入新世紀，日本為凸顯自己的國際地位，也追隨美國大搞“價值觀外交”。但是，如今日本的新安保法卻從根本上違背了西方民主價值體系賴以生存的憲政主義。
憲政主義是西方民主法制體系的基礎。基於社會契約的思想，憲政主義具有兩大核心要素，一是憲法需反映一國國民的主流意識，二是國家治理須依憲法行事。憲法在國家的法律制度體系中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任何權力都應服從於憲法，任何法律也應符合憲法的基本精神。所謂法治就是一個行使和維護憲法的進程。在這個進程中，包括議會的立法也應符合憲法精神。
日本和平憲法並非美國強加給日本人民的產物，事實上它也是戰後初期日本社會和平主義佔據主導地位的反映。當時的首相吉田茂曾解釋說: 由於以前的侵略戰爭都是在發動自衛權的名義下幹起來的,所以憲法第9條放棄戰爭的規定是“連作為發動自衛權的戰爭、交戰權也放棄的”。
由此可見，無論安倍政府如何辯解，新安保法中以行使武力幫助他國進行防衛為核心思想的“集體自衛權”的相關規定都顯而易見地違反了和平憲法第9條放棄戰爭的規定。而安倍在無法修改憲法的情況下，通過設立違背憲法基本精神的新安保法來架空憲法，這種行為要比解禁“集體自衛權”本身更加危險。因為這使日本的憲法成為一紙空文，使日本憲政體制失去實效。在日本這種內閣制體制下，它意味著只要掌控議會多數，政府就可以為所欲為。而在和平憲法都失去約束力的情況下，目前在法律討論過程中由議會和首相個人所做的任何承諾或解說，其法律意義和可信度都降為零。可以說，新安保法給日本帶來的憲政危機使日本成為國際社會中一大不確定因素。
2、歷史修正主義挑戰人類正義
安倍推動制定新安保法的目的並非簡單的要使日本從戰後的戰敗國成為一個“普通國家”。作為日本政治右傾化的代表人物，安倍推動所謂讓日本“脫戰後”的兩條路徑，一是通過修憲改造戰敗國家的政治軍事體制，二是在精神層面推動歷史修正主義使日本擺脫反省侵略歷史的“自虐史觀”。可以說，歷史修正主義是“魂”，改造和平憲法是“體”。最終，國家的政治走向將由“魂”來決定。但這個“魂”所要做的恰恰是挑戰人類的正義。
日本右翼推動的歷史修正主義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第一是通過否認歷史事實來減少自己的恥辱感。安倍上臺後否定前首相河野洋平關於慰安婦問題的“河野講話”，對“講話”產生的過程進行調查。2014年，日本政府甚至企圖否定上世紀90年代聯合國關於日軍“慰安婦”的報告。2015年10月，就《南京大屠殺檔案》被列入世界記憶遺產一事，日本自民黨外交小組通過決議，要求政府敦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撤回該決定並改革審查制度，並提出“停止對其的經費支持”。第二是通過政要和議員持續大規模地參拜供奉著甲級戰犯靈位的靖國神社來表達自己的精神寄託。第三是在中小學歷史教科書中歪曲或隱瞞歷史真相，以便培養青少年的民族自豪感。在這些舉措之外，安倍更進一步，開始直接挑戰歷史正義，提出“侵略沒有明確定義”，質疑戰後的“東京審判”是勝利者的審判。
安倍的歷史修正主義戰略是要在否定日本侵略歷史的基礎上，終結對歷史的反省和對受害國人民的道歉，並讓日本成為所謂“正常國家”。他一上臺就提出要發表“安倍談話”來取代在歷史問題上向亞洲國家表示道歉的“村山談話”。儘管安倍的態度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指責，但在2015年日本戰敗日安倍發表的講話依然以玩弄文字遊戲的方式頑強地表達了安倍的歷史態度。在講話中，他提到了“侵略”，卻將其與日本的歷史分開；他談到了“道歉”，但表達的意思卻是說，日本政府已經道過很多次歉了，“我們不能讓與戰爭毫無關係的子孫後代擔負起繼續道歉的宿命。” 2015年，安倍在許多不同的國際場合對歷史問題表達的核心辭彙是“懊悔”。但安倍的“懊悔”並沒有表現在對歷史罪惡的反思上，反而表現在對戰敗的經驗總結上。“安倍談話”將日本歷史上精心策劃的一系列侵略行為變為由各種“事件”引導而成的被動舉措。但耐人尋味的是，新安保法也是基於這種思維邏輯，依據對所謂“存立危機事態”的主觀判定來決定日本是否行使武力。這恰恰回到了上文所提到的，當年吉田茂所說的，“以前的侵略戰爭都是在發動自衛權的名義下幹起來的”狀態。所以，如果仔細推敲安倍關於歷史問題的講話，那麼新安保法就成了為日本重蹈歷史覆轍制定的完整行動路線。
3、政治失衡使日本變得危險
新安保法的要害在於開啟了日本政府的戰爭權。而行使戰爭權力的人物是首相。儘管法律規定了在通常情況下需經國會審議的程式，但是在日本這種多數黨執政的內閣制裏，國會難以對首相形成制約。這一點，自從安倍上臺以來得到了非常充分的證明。
