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宜蘭漁民與釣魚台

2013-07-05 663

「我們正在與台灣方面密切協商如何簽訂有關漁業協議。」去年10月，我在台中參加「2012第四屆釣魚台列

「我們正在與台灣方面密切協商如何簽訂有關漁業協議。」去年10月，我在台中參加「2012第四屆釣魚台列嶼議題國際研討會」後，離開台灣的前一天，一位駐台灣的日本外務省官員對我說。

當時，日本政府剛對尖閣諸島（中國大陸稱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台灣稱釣魚台列嶼）實行國有化不久。中國大陸爆發了日中邦交正常化以來最大規模的反日遊行。雖然不像中國大陸那樣痛罵日本，台灣當局也對日本表示了不滿與批評，並重申「釣魚台列嶼是中華民國固有領土」。

我問一位台灣外交官，「請問，在台灣最精通釣魚台問題的是哪一位呢？我想去採訪他。」這位官員微笑地，卻認真地回答：「那肯定是馬英九博士了。」

時隔半年，我再次來到台灣，第一次見到了馬英九。

此行的目的與上次一樣，我出席了「2013第五屆釣魚台列嶼議題國際研討會」，與來自台灣、中國大陸、美國、韓國的學者們共同探討「東海和平倡議與釣魚台列嶼爭端解決之意義」這一主題。

「我個人參與釣魚台這個議題已有40年以上，這段時間，每次向大家報告也沒什麼新的內容，但這一次很高興終於能夠與各位分享新的進展了。」馬英九在研討會的開幕致辭中說道，他在美國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主題就是釣魚台。

眾多記者在會場里佔位，聚焦這一場面，不僅是因為關注馬英九在他所擅長領域的戰略表達，更因為此前不久，日本與台灣經過長達15年共16輪的談判，終於簽署了《台日漁業協定》，劃定了雙方漁民能夠在不受對方政府干擾的情況下進行捕魚的範圍與界限。這一外交成果正是馬英九感慨闡述的新進展。

一名駐台北的日本記者對我說：「我觀察日台關係這些年，實在沒想到雙方真的能簽署漁業協定，簡直是奇蹟。」我突然想起上次離開台灣前那位日本外交官的話。

台灣方面對《台日漁業協定》格外重視，借研討會的場合努力推廣日台間達成的共識。「東海和平倡議」是馬英九親自提出的，共五點：一、相關各方應該自我控制，不升高對立行動；二、相關各方應該擱置爭議，不放棄對話溝通；三、相關各方應遵守國際法，以和平方式處理爭端；四、相關各方應尋求共識，研訂東海行為準則；五、相關各方應建立機制，合作開發東海資源。

我贊同馬英九的觀點。他的提議與2008年5月7日胡錦濤對日本進行國事訪問期間，與時任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簽署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中「共同努力，使東海成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異曲同工。兩者都是為維護東亞地區的穩定，向其他利益相關方呼籲攜手維護和平的倡導。我認為，馬英九基於「地區主義」(regionalism)和「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將「東海和平倡議」與「日台漁業協議」結合，體現的正是台灣的獨特角色。

馬英九在演講中還提出，「目前，日中之間已經有漁業協議（1997年簽署），日台之間也有了漁業協議，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也有防災方面的合作。接下來的對話目標是從三個雙邊走向一個三邊。」在我看來，這個想法為時尚早—日中之間圍繞尖閣諸島持續摩擦，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圍繞主權持續爭議—三邊中各個雙邊都存在難以解決的難題。

次日，與會者一起訪問了台灣東北的宜蘭縣。我之前到過一次宜蘭，那裡靠近大海，是個美麗的地方。當地寬闊的水田與緩慢的生活節奏，使我想起家鄉日本伊豆。或許宜蘭碧綠的樹木與蔚藍的天空，成就了當地人對平和生活的追求。

「釣魚台是宜蘭漁民的傳統漁場」。我曾從不同的台灣朋友口中聽到這句話。我們到達宜蘭縣頭城鎮，參加「釣魚台列嶼議題之與民有約座談會」。會場里除了來自中華民國外交部的官員、研討會參會者，還有與釣魚台直接相關的宜蘭頭城、蘇澳兩鎮的官員、議員、漁會代表，以及台灣島內外的媒體。

外交部政務次長石定先生主持座談會，並向與會人員說明這次簽署日台漁業協議的具體內容，強調這一成果必將給宜蘭當地漁業從業人員們帶來切實的利益。接下來，宜蘭縣的幾位地方官員對此表示感謝和欣慰。

座談會接近尾聲之際，始終保持客氣的宜蘭人終於開口說出了真心話。「釣魚台不是中華民國的領土嗎？我們的捕魚一直以來受到日方的干擾，現在才這麼一點點進展算什麼？」

「我們知道這次外交部取得了成果，但希望進一步的努力，擴大我們漁業的範圍，維護漁民的利益。」

坐在台上的台灣外交官們顯得有些尷尬，石定次長禮貌謙虛地回應說，「在釣魚台主權問題上沒有退讓，這次協議是高度智慧的安排，各自表述立場，台日對主權各有主張，彼此尊重，未來政府堅持釣魚台主權，毫無動搖。我們將繼續努力，謝謝大家的寶貴意見。」

座談會結束後，我主動找宜蘭縣一名女鎮長吃飯，聊釣魚台問題。她說：「我在宜蘭從政有20年，釣魚台問題始終是讓我尷尬，困難的事情。你替我想一想，沒有主權，哪有漁權呢？」

我問，她答：「當地百姓怎麼看目前的漁業狀況？」

「很糟糕啊，經常被日本公務船阻攔，甚至罰款。

「哦，那那時怎麼與漁民溝通？」

「沒法溝通，我們無法對自己的領土行使行政權。」

「您對台北的期望是什麼？」

「希望它硬一點。」

短短半個小時，談話輕鬆卻又嚴肅，讓我了解到許多台灣中央與地方之間、官民之間的矛盾。這種狀況與日本和中國大陸沒什麼兩樣，我隨便想就能想到相同的例子。

女鎮長站起來，禮貌地說，「抱歉加藤先生，我一會兒還有公務，要走了，與您交流得很開心，其實，我很喜歡日本的，也希望在敏感問題上互相尊重，合作的。希望台日友好。」

我也站起來，走到外面。沿?傍晚的海邊散步，偶然碰到一名來自大陸的與會者，我問他感想如何，他心平氣和地說收穫很大，兩岸之間的學術交流頗有意義。不過，他也表達了兩點困惑，「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總是說中華民國，說台灣不就行嗎？」；「台灣方面與日本簽署漁業協議，為什麼不提前與大陸溝通，協商呢？」

在中國大陸生活過九年的我，懂得他的困惑。圍繞一個無人島的鬥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望?宜蘭的大海，想?看不見，摸不?的釣魚台，直到日落。

【紐約時報中文網/加藤嘉一(Kato Yoshikazu)】(作者為「80後」日本作家在中國學習、生活近十年，著有《中國的邏輯》《愛國賊》《日本鏡子》等，現在美國哈佛大學訪學。「三國+1」是作者在紐約時報中文網的專欄，記錄他對日本、中國、美國三個國家及其互動的觀察與思考。)

http://cn.nytimes.com/asia-pacific/20130618/cc18kato/zh-h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