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與民進黨、國民黨的恩怨情仇--台獨新論（五十七）

2011-04-11 2277

儘管李登輝對台灣民主化有巨大貢獻，但是他「向大財團靠攏，透過黨營事業、中央地方侍從體制，建立地方派系

儘管李登輝對台灣民主化有巨大貢獻，但是他「向大財團靠攏，透過黨營事業、中央地方侍從體制，建立地方派系、財團巨賈水乳交融，延續國民黨的黑金體制」等看法，幾乎是當前台灣「清流」對他的定論了。



這定論有問題。

在討論到李時，一位典型自由主義的經濟史教授提醒我，無論如何要注意到李受教育的背景，使他成為一位使命感非常強烈的馬克思主義者這件事。

從他尊蔣，以及上台初「新中原」乃至「國統綱領」等的論述，以及維持黨營事業等等可見其不脫「後殖民現象」，但從日本現象學「場所精神」凝視台灣人的命運等說法和作為卻又可以看到他強烈的使命感。

於是他的諸多政策，就在這些歷史淵源和多重的價值編織中被他推上檯面。

李登輝一再自稱他是蔣經國學校的學生。兩人在價值世界中最沒有人提及但卻是根深蒂固的連結其實是他們求學時就一直崇奉的左翼社會主義理念。作為社會主義信徒，卻詭異地在冷戰架構中成為「西方陣營」一員的東亞島國的領袖，兩人對價值的實踐自然不免在冷戰框架下做巨大的修正，但在兩人的政策中社會正義的精神仍是一個重要的調子。

然而同樣追求民主，民進黨前身的黨外，歷經幾十年小蔣特務整肅的深切痛苦，對小蔣的態度自只能和受恩於小蔣的李站在對立面了。



蔣經國一手創立了列寧式特務制度以控制黨、政、軍。在戒嚴體制下，一面依據省籍出身，建立中央地方二元的威權傳統體制，一面以國家社會主義的統合主義加以貫穿。



依此，一些教條左翼，以統治集團是大資本家的代理人的角度批評蔣李體制，完全是失真。備受批評的大資本家位列中常委，其實正式國家社會主義統合主義的安排。



在中國大陸時，這個黨被左翼批評是地主，資本家的代理人；但一方面，孫中山在黨中仍留下了左翼人馬，心儀希特勒的蔣介石又有國家社會主義者跟隨；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來到台灣後，他們土地、產業都已喪失。成為一個沒有階級連帶的中央統治集團，於是壟斷中央政權並在階級政策上維持中立的態度，力行國家社會主義，面對陌生的台灣社會，還戒懼謹慎地守住中央的「清廉」以策安全，並力阻大資本家在政治上抬頭（例如蔡辰洲的立院十三兄弟幫因此被整肅），但地方政治，則收攏地方派系做侍從，縱容他們享受地方特許行業，遊走於法律邊緣灰色地帶，形成黑金體制以對付「黨外」。

至於李登輝作為一個台共，既自然而然地反對不斷膨脹的企業壟斷，但又多了台灣意識，再加上嚴格的經濟學訓練，於是對由權貴掌控的壟斷性國有企業也一併反感。這是他上台後經濟自由化的一個關鍵理由。

李的社會主義理念，不只表現在他日後建立舉世聞名的全民健保，改善農民待遇上，也表現在主持十大建設的石化業時釐定出照顧中下游的中小企業的定價方式使免於中油的宰制上。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日後的戒急用忍，現在雖證明成效有限，但其努力把產業留在國內以保留就業機會仍是非常重要的考量。(至於其「南向政策」當然是平衡西進的）。這政策無論如何和「擁抱財團」是背道而馳的。

這樣的一個社會主義者李登輝，他的民主大業就是在對舊有蔣經國體制的解構上。

他的自由化並不是教條主義左翼批評的結合大財團，相反地，在經濟上的意義，是在打破大財團的經濟壟斷。他開放新設銀行，就是結合地方小型金融業打破中央大財團的壟斷局面。配合上民主化，國會全面改選，讓地方派系大舉進入中央，在政治上經濟上兩面出擊打破中央─地方二元的威權侍從體制。