不過真正的問題是，從這次執政黨可以不顧各方的反對而強行通過新安保法案來看，日本政治正在出現失衡的危險。西方憲政民主的權力基礎，一是依賴社會契約精神，二是依賴權力制衡。但是，新安保法的通過證明日本政治中缺少基本的契約精神。事實上，過去日本和平憲法得以存續，除了受國內和平主義力量的維護外，主要依靠的是來自外部的政治制衡力量。冷戰後，儘管美國要求日本多承擔安全責任，並在安全領域為國際社會多做貢獻，但主要還是要日本多出錢，及進行後方支援。當時面對中國對美日同盟條約的反對，美國喜歡用所謂在亞洲扮演平衡者角色的理論來搪塞。美國表達的意思是美日軍事同盟對日本發展軍事力量具有制約作用。但如今，由於美國實行亞太再平衡戰略，因此其政策從制約日本發展軍力、行使武力，轉向支持日本在國際上發揮軍事作用、行使集體自衛權。這就使日本保守勢力不僅沒有了強大制衡力量的約束，而且呈如虎添翼之勢。
至於日本的政治體制，幾乎不存在真正的權力制衡。由於執政黨首腦同時主導立法和行政兩大權力，所以議會和行政權力之間的制衡極為有限。安倍上臺後，自民黨改變了長期以來的“扭曲國會”的現象，實現了在參眾兩院均占多數的目標，這種權力制衡就完全消失，致使安倍可以一意孤行地兌現其個人夙願。從政黨制衡的角度看，戰後在美國的扶持下，以保守勢力為核心的自民黨幾乎始終保持著一黨獨大的局面。民主黨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小泉為確立自己在自民黨內的絕對權威打壓異己的產物。由於其主要成員均來自自民黨，且缺乏具有凝聚力的核心理念，最終演變為“第二自民黨”，使日本的兩黨執政局面成了曇花一現。與此同時，除共產黨之外，其他小黨在日本社會整體右傾化的局面下，也呈現出泡沫化的狀況。
從黨內制衡的角度看，一向以派閥黨為特點的自民黨，在小泉實行所謂去派閥化的政治運作之後，黨內派閥和族議員勢力遭到削弱。安倍上臺後，模仿小泉的做法，通過頻繁的內閣改組來消除異己，分配利益，弱化了派閥政治，同時積極拉攏黨內無派系少壯議員，形成了黨首一人獨大的局面，導致目前黨內無人敢有異議。這使得安倍得以在今年9月8日自民黨總裁選舉中未經投票直接連任。
在政黨制衡和自民黨內部制衡消失的情況下，道德制衡更難以形成。自安倍推動解禁集體自衛權以來，日本社會的反對之聲就此起彼伏。新安保法進入實質討論投票階段後，日本街頭的抗議遊行就一浪高過一浪，最高峰時全國同日遊行人數曾達上百萬人。但是，無論在眾議院還是參議院，執政黨議員都完全無視國民意志，甚至罔顧程序正義，採取未經仔細討論就強行闖關表決的方式強行通過了新安保法，出現了一種議會多數暴政的局面。
當日本以執政黨為代表的主流觀念越來越具有進攻性，國家安全體制越來越集權化，法律制度又為戰爭做好了鋪墊之後，內部政治制衡的缺失自然使日本成為一個危險性不斷上升的國家。
三、日本的國際角色選擇
1、謀求亞洲主導地位
日本右翼追求所謂“普通國家”的身份，核心目標在於追求政治大國的國際地位。對國際地位的追求大約從日本確立天皇制的時候就已經深植於民族的內心。明治維新後日本開始追求在亞洲的霸權地位。戰後，日本保守勢力孜孜以求的就是儘快擺脫戰敗國身份，重新確立自己在亞洲的領頭地位。為謀求迅速發展，日本曾採取“脫亞入歐”和“脫亞入美”的戰略。但是到經濟實現騰飛之後，日本提出的就是要打造所謂“日美歐三極世界”。其要獨佔亞洲鼇頭的野心赫赫然地昭告於世。但是，單靠經濟實力日本並無法獲得其想要的地位。日本在亞洲缺兩樣東西，一是“德”，二是“智”。日本始終不能正確認識歷史，解決不了因歷史問題而與亞洲國家產生的心理芥蒂。與此同時，日本始終視亞洲國家為其自己經濟發展的腹地，為其提供資源與市場。因此在冷戰後亞洲地區合作的發展進程中日本提不出引領地區發展的思想。但是對這兩大缺點日本自身完全沒有反思。相反，日本的主流勢力認為日本是由於不能在軍事安全上發揮作用才無法扮演領導角色。
歐巴馬政府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並將美日軍事同盟定位為實行這一戰略的核心支柱。這為安倍政府帶來了重大的戰略機遇。安倍提出“積極和平主義”，解禁集體自衛權，目的就在於通過美日軍事一體化，日本可以用狐假虎威的方式在亞太地區扮演重要角色。2014年歐巴馬訪日與安倍簽署的首腦共同聲明中提到：美國的亞太再平衡和日本的“積極和平主義”都對“（日美）同盟在確保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繁榮中扮演領導角色作出貢獻”。在人們的不經意之間，這裏闡述了一個概念，既“日美同盟在亞太地區的領導角色”。這個概念表示在亞太地區發生了一場重大的權力轉移，以要“恢復美國在世界的領導地位”為競選口號而當選，上臺後又一向聲稱美國是亞太領導者的歐巴馬，在這份聲明中將美國對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讓給了日美同盟。正是在這份聲明之後，日美將“集體自衛權”寫進了“新防衛合作指標”，為履行這個指標，安倍推動國會通過了“新安保法案”。如今，我們看到的是日美兩國在加緊軍事一體化建設的同時，在亞太地區事務上的密切磋商和協調行動。安倍通過緊緊地追隨美國，使日本獲得了在亞洲的“領導地位”。
