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政治對話路徑再思考
2013-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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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東野在《中國評論》月刊7月號發表專文《兩岸鋪設政治對話路徑問題的再思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東野在《中國評論》月刊7月號發表專文《兩岸鋪設政治對話路徑問題的再思考》。作者表示“確信馬英九任內不會同意兩岸官方進行政治談判，也不會推動官方授權的兩岸民間政治對話，至少現階段看不出有任何的蛛絲馬跡。馬英九帶有幾分讀書人的自負、又不輕易信任他人，面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樣重要而艱難的歷史使命，他採取主動而積極態度的概率太低。”然而，“兩岸目前或無政治談判的環境與條件，但應該要有創造談判環境與條件的意願和努力，學者能盡心盡力的只是為兩岸鋪設政治對話的路徑，兩岸能否和平發展，中國夢與台灣夢是否皆能實現，並共同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往往就在執政者的一念間。”。文章內容如下：
隨著兩岸交流與合作的日趨緊密，兩岸關係確實已難再走回頭路，兩岸政治對話與談判，最終將難以避免。大陸部分涉台政策學者認為，馬英九的兩岸政策已成為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要障礙，如果不調整，兩岸很難推動政治談判，過去已獲致的成果都有可能“得而復失”。(徐博東，2013)這種看法正是台灣很多人的憂慮，遺憾馬英九沒有為兩岸政治談判做一些穩固基礎的鋪陳工作，坐失兩岸定位政治關係的契機，2016年大選國民黨萬一再失執政權，兩岸關係未必不會回歸原點，屆時台灣恐無法承受兩岸關係劇變的痛苦，東亞情勢也可能因此而動盪。
2008年5月馬英九上任後，兩岸關係柳暗花明，他宣示的“不統、不獨、不武”及“九二共識”原則，確實為兩岸和平互動關係奠定基礎。馬政府上任之初曾把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與簽署兩岸和平協議列為重要施政目標，前“行政院長”劉兆玄也在首次的施政報告，提到兩岸協商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及簽署和平協議。當年6月，前國防部長陳肇敏更在立法院聲稱，已經訂定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政策草案(包括預先公告演習活動、主動公佈海峽行動準則、藉由兩岸接觸降低雙方敵意、防止軍事誤判)。於今看來，馬英九執政才五年時間，其大陸政策卻變得如此保守、膽怯、左右為難。
今年6月13日吳伯雄會見習近平主席之前，馬英九以“公開方式”接見吳伯雄一行人。台灣媒體用“縝密佈局”四個字揣摩馬英九的政治意圖，認為他可能意在推動“兩岸相互承認治權”或“為馬習會創造條件”。(旺報，2013-6-12)其實，若根據馬英九以往的言行，並環顧台灣的內外環境，台灣部分媒體希望馬英九任內見到兩岸展開政治對話，只是主觀的期待，未必完全符合現實走勢。
本文嘗試從馬英九的主觀意願與客觀條件，先釐清兩岸政治關係停滯不前的原因，再針對大陸主張兩岸民間智庫先行研究兩岸政治關係的路徑，點出需要釐清的盲點與克服困境，最後提出排除兩岸政治談判障礙的思考面向。
兩岸終難以迴避政治談判