至於黨營事業則很有趣。



兩蔣設置黨營事業，主要宗旨是透過特許事業汲取國家資源以挹注黨支出，用在包括設民眾服務站，養大批黨工等等之上。到了李時代，進一步擴張黨營事業以支援地方派系的企業擴張，以鞏固自己的政經基礎。既向舊權貴奪權，也用以壓抑民進黨的挑戰。



這樣的政治經濟改造，兩蔣時代的地方黑金被拉拔到中央了。



由此可見，雖然蔣和李都是政治強人，也同樣有濃厚的左翼價值觀，但卻建立了非常不同的政經體制，不能用簡單的向財團靠攏、黨國資本體制、黑金政權幾個概念概括。



李急於建立新體制，於是和舊的國民黨、新興的民進黨展開了迄今20年的恩怨情仇。



民主化必然伴隨著自由化、本土化，並帶動了權力的重分配。於是對老的中央權貴產生從理念到利益分配的劇烈衝突，也使李處在和民進黨競逐新興勢力的位子上。



民主化、本土化、自由化這些目標本來就是民進黨的目標，在這些目標上，李竟和民進黨合致，共同形塑國家的新體制和精神風貌，於是國民黨內秉持堅定黨國意識型態的，不論上層權貴、權貴子弟，或「良家子弟」，都在駭異之餘，群起而攻之，看到新的政策逐一推出，更強烈滋生孤臣孽子心態。於是先出走建立新黨，又繼而組成親民黨，其他如連戰等保守份子則貌似恭謹，實則徐圖再起。



然而李借助於小蔣賴以鞏固地方的黑金，則又一面使國民黨內年輕中產階級的勢力也一併出走參與新黨和親民黨，並讓社會上中產、專技等大量中間人士靠向民進黨，這使得民進黨和新黨90年代在台灣各大都市崛起。於是在反貪上，新黨又和民進黨合手攻擊李政權。



再一方面，國民黨雖採國家統合主義，但到底大型企業和中小企業並未受到公平待遇，於是中小企業遊走法律灰色地帶的被李收編到「本土藍軍」中，另外一些則支持民進黨改革。

迄今以中小企業、專技人員為成員的「台語扶輪社」多數仍強烈偏向綠營。於是李和民進黨，雙方爭奪同一屬性的社會支持。



由於李政策上的社會主義色彩，和本土立場（包括以照顧受薪者為重要考量之一的戒急用忍），使1990年代，國民黨能在民進黨、新黨夾擊之下，穩住江山，民進黨在10年內立委、縣市長得票率的成長陷入停滯。由此可見李雖顛覆了小蔣的體制，但就新興浪潮崛起後還能穩住江山這一點來說，他作為小蔣社會主義理念同志和政權的繼承人，並不辜負提拔他的蔣。



1990年代李和民進黨雖然競爭台灣意識同一個社會基礎，但雙方都採穩健步調合擊統一，在推動台灣意識上，十分成功，台獨支持度從初期不到10%，到90年代末上升到4成多領先統一的3成多。



到了2000李被逐出國民黨，台灣意識支持者便急速流向綠營。



但在2003之後，扁李為爭取基本教義群眾在冒進台獨上競飆，則使雙方社會信賴感都大幅滑落。



更詭異的，2006之後，一手建立起國民黨黑金體制的李，開始大力抨擊陳水扁的貪腐了。最後，冒進和扁的貪腐並列2008民進黨的二大敗因。



然而這時在90年代作為民進黨最重要社會基礎的中產階級（1990年代農工絕大部分支持李政權），雖大量從民進黨流失（以都會區最危險著），卻未流向李的台聯，反而寄望於馬英九，直到2009後才對馬大為失望。



從價值理念、政策結盟的社會力量上面追蹤，我們看到到遠比李是結合財團黨國資本主義、黑金體制等聳動這種簡單的描述更波濤動盪的政經對決，以及在新國家建構過程中李和民進黨、國民黨的20年複雜曲折的恩怨情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