2、謀求與中國競爭的優勢地位
安倍緊緊地追隨美國，提出“積極和平主義”，解禁集體自衛權，強軍備戰，除了要追求國際地位之外，主要目標是指向中國。對這一點安倍從不吝公開表達。安倍上臺後，以中日釣魚台爭議為起點，提出一系列安保政策，導致所謂“提高對中國的‘抑制力’”成了日本媒體上常見的標題。安倍的所謂“俯瞰地球儀”的外交，事實上就是對中國的圍堵行動。但是，在安倍這些以安全為幌子的外交行動中，掩藏著真實的經濟動因。
事實上，對安倍執政的最大挑戰是如何使日本擺脫“失去的十年、二十年”的狀況。面對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的現實，安倍提出了諸如，“以世界第一為目標，使日本活躍在世界的中心”，“奪回強大日本”等口號。但所謂“安倍經濟學”，除了將過去對貨幣的“無限量化寬鬆”改為“超級量化寬鬆”之外，並無有效良策。所以通過政治手段擠壓開始走出國門的中國資本，擴展日本的國際投資市場，就成了安倍拯救日本經濟的重要手段。因此，他也針對中國擅長的基礎設施建設，積極推動出口日本基礎設施建設的戰略。安倍的外交必談中國幾乎是一種公開的秘密。但是在虛擬的“安全合作和共同價值觀”議題的背後，安倍真正追求的都是基礎設施建設的大單和抬高日本商品的政治品牌。
結束語
從國際秩序的角度看，安倍政府強力推行新安保法的行為只是其要影響地區秩序塑造戰略的一個步驟。安倍的意圖就是先通過架空，而後修改和平憲法，實行集體自衛權，使日本成為一個可以和美國並肩作戰的國家。然後，通過美日軍事及戰略的一體化實現對亞太地區的共同主導。之後再利用這種政治和安全的主導地位來維護和鞏固自己的經濟優勢地位。在日本國會通過了新安保法之後，美日迅速克服了過去看似難以逾越的障礙，達成妥協，簽署了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定。協定簽署後雙方對外談論的主要是協定對政治和安全的影響。因為協定並非是原來吹噓的全部零關稅的自由貿易，其中含有大量的數量貿易條款。其所謂“更高水準”的自由貿易，無非是要通過對區域內“全產業鏈產品”的零關稅政策，以及對國有企業的限制，針對中國對亞太地區內的產業鏈佈局進行重組。這無疑是要對區域經濟合作製造割裂效果。因此，從這個角度看，日本的新安保法不僅是對日本憲政體制造成衝擊，對亞太地區以合作為基調的區域秩序構建也產生消極作用。
【時永明 / 國研院； 2016-01-08】
文章來源：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時永明：從地區秩序構建看日本的新安保法案
2015年是日本的國家性質發生根本變化的一年。在安倍政府的強力推動下，日本制定了新的安保法制體系。該體系以所謂“積極和平主義”為核心，將日本被動的專守防衛變為積極進取型防衛，使日本成為影響地區乃至全球秩序走向的一個重要的軍事力量。由於安倍的“積極和平主義”是以歷史修正主義為思想根基，新安保法案徹底顛覆了日本和平國家的基本架構，不僅使日本自身成為地區秩序中的不確定因素，也使日美軍事同盟變得更具有危險性。在新安保法支持下的“積極和平主義”，為地區增添了極大的新冷戰因素，對構建以合作為中心的亞太地區秩序帶來消極影響。
一、新安保法使日本告別和平國家
1、日本對“普通國家”身份的追求
在戰後秩序中，日本成為了一個特殊國家。首先日本是一個因發動侵略戰爭而失敗的戰敗國。其次，日本與德國和義大利不同，日本沒有對推動戰爭的社會及政治勢力進行徹底清算。第三，日本不得不接受兩樣東西。一是戰勝國美國的駐軍，二是美國主導制定的憲法。憲法規定了日本放棄戰爭手段及軍備，而美國的駐軍也使日本在客觀上無需建立自己的軍隊。這兩樣東西決定了日本戰後成為一個和平國家。因此，所謂“日本是和平國家”這個身份標識並非表示日本因愛好和平才在戰後七十年裏沒加過任何戰爭，而是戰後秩序決定了日本不具有用武力手段解決國際紛爭的權利和能力，以及客觀需要。