胡錦濤在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及對台政策時表示，“希望雙方共同努力，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商談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穩定台海局勢，協商簽署兩岸和平協議”。這簡短的幾句話，代表習近平主政時代的兩岸政治對話，已列為北京對台政策的階段性目標。
2012年12月，大陸國台辦副主任孫亞夫在《臺北會談》解讀十八大政治報告時提到，大陸期望兩岸學界能努力探討兩岸政治問題，並為今後兩岸平等協商奠定基礎。隨後大陸國台辦前主任王毅也對到訪的《臺北論壇基金會》成員傳達兩岸學界可共同探討兩岸政治問題的訊息。
今年(2013)2月19日，中共政治局新任常委俞正聲針對兩岸關係提出八個“要”，其中的兩個“要”(要努力增進兩岸政治互信”與“要鼓勵兩岸學術界從民間角度就解決兩岸政治問題開展對話)，就確立了未來推動兩岸政治對話的目標。此為中共全國對台工作會議首次提出的指導性原則，清楚呈現了北京高層對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與簽署和平協議的期許。國台辦發言人範麗青2月27日有關“兩岸智庫可就政治領域探討存在問題”的表述，說明瞭今後大陸對台政策將更趨積極而主動。
面對兩岸政治對話議題，台灣相對被動而消極。馬英九的領導風格、膽識、魄力與維持兩岸現狀(不獨、不統、不武)的保守心態，對兩岸政治談判的大勢所趨，避之惟恐不及。至於美國在幕後下指導棋，民進黨獨派思維不斷的拉扯下，更是影響馬英九兩岸政策的關鍵阻力。去年4月初，吳敦義出席海南《博鰲亞洲論壇會議》時提到兩岸政治對話的三項前提(兩岸累積足夠的善意、台灣內部達成一致共識、台灣民意支持)，已經隱喻了馬政府對兩岸政治對話的怯步。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2013年2月下旬前訪北京期間的一席話：兩岸先“求一中架構之同、存一中涵義之異”，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再逐步化解政治爭議，經由交流、協商、共榮與強化同胞感情的過程，從“擱置爭議”、“求同存異”、“求同化異”，過渡到“互利融合”階段，最終要以“提升民眾福祉，發揚民族尊嚴”來振興中華。可惜的是，馬英九澆熄了連戰的高瞻遠矚。
同樣的情況也曾發生在2012年吳伯雄有關“一國兩區”的說法。其實，伯公是依照《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把兩岸關係定位在“一國兩區”，最後也未獲馬英九的共鳴。因此，無論根據經驗研究或台灣現實政治演變來判斷，今年6月10日馬英九接受電視專訪時所謂的“兩岸關係如何廣化與深化，我不曾有過指示，…交由二軌、三軌或一軌半去討論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或簽署和平協議，我們也沒有意見…”，或屬真實，但馬英九強調“兩岸交流互動愈多愈好、層級愈高愈好…”，就顯然是心口不一。
馬英九確實樂見兩岸二軌、三軌或一軌半的對話，但是他反對兩岸進行一軌談判。當中共十八大政治報告主張兩岸民間與智庫可以先行扮演催生兩岸政治談判角色之後，馬英九對兩岸政治談判的態度反而更趨於謹慎退縮，近幾個月來，馬政府國安智庫出現類似“兩岸已簽署的十八項協議可視為廣義的‘和平協議’”、“兩岸政治互信不足，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的條件和時機並不成熟”或“兩岸和平協議最終需要透過民意支援(公投)”等看法，其實已經反映了“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若從歷史發展的大趨勢來看，兩岸未來無論是“和”是“戰”，終將難以避免政治談判。