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抗爭何以重新在街頭興起？
2013-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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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去年的文林苑反都更行動，今年以來，台灣的街頭抗爭活動有日益加劇的趨勢。從全民不分階層皆關注的反核
延續去年的文林苑反都更行動，今年以來，台灣的街頭抗爭活動有日益加劇的趨勢。從全民不分階層皆關注的反核運動，到凱道廿萬白衫軍的湧現；包括反大埔拆遷、反台南鐵路東移事件，乃至反媒體壟斷聯盟、反服貿行動聯盟的活動，都顯示台灣社會的不滿情緒正在經歷新一波的大爆發。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些抗爭行動，已超乎傳統政治意識形態之爭，不再像過去一樣能由綠營一手主導、操控或幕後支援。甚至，有些活動非常有意識地與民進黨保持距離，拒絕其參與，以免受到「汙染」。從「去政治化」的角度看，社會抗議活動的「自主化」傾向，確有可喜之處；然而，從若干抗爭行動流於泛道德化且無限上綱，而朝野均無力對應，也讓人看到台灣政治虛無及失能的危機。
仔細觀察，這些街頭示威活動，主題其實各不相同。其中，除了白衫軍的動員是以「萬人送仲丘」的感性訴求為號召外，其他運動幾乎無一例外地標舉「反」的旗號，指名要打倒特定的政策。若進一步細分，大約可歸為幾類：一是從個人權益觀點對抗公權力的行使，如文林苑、大埔和台南鐵路東移抗爭，皆與土地徵收有關；二是關於生命安全和基本人權的議題，如核四存廢之爭和軍中凌虐問題，具有更大的普遍性；三是基於對中國大陸的不安，如反服貿、反媒體壟斷皆均帶有「反中」色彩，成員也有重疊。
在成熟民主國家，代表不同利益或意見的民眾組合發出不同聲音，原本是很正常的事，也毋需過度憂慮。以台灣的情況看，凱道白衫軍示威的人數雖然最多，聲勢最大，但以其活動之理性、節制和聚焦看，其實反而最不值得擔憂。包括「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合唱反核，也都屬理性的意見表達。倒是像反大埔事件，除被當地人指為「外來」，更將行動上綱至「拆政府」，乃至實際「攻入」內政部，甚至引「公民不服從運動」合理化自己的行為，則讓其他民眾感到不安。
社會抗議行動重回台灣街頭，更耐人咀嚼的部分，其實是它的成因。從上述幾類示威來看，第三類因「反中」而發的抗爭，比較是延續了綠營傳統的政治抗爭調性；其餘兩類，都顯示台灣社會關注的議題和動員成分更為多元，有更大的自主性，但也有不小的危險。但無論如何，它們所共同反映的，都是國家機器運作的失效，而迫使人民必須在街頭找尋自己發聲或宣洩的管道。
這裡所謂「國家機器」的失效，不單單是指馬政府領導的行政部門，還包括中央與地方的代議機構，更包括在野政黨扮演的政治角色，都陷於一種消極、退化，或旁觀的狀態。簡單地說，政府解決問題的能力退化或對人民變得漠不關心，包括跨部門、跨政黨間因為長期的本位主義和自私心理作祟，而怠於協調、吝於合作，甚至存心想看對手出糗；其結果，不僅朝野各部門均無法對人民的期待作出有效的反應，更將彼此打結卡死，無法運作。這點，不僅執政黨必須深切自覺，反對黨更應高度警惕。
最明顯的例子是，若要決定核四的存廢，「公投」應該是體制內最後的民主手段了，但在反對黨的精算和牽拖下，人民卻連公投的門票都拿不到。以服貿協議為例，唯一有效的管道是立法部門的決議，但此一管道又被協商制度鎖死，因此朝野須另闢「馬蘇大辯論」的蹊徑，以維持演出的進行。這幾年，台灣政治像一個表演吞毒藥的術士，每次都要用最極端的手法、用最驚險的步數來耗光大家的能量；最後，可能把自己的性命也賠了進去。
如果行政部門總是要等到事後才溝通，如果立法部門覺得「和諧」比開會重要，如果監察院覺得自己「關了比較好」，如果在野黨覺得坐視執政黨出糗就可以了；如此，政治力虛無的結果，就是把發言權讓位給街頭抗爭者，使國家機器淪為「尾巴搖狗」。而真正失落的，則是社會中沉默的大多數。
【聯合報╱社論】 2013/08/26
http://udn.com/NEWS/OPINION/OPI1/812044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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