支撐日本“和平國家”身份的核心機制是日本的和平憲法。該憲法為突出和平思想，專設“第二章戰爭的放棄”，其中只單列“第九條”，規定“日本國民誠實地希望以正義與秩序為基礎的國際和平, 永遠放棄以國家主權發動戰爭、以武力威脅或者使用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為了達到前款規定的目的, 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 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
從人類和平的角度講，日本的和平憲法規定放棄交戰權、不擁有軍隊和廢除軍備，確實走在了世界的前面。他反映了二戰後出現的徹底的和平主義思想。這種和平擺脫了對武力的依賴，將國家安全寄託于對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的信賴。在日本和平憲法的序言中寫道：“日本國民願意恒久的和平, 並且深切認識到支配人類相互關係的崇高理想, 決心信賴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的公正與信義, 以保持我們的安全和生存。”和平憲法的這種精神並不僅僅反映了當時美國佔領軍的意志，也是戰後日本以革新勢力為代表的和平主義與民主主義路線的反映。正是這種用憲法形式闡述的徹底和平主義的精神才使日本在戰後七十年中得以炫耀自己的和平身份。
但是，戰後隨著冷戰的進行，美日同盟的建立，日本的政治實踐是在不斷地偏離和平憲法的基本精神。日本國內以鳩山一郎和岸信介等人為代表的傳統保守主義勢力，開始反對和平憲法，主張日本作為“主權國家”，應當擁有主權國家所必備的統治力量和防衛力量，為此必須修改憲法和 “重整軍備”。此後保守勢力不斷對和平憲法的徹底和平精神提出質疑，理由一是視和平憲法為戰勝者強加的產物，它剝奪了日本正常的主權權利；二是這種徹底和平精神與國際政治安全環境的複雜性不相適應；第三是認為和平憲法是消極的和平主義，由於不能像普通國家那樣擁有並使用軍事力量，所以日本難以在維護國際和平上發揮作用。因此，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隨著日本在經濟上迅速成長為世界第二大國，日本提出了要做“政治大國”的口號，並明確提出要實現向“普通國家”的身份轉變。而所謂“普通國家”就是享有正常的主權權利，擁有軍隊、發展軍備，具有交戰權。
2、安倍推行以軍事“實力主義”為核心的“積極和平主義”
安倍作為當代日本右翼保守勢力的代表，繼承了其外祖父岸信介的政治理念。他二次上臺後，一再表明使日本擺脫戰後體制是自己的執政理念，並聲稱這也是自民黨的建黨使命。因此，修改和平憲法成了安倍執政的核心目標。為製造輿論，他提出修憲的兩大現實需要，一是應對“外來威脅”，二是為維護國際和平發揮作用。
為此，安倍首先在歷史和戰爭問題上採取了修正主義的態度。2013年8月15日，在日本戰歿者追悼儀式上，安倍打破了日本首相20年的致辭傳統，首次未提及日本對亞洲各國的加害責任並表示反省等內容，而且也沒有提及“不戰誓言”。當年9月，安倍在制定“國家安全戰略”時，拋出了一個叫做“積極和平主義”的所謂21世紀日本戰略的旗幟，並計畫將其寫入《新防衛大綱》中去。
日本的“積極和平主義”概念產生於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八十年代日本保守勢力提出要做政治大國，其基本理念就是要依託日本經濟大國的實力，以積極的姿態在國際社會發揮政治作用。因此，他們指摘和平憲法為消極和平主義，逐步提出“積極和平主義”的概念。2009年日本國際論壇提出一項政策建議報告，題為《積極和平主義與日美同盟的未來》。這是一個較為系統地闡述“積極和平主義”的檔。其核心思想就是，戰後日本已經從“被佔領國”發展到“經濟大國”，國際局勢也從冷戰、後冷戰，發展到後後冷戰階段，在日美同盟中，日本長期享受和平，發展經濟，現在到了日本該發揮更多作用的時候。因此，日本應修改安保法，允許行使集體自衛權，同時以日美的對華戰略合作為前提，加強與東南亞、澳大利亞和印度等國的關係。總之是主張日本通過解禁集體自衛權來在地區安全中發揮作用。
安倍的“積極和平主義”基本反映了這些思想。2013年12月17日，日本新成立的國家安全保障會議通過了戰後日本第一份《國家安全保障戰略》。該戰略明確將“基於國際協調”的“積極和平主義”作為安保戰略的指導思想。該戰略提出的日本安保戰略的三個目標為：日本自身安全、亞太地區安全、全球安全。而所謂“國際協調”不過是以加強日美軍事同盟合作為基礎，通過各種國際運作來實現遏制、打擊對手的目的。至於“積極”一詞則不僅表示日本要對國際安全“做貢獻”，還明確表示日本要在國際爭端解決中發揮“領導作用”。其政策的進取性從英文的翻譯上反映得更為明顯。日本國際論壇的報告言辭還表現得比較謹慎，其“積極和平主義”一詞的英文是“positive pacifism”, 而《國家安全保障戰略》所使用的安倍的“積極和平主義”的英譯則是“Proactive Contribution to Peace”。這裏不僅是行動方式存在明顯差異，而且“和平”與“和平主義”在內涵上顯然有著相當大的差異。這種差異在安倍政府的後續行動中就逐漸表現出來。