兩岸愈早進行政治對話，愈有助於雙方增進互信，也愈有利於兩岸攜手合作創造復興中華之路。連戰今年2月訪問北京時提出的《16字箴言》(一個中國、兩岸和平、互利融合、振興中華)，就具有高瞻遠矚的氣魄。以中美兩國激烈的競爭態勢而言，北京尚能不斷重申“寬廣的太平洋有足夠空間容納中美兩國”，華府也再三強調中美應建構互惠與互重的“新型合作模式”，兩岸人民屬同文同種，沒有任何理由不能合作找出一條能化解歷史怨懟、共創未來的和平路徑。連先生認為“兩岸政治對話與談判是無可避免的課題”，建議雙方應建立“平衡、對等、有效的政治架構”，就是兩岸學者應該努力的方向。
民間智庫角色的盲點
台灣的智庫種類五花八門，但規模與功能並無法比擬美國的智庫。美國的智庫（例如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或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多因工商企業界得利於政府的減稅措施而成立，政治態度無論是保守或先進，一般都會強調政治中立，不受總統所屬黨派的影響。台灣的智庫很難擺脫政黨色彩，政府資金成立的智庫(例如隸屬國安會的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或立法院編列預算成立的台灣民主基金會)具有半官方性質，人事安排、研究方向或功能發揮，往往隨著執政者的政策而變化；換言之，他們是聽官方指令辦事，只為政府或特定政黨服務，其角色的重要性與功能的大小，要看執政者對其信任程度與授權多寡。政府智庫的發言或許不代表政府政策，但不會偏離執政者的意志。
其他可以稱為台灣民間智庫的基金會，大致可劃分為兩類：一類是與特定政黨連結的智庫，例如國民黨的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馬英九用選舉補助款成立的新台灣人基金會、民進黨的新境界文教基金會、屬民進黨派系的台灣智庫(扁系)、維新基金會(謝系)、小英文教基金會(蔡英文)或台灣和平基金會(辜寬敏)、李登輝旗下的台灣綜合研究院、獨派的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陳隆志)等。另一類則是不計其數的民間學術團體，其中絕大多數與政府資金挹注有一定程度的關聯，像兩岸統合學會這樣不曾向政府申請過任何經費補助的學術團體，誠謂鳳毛麟角。
無論是前文提到中共政治局常委俞正聲期望“要鼓勵兩岸學術界從民間角度就解決兩岸政治問題開展對話”，或北京國台辦主張的“兩岸智庫可就政治領域探討存在問題”，都涉及了需要釐清的兩個盲點：首先是“兩岸學術界與智庫”如何定義？其次是“兩岸學術界與智庫”是否獲得官方授權？
大陸學者與智庫的立場明確而一致，台灣學者與智庫很難整合，有各為其主而發聲的現象，也有意識形態主導行為的狀況，用心鑽研兩岸政治關係的學者，多半單打獨鬥；換言之，兩岸開展民間政治對話之前，需要釐清存在已久的若干問題。大陸如果基於兩岸政治談判的主客觀條件尚不成熟，而迂迴改採兩岸學界智庫先行政治對話的鋪路搭橋工作，當然無可厚非。事實上，兩岸學者智庫有關兩岸政治定位問題的討論，已持續很多年。誠如馬英九接受電視台專訪所指出，兩岸民間早已展開類如軍事互信機制或洽簽和平協議的對話。不過，筆者寧願相信，北京真正期待的是兩岸經過官方授權的民間對話。6月13日的“吳習會”被台灣媒體視為兩岸首次具特殊意義的“民間政治對話”，(旺報：2013-6-12)或許是錯判了馬英九在伯公訪問大陸前的“面授機宜”，某種程度上被解讀成馬英九授權吳伯雄一行針對兩岸政治談判探路。
歷經長期的觀察與求證過程，筆者確信馬英九任內不會同意兩岸官方進行政治談判，也不會推動官方授權的兩岸民間政治對話，至少現階段看不出有任何的蛛絲馬跡。馬英九帶有幾分讀書人的自負、又不輕易信任他人，面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樣重要而艱難的歷史使命，他採取主動而積極態度的概率太低。