《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主要是為了確立“積極和平主義”作為指導思想的地位。為減少外部壓力，文中刻意避免直接提到這一思想所包含的在國際上行使武力的內容，僅以“增強自身軍事力量”、“加強日美同盟合作”、“運用綜合手段”等概念暗示出戰略的內在邏輯。但是一個月後，自民黨公佈的《2014年活動方針》中就刪除了原始文本中“決心貫徹不戰誓言與和平國家的理念”這一表述，加入了“提高（對戰歿者的）尊崇之念”。與此同時，對和平憲法則提出了“順應時代變化、務實加以修改”的方針。
此後在安倍“積極和平主義”指導下進行的法制整備，就開始直接拋棄和平憲法的“和平主義”。2014年7月1日，日本政府臨時內閣會議通過國家安全保障法制整備相關問題決議，修改憲法解釋，解禁了集體自衛權。該決議是為實行以國際協調為基礎的“積極和平主義”，給進行與戰爭相關的法制整備確定基本方針。該方針更明確地體現了安倍“積極和平主義”中主動行動的思想，決議提出了在日本的存亡受到威脅等情況下，允許必要最小限度地使用武力。以及為阻止關係密切的國家受攻擊，自衛隊可以在海外參加戰爭。決議對憲法解釋的邏輯就是，憲法雖然禁止使用武力，但也規定政府要保護人民的安全，所以應允許最小限度地使用武力。日本使用武力要遵守國際法，而聯合國憲章賦予各國以用集體自衛權的方式保衛自身安全。與此同時，由於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一國難以單獨維護自己的安全，日本需要依靠美日同盟以及與其他盟友的合作，通過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方式來維護自身安全。因此，當這些盟友受到攻擊時，就意味著日本的安全也受到威脅，所以日本應該給予支援。
這套無視法律基本邏輯的安倍邏輯，事實上已經完全拋開了和平憲法的和平主義，以及日本根據和平憲法而長期實行的專守防衛政策。所以說，安倍的“積極和平主義”就是要擺脫日本和平憲法對日本發展和使用軍事力量的限制，本質上是一種以強調實力運用為核心的“軍事主義”。
3、新安保法宣告日本和平國家身份的終結
2015 年5 月14 日，安倍內閣通過了被稱為《平和安全法制》的新安保法案。法案由兩大部分組成，一個是題目為“國際和平共同對應事態時，對外國軍隊等的合作與援助活動等相關法律”，簡稱為《國際和平支援法案》，其核心內容就是如何行使集體自衛權。二是針對行使集體自衛權的需要，對《自衛隊法》、《武力攻擊事態法》、《周邊事態法》、《聯合國維和行動（PKO）合作法》和《船舶檢查活動法》等10部舊法進行修訂，並將修正法案統一“打包”為《和平安全法制整備法案》。新安保法的主要內容一是 “維護日本國民的生命與和平”的“應對措施”；二是“對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穩定進一步做出更大貢獻”的“積極和平主義”。 安保法經過眾參兩院批准後於9月30日正式公佈， 6個月內生效，政府將在2016年3月底前通過政令決定實施日。
新安保法首先表明日本防衛思想已經從本土防衛轉向對威脅因素的“抑制”，甚至是域外使用武力消除對日本的威脅。雖然該法表示日本不會改變戰後七十年“和平國家、專守防衛”的做法，仍將“重視外交努力”，“只是準備萬一”的情況。但是，其防衛目標關注的是域外威脅，和尚未發生的進攻，以及非軍事侵犯的所謂“灰色地帶”。防衛手段則著重於通過採取包括日美同盟在內的方式來提高“抑制力”，消除對日本發動進攻的可能性。因此，要在發生對日本的“和平及安全產生重要影響”，以及“對國際和平及安全構成威脅” 的事件時，對其他國家軍隊進行“支援活動”。
安倍行使“集體自衛權”達到“域外禦敵”目的的思想突出地表現在所謂“武力行使”的“新三要件”上。2014年在討論解禁集體自衛權時，安倍政府提出了所謂“新三要件”。過去基於憲法第9條的解釋日本政府制定了自衛隊在實際使用武力時必須滿足的三個條件：“1．我國受到緊急而非法的侵害；2．無法採取其他適當的手段來阻止這種侵害；3．行使武力僅限於所需的最低限度。”而安倍政府將第一條改為：“發生對我國進行武力攻擊，或對與我國有著密切關係的其他國家進行武力攻擊的事態，因此而使我國的存亡受到威脅，國民們的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權利,有從根本上發生改變的明確危險”，既所謂“存立危機事態”。 而在新安保法的《和平安全法制整備法案》中的“有事法案”多處提及“存立危機事態”，可以說是舊法修訂的主要且核心的內容。 “