馬英九曾用“怵目驚心”四個字形容他閱讀台獨史觀的高中歷史教科書的心境，卻不見他有任何撥亂反正的作為。6月初立法院各黨為民代特別費“除罪化”而修改會計法的事件，又印證了馬英九面對困難問題的不作為心態；換句話說，馬英九事前未防堵立院國民黨黨團修法，事後又只關切民意反彈的程度。馬英九最近多次公開宣示“絕不會把對岸視為一個國家”、“兩岸互設機構不是外交使領館”、“兩岸不是國與國關係”的立場，似乎並不符合他以往的行為邏輯，若非承受到壓力而希望緩和大陸對馬本人的疑慮，馬英九應不致於做出這樣的大動作。
馬英九的作為與不作為，往往根據外部壓力的大小。吳習會之前，台灣親綠媒體已針對馬英九的“兩岸非國與國關係”群起圍攻，北京目前又顯然不會為兩岸政治談判對馬施加太大的壓力，但美國反對兩岸談判的態度直接而明確，馬英九處於這樣的情境下，怎可能輕易推動授權式的兩岸民間政治對話。
事實上，目前台灣涉及兩岸關係的黨、政、國安單位或智庫，似仍未針對“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研擬出完整的論述或談判規畫，最近馬政府對台菲海上衝突的危機處理，更顯現了國安幕僚的功能弱化。歸根究底，是馬英九的守成心態，造成整個內閣與國安團隊信守不出狀況的原則，執政平安過渡至2016年大選，遠比鋪陳兩岸可長可久的政治關係，更為迫切。
整體而論，期盼馬英九未來三年任期能積極而主動處理兩岸政治關係，會是緣木求魚，北京與其盼望台灣官方授權的兩岸民間政治對話，甚至寄望2016年大選後有新的局面，不如積極主動提出兩岸民間對話的路徑與方式。現階段大陸面對周邊安全情勢的變化，或不急於處理兩岸政治定位問題，但被動地期盼學者智庫能鋪設一條兩岸官方通往政治談判的坦途，恐怕過分樂觀。
台灣中華文化總會會長劉兆玄今年4月28日曾經表示，兩岸可以共同建立民間智庫並舉辦論壇，希望雙方不分黨派和意識形態，只理性探討具有爭議而敏感的政治問題。(星島日報：2013-4-29)劉兆玄的想法雖有創意，但仍未解決兩岸官方授權問題。2016年台灣一旦再現政黨輪替執政，大陸想看到官方授權的兩岸民間政治談判，將會更加困難。
排除兩岸政治對話障礙的思考
兩岸政治對話涉及許多主客觀的複雜與多變因素，過程不可能順暢無阻，短期內也有重大突破。美國對兩岸政治談判的態度與民進黨僵化的大陸政策，讓馬英九涉入兩岸“深水區”的顧忌增多，遑論兩岸政治互信原本不足。美國因素若無法排除，或設法減少美國阻力可能造成的負面衝擊，未來即便兩岸政治對話交付民間與學界推動，也不會有太大的成果。今年2月下旬的“連胡會”，胡錦濤、連戰“兩岸若仍相互猜疑，和平就難以落實”的說法，確信“只要始終保持堅定不移的信念與決心，兩岸就一定能妥善應對複雜局面”。胡主席認為憑著兩岸中國人的智慧，“有心”就必然能找到解決兩岸政治分歧的辦法。
問題在於，馬英九即便“有心”推動兩岸政治對話，但因其個性與外在環境壓力，導致兩岸突破政治關係僵局的機率太低。馬英九經常想面面俱到，結局通常是顧此失彼。現實政治環境逼使他必須平衡藍綠兩黨衝突，對外還要抗衡中美兩強的壓力。尤其，馬英九本人並不熱衷(但也未必反對)兩岸民間對話，因此面對兩岸政治對話的複雜議題，自然能拖就拖。
基於馬英九未來三年難有驚人之舉，北京此時鼓勵兩岸民間智庫推動兩岸政治對話，確有現實上的需要。對台灣而言，兩岸政治對話的先決條件應該是，雙方具備最起碼的政治互信基礎，目前兩岸尚未互設官方代表機構，兩岸決策高層亦無適當的見面場合與機會，建立私誼與增強互信的難度很高。因此，兩岸儘速透過協商互設代表機構，或可藉此踏出兩岸非正式政治對話的第一步。關鍵在於，兩岸談判互設代表機構的同時，必然難免涉入政治定位的“深水區”。馬英九曾公開澄清，兩岸互設機構具高度政治意涵，但絕對非外交使領館。這樣的說法確實有助於兩岸的後續談判，卻沒有解決“一個中國”的問題。兩岸互設代表機構無論是民進黨中央強調的“兩岸是國與國關係”說法，主張互設辦事機構必須援引“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或是部分學者認為，台灣駐北京代表不能自我限縮為“辦事處代表”，都可能需要經歷艱難的談判過程。