存立危機事態”的概念將日本自衛隊用武力守衛的範圍從“本土”明確地擴展到“他國”，並且將可以行使武力的判斷標準從客觀的本土受到攻擊，改變為主觀的“存亡受到威脅”，因而從根本上顛覆了和平憲法的制度。無論安倍怎麼解釋，這一概念對和平憲法的否定都是確定無疑的。
二、變為“普通國家”的日本將成為地區安全的危險因素
日本從戰後特殊的“和平國家”轉變為“普通國家”並不是一種從戰後秩序向正常秩序的轉變，而是對戰後已經形成的正常秩序的一種挑戰。因為，這種轉變不是在歷史進步的意義上發生的，而是在國家憲政體制遭到破壞，執政黨背棄歷史正義，以及政黨制衡機制失靈的情況下發生的。
1、憲政主義遭到破壞
冷戰後，美國積極推動全球民主化，提出所謂“民主和平論”，聲稱民主國家之間不會有戰爭。進入新世紀，日本為凸顯自己的國際地位，也追隨美國大搞“價值觀外交”。但是，如今日本的新安保法卻從根本上違背了西方民主價值體系賴以生存的憲政主義。
憲政主義是西方民主法制體系的基礎。基於社會契約的思想，憲政主義具有兩大核心要素，一是憲法需反映一國國民的主流意識，二是國家治理須依憲法行事。憲法在國家的法律制度體系中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任何權力都應服從於憲法，任何法律也應符合憲法的基本精神。所謂法治就是一個行使和維護憲法的進程。在這個進程中，包括議會的立法也應符合憲法精神。
日本和平憲法並非美國強加給日本人民的產物，事實上它也是戰後初期日本社會和平主義佔據主導地位的反映。當時的首相吉田茂曾解釋說: 由於以前的侵略戰爭都是在發動自衛權的名義下幹起來的,所以憲法第9條放棄戰爭的規定是“連作為發動自衛權的戰爭、交戰權也放棄的”。
由此可見，無論安倍政府如何辯解，新安保法中以行使武力幫助他國進行防衛為核心思想的“集體自衛權”的相關規定都顯而易見地違反了和平憲法第9條放棄戰爭的規定。而安倍在無法修改憲法的情況下，通過設立違背憲法基本精神的新安保法來架空憲法，這種行為要比解禁“集體自衛權”本身更加危險。因為這使日本的憲法成為一紙空文，使日本憲政體制失去實效。在日本這種內閣制體制下，它意味著只要掌控議會多數，政府就可以為所欲為。而在和平憲法都失去約束力的情況下，目前在法律討論過程中由議會和首相個人所做的任何承諾或解說，其法律意義和可信度都降為零。可以說，新安保法給日本帶來的憲政危機使日本成為國際社會中一大不確定因素。
2、歷史修正主義挑戰人類正義
安倍推動制定新安保法的目的並非簡單的要使日本從戰後的戰敗國成為一個“普通國家”。作為日本政治右傾化的代表人物，安倍推動所謂讓日本“脫戰後”的兩條路徑，一是通過修憲改造戰敗國家的政治軍事體制，二是在精神層面推動歷史修正主義使日本擺脫反省侵略歷史的“自虐史觀”。可以說，歷史修正主義是“魂”，改造和平憲法是“體”。最終，國家的政治走向將由“魂”來決定。但這個“魂”所要做的恰恰是挑戰人類的正義。
日本右翼推動的歷史修正主義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第一是通過否認歷史事實來減少自己的恥辱感。安倍上臺後否定前首相河野洋平關於慰安婦問題的“河野講話”，對“講話”產生的過程進行調查。2014年，日本政府甚至企圖否定上世紀90年代聯合國關於日軍“慰安婦”的報告。2015年10月，就《南京大屠殺檔案》被列入世界記憶遺產一事，日本自民黨外交小組通過決議，要求政府敦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撤回該決定並改革審查制度，並提出“停止對其的經費支持”。第二是通過政要和議員持續大規模地參拜供奉著甲級戰犯靈位的靖國神社來表達自己的精神寄託。第三是在中小學歷史教科書中歪曲或隱瞞歷史真相，以便培養青少年的民族自豪感。在這些舉措之外，安倍更進一步，開始直接挑戰歷史正義，提出“侵略沒有明確定義”，質疑戰後的“東京審判”是勝利者的審判。
安倍的歷史修正主義戰略是要在否定日本侵略歷史的基礎上，終結對歷史的反省和對受害國人民的道歉，並讓日本成為所謂“正常國家”。他一上臺就提出要發表“安倍談話”來取代在歷史問題上向亞洲國家表示道歉的“村山談話”。儘管安倍的態度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指責，但在2015年日本戰敗日安倍發表的講話依然以玩弄文字遊戲的方式頑強地表達了安倍的歷史態度。在講話中，他提到了“侵略”，卻將其與日本的歷史分開；他談到了“道歉”，但表達的意思卻是說，日本政府已經道過很多次歉了，“我們不能讓與戰爭毫無關係的子孫後代擔負起繼續道歉的宿命。” 2015年，安倍在許多不同的國際場合對歷史問題表達的核心辭彙是“懊悔”。但安倍的“懊悔”並沒有表現在對歷史罪惡的反思上，反而表現在對戰敗的經驗總結上。“安倍談話”將日本歷史上精心策劃的一系列侵略行為變為由各種“事件”引導而成的被動舉措。但耐人尋味的是，新安保法也是基於這種思維邏輯，依據對所謂“存立危機事態”的主觀判定來決定日本是否行使武力。這恰恰回到了上文所提到的，當年吉田茂所說的，“以前的侵略戰爭都是在發動自衛權的名義下幹起來的”狀態。所以，如果仔細推敲安倍關於歷史問題的講話，那麼新安保法就成了為日本重蹈歷史覆轍制定的完整行動路線。
3、政治失衡使日本變得危險
新安保法的要害在於開啟了日本政府的戰爭權。而行使戰爭權力的人物是首相。儘管法律規定了在通常情況下需經國會審議的程式，但是在日本這種多數黨執政的內閣制裏，國會難以對首相形成制約。這一點，自從安倍上臺以來得到了非常充分的證明。
不過真正的問題是，從這次執政黨可以不顧各方的反對而強行通過新安保法案來看，日本政治正在出現失衡的危險。西方憲政民主的權力基礎，一是依賴社會契約精神，二是依賴權力制衡。但是，新安保法的通過證明日本政治中缺少基本的契約精神。事實上，過去日本和平憲法得以存續，除了受國內和平主義力量的維護外，主要依靠的是來自外部的政治制衡力量。冷戰後，儘管美國要求日本多承擔安全責任，並在安全領域為國際社會多做貢獻，但主要還是要日本多出錢，及進行後方支援。當時面對中國對美日同盟條約的反對，美國喜歡用所謂在亞洲扮演平衡者角色的理論來搪塞。美國表達的意思是美日軍事同盟對日本發展軍事力量具有制約作用。但如今，由於美國實行亞太再平衡戰略，因此其政策從制約日本發展軍力、行使武力，轉向支持日本在國際上發揮軍事作用、行使集體自衛權。這就使日本保守勢力不僅沒有了強大制衡力量的約束，而且呈如虎添翼之勢。
至於日本的政治體制，幾乎不存在真正的權力制衡。由於執政黨首腦同時主導立法和行政兩大權力，所以議會和行政權力之間的制衡極為有限。安倍上臺後，自民黨改變了長期以來的“扭曲國會”的現象，實現了在參眾兩院均占多數的目標，這種權力制衡就完全消失，致使安倍可以一意孤行地兌現其個人夙願。從政黨制衡的角度看，戰後在美國的扶持下，以保守勢力為核心的自民黨幾乎始終保持著一黨獨大的局面。民主黨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小泉為確立自己在自民黨內的絕對權威打壓異己的產物。由於其主要成員均來自自民黨，且缺乏具有凝聚力的核心理念，最終演變為“第二自民黨”，使日本的兩黨執政局面成了曇花一現。與此同時，除共產黨之外，其他小黨在日本社會整體右傾化的局面下，也呈現出泡沫化的狀況。
從黨內制衡的角度看，一向以派閥黨為特點的自民黨，在小泉實行所謂去派閥化的政治運作之後，黨內派閥和族議員勢力遭到削弱。安倍上臺後，模仿小泉的做法，通過頻繁的內閣改組來消除異己，分配利益，弱化了派閥政治，同時積極拉攏黨內無派系少壯議員，形成了黨首一人獨大的局面，導致目前黨內無人敢有異議。這使得安倍得以在今年9月8日自民黨總裁選舉中未經投票直接連任。
在政黨制衡和自民黨內部制衡消失的情況下，道德制衡更難以形成。自安倍推動解禁集體自衛權以來，日本社會的反對之聲就此起彼伏。新安保法進入實質討論投票階段後，日本街頭的抗議遊行就一浪高過一浪，最高峰時全國同日遊行人數曾達上百萬人。但是，無論在眾議院還是參議院，執政黨議員都完全無視國民意志，甚至罔顧程序正義，採取未經仔細討論就強行闖關表決的方式強行通過了新安保法，出現了一種議會多數暴政的局面。
當日本以執政黨為代表的主流觀念越來越具有進攻性，國家安全體制越來越集權化，法律制度又為戰爭做好了鋪墊之後，內部政治制衡的缺失自然使日本成為一個危險性不斷上升的國家。
三、日本的國際角色選擇
1、謀求亞洲主導地位
日本右翼追求所謂“普通國家”的身份，核心目標在於追求政治大國的國際地位。對國際地位的追求大約從日本確立天皇制的時候就已經深植於民族的內心。明治維新後日本開始追求在亞洲的霸權地位。戰後，日本保守勢力孜孜以求的就是儘快擺脫戰敗國身份，重新確立自己在亞洲的領頭地位。為謀求迅速發展，日本曾採取“脫亞入歐”和“脫亞入美”的戰略。但是到經濟實現騰飛之後，日本提出的就是要打造所謂“日美歐三極世界”。其要獨佔亞洲鼇頭的野心赫赫然地昭告於世。但是，單靠經濟實力日本並無法獲得其想要的地位。日本在亞洲缺兩樣東西，一是“德”，二是“智”。日本始終不能正確認識歷史，解決不了因歷史問題而與亞洲國家產生的心理芥蒂。與此同時，日本始終視亞洲國家為其自己經濟發展的腹地，為其提供資源與市場。因此在冷戰後亞洲地區合作的發展進程中日本提不出引領地區發展的思想。但是對這兩大缺點日本自身完全沒有反思。相反，日本的主流勢力認為日本是由於不能在軍事安全上發揮作用才無法扮演領導角色。