北京與臺北官方如果願意授權兩岸學者與智庫扮演催生政治談判的角色，可能需要先釐清幾個問題：
（一）學者智庫研究成果的去處？兩岸學術界為解決兩岸政治問題，其實早已進行所謂的“二軌對話”。以張亞中教授為代表的“兩岸統合學會”和餘克禮所長領導的“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近年來就已多次合作舉辦《兩岸和平發展路徑學術研討會》，為兩岸強化互信做到紮實工作，也累積許多寶貴經驗。
兩岸學者過去耗費相當多的時間與心力研究兩岸政治對話的路徑，可惜至今未聞北京提出任何具體的倡議，台灣學者多半沒有官方津貼，研究成果在當權者眼中經常不屑一顧，過去的民進黨政府與現在的國民黨政府，似乎都無意“享用”學者的研究成果。兩岸政治談判與簽署和平協議是重要議題，學者為此曾用心探究，台灣方面例如張亞中、邵宗海、楊開煌等教授都曾發表過精闢的見解，巨細靡遺地提出兩岸政治對話的可行路徑，可惜未見馬政府國安團隊有積極而正面的回應。台灣學者曾在2012年哈爾濱“兩岸經貿文化論壇”會議上主張，兩岸必須先建立共同價值、形成規範、建立機制，才可能制度化推動兩岸和平發展。其實，兩岸長期維繫和平發展的關鍵就是開展政治對話，兩岸若無此機制，兩岸的政治定位、兩岸的國際共同參與、兩岸的軍事安全機制與兩岸的政治互動方式，恐永無和平解決之途？
大陸學者如章念馳等人認為，兩岸政治談判不宜躁進，這是秉持發展兩岸關係“先急後緩、先易後難、先經後政”的原則，但並不意味兩岸無須預作政治對話的準備。
若根據有些人的說法，主張兩岸政治對話必須以雙方具有相同價值觀為前提，就與台灣親綠學者提出的“自由人宣言”或民進黨中生代倡議的“中國人權決議文”沒有區別，無異於對外宣告兩岸將重回對立的原點。
大陸既然未設定兩岸統一的時間表，意味著和平統一目標下的兩岸和平發展並無急迫的時間壓力。兩岸現狀究竟會持續多久，恐已非台灣單方面的主觀意願，北京此時若能認真思考提出兩岸政治定位的方案，甚至提出具體的和平統一計劃(包括統一的實質內涵、邁向統一的步驟、加強台灣民眾認同“一個中國”的做法等)，或有助於兩岸民間人士共同討論，尋求其間的最大公約數。
大陸對兩岸統一問題，長期以來只見統戰而無具體方案。從1981年10月的“葉九條”、1982年1月鄧小平的“一國兩制”、1995年1月的“江八點”至2008年12月的“胡六點”，大抵都在強調“一個中國原則”、“努力實現和平統一”、“歡迎台灣領導人以適當身分前訪”或“展開對等談判”、“結束敵對狀態”、“建立軍事互信機制並簽訂和平協議”等宣示性主張，缺乏實質上的吸引力。
“一國兩制”在台灣不受歡迎，港澳模式對台灣人的負面效應大於正面期待；大陸的經濟發展雖然蓬勃，威權政治體制則難以被台灣民眾接受；“和平發展”對北京而言只是過渡策略，而非最終方案。
兩岸問題雖只是筆者研究領域的一部分，不過20餘年來也閱遍各家學說與論著，但不曾看過像張亞中教授提出的“兩岸同屬整個中國”概念的如此完整論述，他用簡單的幾句話(相互保證不分裂整個中國、兩岸平等地位、互不使用武力、成立共同體、國際組織共同出現、互設常設代表處等宣示，試圖築成文化、經濟、貨幣統合、身分、安全認同與國際參與的和平架構)，就為兩岸政治認同與統一建構基礎。遺憾的是，大陸方面迄今未對張亞中主張的“一中三憲、兩岸統合”予以公開而正面的回應，台灣學者也只有私下的稱許，公開卻吝於給予掌聲。
整體來看，兩岸民間與智庫若想循序漸進地推動政治對話，台灣學界必須先打破政黨與意識形態的藩籬，試圖整合出一套能符合台灣利益，又有利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論述。唯有如此，兩岸民間合作才可能拉近兩岸決策高層的距離。