歐巴馬政府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並將美日軍事同盟定位為實行這一戰略的核心支柱。這為安倍政府帶來了重大的戰略機遇。安倍提出“積極和平主義”，解禁集體自衛權，目的就在於通過美日軍事一體化，日本可以用狐假虎威的方式在亞太地區扮演重要角色。2014年歐巴馬訪日與安倍簽署的首腦共同聲明中提到：美國的亞太再平衡和日本的“積極和平主義”都對“（日美）同盟在確保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繁榮中扮演領導角色作出貢獻”。在人們的不經意之間，這裏闡述了一個概念，既“日美同盟在亞太地區的領導角色”。這個概念表示在亞太地區發生了一場重大的權力轉移，以要“恢復美國在世界的領導地位”為競選口號而當選，上臺後又一向聲稱美國是亞太領導者的歐巴馬，在這份聲明中將美國對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讓給了日美同盟。正是在這份聲明之後，日美將“集體自衛權”寫進了“新防衛合作指標”，為履行這個指標，安倍推動國會通過了“新安保法案”。如今，我們看到的是日美兩國在加緊軍事一體化建設的同時，在亞太地區事務上的密切磋商和協調行動。安倍通過緊緊地追隨美國，使日本獲得了在亞洲的“領導地位”。
2、謀求與中國競爭的優勢地位
安倍緊緊地追隨美國，提出“積極和平主義”，解禁集體自衛權，強軍備戰，除了要追求國際地位之外，主要目標是指向中國。對這一點安倍從不吝公開表達。安倍上臺後，以中日釣魚台爭議為起點，提出一系列安保政策，導致所謂“提高對中國的‘抑制力’”成了日本媒體上常見的標題。安倍的所謂“俯瞰地球儀”的外交，事實上就是對中國的圍堵行動。但是，在安倍這些以安全為幌子的外交行動中，掩藏著真實的經濟動因。
事實上，對安倍執政的最大挑戰是如何使日本擺脫“失去的十年、二十年”的狀況。面對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的現實，安倍提出了諸如，“以世界第一為目標，使日本活躍在世界的中心”，“奪回強大日本”等口號。但所謂“安倍經濟學”，除了將過去對貨幣的“無限量化寬鬆”改為“超級量化寬鬆”之外，並無有效良策。所以通過政治手段擠壓開始走出國門的中國資本，擴展日本的國際投資市場，就成了安倍拯救日本經濟的重要手段。因此，他也針對中國擅長的基礎設施建設，積極推動出口日本基礎設施建設的戰略。安倍的外交必談中國幾乎是一種公開的秘密。但是在虛擬的“安全合作和共同價值觀”議題的背後，安倍真正追求的都是基礎設施建設的大單和抬高日本商品的政治品牌。
結束語
從國際秩序的角度看，安倍政府強力推行新安保法的行為只是其要影響地區秩序塑造戰略的一個步驟。安倍的意圖就是先通過架空，而後修改和平憲法，實行集體自衛權，使日本成為一個可以和美國並肩作戰的國家。然後，通過美日軍事及戰略的一體化實現對亞太地區的共同主導。之後再利用這種政治和安全的主導地位來維護和鞏固自己的經濟優勢地位。在日本國會通過了新安保法之後，美日迅速克服了過去看似難以逾越的障礙，達成妥協，簽署了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定。協定簽署後雙方對外談論的主要是協定對政治和安全的影響。因為協定並非是原來吹噓的全部零關稅的自由貿易，其中含有大量的數量貿易條款。其所謂“更高水準”的自由貿易，無非是要通過對區域內“全產業鏈產品”的零關稅政策，以及對國有企業的限制，針對中國對亞太地區內的產業鏈佈局進行重組。這無疑是要對區域經濟合作製造割裂效果。因此，從這個角度看，日本的新安保法不僅是對日本憲政體制造成衝擊，對亞太地區以合作為基調的區域秩序構建也產生消極作用。
【時永明 / 國研院； 2016-01-08】
文章來源：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時永明：從地區秩序構建看日本的新安保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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