（二）對中華民國情懷的包容。對北京而言，只要符合“兩岸同屬一中”的政治安排，皆屬可接受的範疇，但對台灣來說，兩岸統一不是台灣併入大陸，而是兩個政治實體的再統一，因此大陸只有充分尊重台灣在兩岸統一前的身分與地位，兩岸政治對話的腳步才會加速。
馬英九針對兩岸合作保釣問題的說法，很值得北京深思。他提到“大陸既否認1952年4月28日中華民國與日本簽訂的《中日和約》（北京至今仍稱其為《日台協定》），對1949年至1971年聯合國安理會的中華民國，也沒有公平的歷史評價。中日爆發釣魚台衝突期間，北京再三要求日本正視歷史史實，但為何不願面對中華民國存在的史實？連戰會晤習近平主席時提到兩岸建構一種“平衡、對等、有效”的政治架構，其實就具有兩岸相互包容解決歷史糾紛的意義。
近期以來，北京方面不斷傳出對馬英九政府不耐的訊息，例如海協會常務副會長唐樹備就認為，台灣無限期拒絕兩岸統一，就是違背了一中原則。兩岸終將統一，但兩岸無論用哪種方式統一，都必須經歷“共議、共構、共用”的三階段。以推動兩岸政治對話的議題而言，兩岸目前僅止於“共議”的起步，如欲跨越至“共構”階段，大陸方面除了需要耐心，還要有包容心。
兩岸關係儘管大幅改善，但舉凡涉及敏感性議題時，大陸方面的教條式思維，往往會成為兩岸推動政治對話的阻力。舉李安榮獲奧斯卡最佳導演獎的實例，大陸官方媒體《新華社》的報道因為刪除了李安感謝台灣的一段話，又強調李安“來自中國台灣”。讀者如果google“李安最佳導演”即可發現，網頁出現的幾乎都是正(繁)體字，與平日google查尋資料普見簡體字，很不一樣。這件事經過台灣媒體大做文章，無異又為兩岸認同增添新的阻力。
（三）美國因素：1970年代至今，美國外交政策從未脫離現實主義思維。現實主義強調的是權力(power)、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與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這種霸權式的外交缺乏反省能力，遵循的只是外交“沒有永遠的敵人或朋友，只有永遠的國家利益”原則，通常也不會顧及國際公理和正義，追尋的只是短期利益，因此美國對外戰略才會不斷陷入重蹈覆轍的窘境。
美國瞭解北京強調“台灣屬於中國一部分”的政治意涵，也清楚台灣問題始終是中美關係發展的障礙。目前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既已形成圍堵中國軍事崛起的態勢，台灣既成為華府政要口中的“非正式盟友”，自屬可以運用的一顆戰略棋子。美國前副國務卿阿米塔吉曾把台灣問題稱為中美關係的“地雷”，現階段雖暫被擱置一旁，但仍潛藏極大的危險性。
目前大陸最關切的問題還是美台軍售，習近平主席6月7日與奧巴馬會晤時，就再度重申北京反對美國軍售台灣的立場，美方採取的也仍是遵守“台灣關係法”的制式回應。今年2月24日北京清華大學召開的“亞太區域再平衡與中美關係”學術研討會上，美方代表對美台關係的看法，大抵反映了華府官員多年來的說法。美國務院亞太事務前副助理國務卿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與《美台商會》會長韓儒伯（Rupert Hammond-Chambers）都認為，美台軍售有助於提升台灣與大陸談判的信心。薛瑞福甚至對大陸代表保證：如果中方對台放棄使用武力，或採取另一種能安撫台灣民心的安全政策，美中間根本不會因台灣問題而起爭端，華府或許也不再需要“台灣關係法”。薛瑞福的話語中似乎透露出，大陸需要更好的政策吸引台灣，讓台灣人瞭解為什麼兩岸統一後，日子會更好？
美國前副國務卿阿米塔吉(Richard Armitage)提到美台軍售的必要性，或許代表另類的看法。他認為，美國對涉台問題若潛在地傾向中方立場，極可能會弱化美國與日本、韓國與東協國家的盟邦關係；換言之，美國會根據兩岸關係的現實決定對台政策，也必須依兩岸關係的結果調整對台政策。
相較於美國現任或卸任官員都強調，華府對兩岸政治談判不持特定立場，北京確實需要進一步推敲此中的意涵。美國在台協會（AIT）理事主席薄瑞光(Raymond Burghardt)今年4月23日在“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和“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上強調：兩岸政治談判的主題、步驟或時機，只有台灣執政者自己能判斷；任何情況之下，美國都不會用任何方式暗示台灣該怎麼做。薄瑞光的語氣看來相當肯定，他用的詞句是“我們在任何情形下都不會（under no circumstance）用任何方式，直接、軟性或模糊地勸阻台灣；換言之，美國從不會警告台灣“你不要談什麼”，也不會以“從不”或“決不”（never ever）回應台灣提出兩岸談判的議題。”阿米塔吉在“亞太區域再平衡與中美關係”的學術研討會上還提到：無論兩岸談判最終結果如何，美國都不會持任何立場，只是堅持必須和平解決爭端。美方的說法或需要經歷時間的考驗，不過從近期美方施壓台灣不得與大陸合作保釣的現實案例來看，已足以令人質疑美國的表裡不一。
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因素仍為兩岸政治談判的最大阻力。馬英九任內很難抗拒美方對兩岸政治關係走向的關切，國民黨政治菁英之中，也看不出具有能突破現狀並為兩岸和平與統一奠定基礎魄力的人物。民進黨主席蘇貞昌最近（6月中旬）訪問美國，高調尋求美國支持其“台灣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感謝美台軍售穩定台海安全”與“美國不應放棄民進黨”的訴求，更呈現出美國根本無須公開警告或阻擋，就可以達到讓兩岸政治談判破局的目的。
結語
今年6月13日就在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先生一行前訪北京之時，《中國時報》社論“吳伯雄任重道遠，開啟兩黨政治對話”提到：4月21日馬英九接受中時專訪針對“兩岸是否可能開展政治對話”表示，大陸對此已表示要“穩中求進步”，不會給任何壓力…台灣與對岸的政治對話時機仍不成熟，“大家都沒有一致的意見，那又何必急？”；他又說“過去談判了18項協議，多少會碰到政治問題，但都解決了；若特別要進行政治對話，那要談什麼？”。（中國時報：2013-6-13）
《中國時報》社論的這段開宗明義，幾乎點出了馬英九對兩岸政治談判的忌憚，於今他又在吳伯雄出發前“耳提面命”，顯然需要政治表態的現實意義，大於對他兩岸談判的期許。筆者基於馬政府團隊缺乏對兩岸政治對話的論述與路徑探討，並不認同馬英九此舉是“鼓足了勇氣，終於踏出這一步”的看法，反倒對中時社論提醒馬政府“切忌以‘兩黨政治對話’為餌，換取某些政治利益，而沒有真誠推動兩岸關係政治對話的後續行動，甚至再以台灣民意、社會民調為藉口，走回民粹老路”的言論，有同樣的顧慮。
兩岸目前或無政治談判的環境與條件，但應該要有創造談判環境與條件的意願和努力，學者能盡心盡力的只是為兩岸鋪設政治對話的路徑，兩岸能否和平發展，中國夢與台灣夢是否皆能實現，並共同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往往就在執政者的一念間。
【中評社/吳東野】(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2013/07/17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26/0/9/7/102609708.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2609708&mdate=071700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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