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傑
- 1971年生，浙江大陳島移民後代，現任台北市議員，曾任真理大學憲法講師、新社會雜誌總編輯、民進黨政策會副執行長、陸委會諮詢委員等職
台獨主張不必依附親日史觀
2015-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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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總統李登輝接受9月號日本右翼雜誌《Voice》訪問，說「70年前，台灣與日本是同一個國家，既然是同一個國家，所謂台灣對日抗戰當然不是事實」。他還說當年自願投入日本軍參戰，哥哥李登欽則參加日本海軍戰死南洋，表示「當時我們兄弟二人，是以貨真價實的『日本人』身分為祖國奮戰」。
李登輝說的當然是事實。但關鍵在李登輝並不是一般的台籍日本兵，而是一個在台灣當了十二年總統的人。大家都知道他說的是事實，重要的是他對那段事實有什麼看法。如果李登輝是說，台灣人當年是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被迫成為日本人，所以大家更應該珍惜現在有可以掌握自己命運的機會（正如他後來所補充：「又不是我愛作日本人，就是你們把台灣丟掉，是你們的責任，這種外來政權要怎麼處理好，走出自己主體性的路，這是台灣需要的」《中央社—台灣有抗日戰爭 李登輝：看到鬼》），那不管是統派獨派都沒有人可以指責他。但從《Voice》雜誌刊出的文字看來，李登輝只強調台灣和日本的歷史感情，以及從歷史上來說台灣人是「為日作戰」而不是「對日抗戰」，這就讓人覺得李登輝不但認同那段殖民歷史，他似乎也認為殖民地人民為殖民政府作戰是理所當然。
台灣做為一個中國文化的邊陲地區被割讓給日本，本來就不可能像有幾千年歷史的韓國那樣以整個國家為範圍發展出民族反抗意識。台灣和香港、澳門很像，新的統治者來了，大部份的人就只能在新統治者手下求存，什麼民族大義、「不事二君」的節操都是過高的要求。不過，李登輝家族及其本身的求存之道也未必能代表當時所有的台灣人。李登輝家族是積極改日本姓的「國語家庭」，他們是占當時總人口不到百分之二的台籍士紳或在日本政府謀職的公務員(江丙坤家改姓「江原」、邱創煥家改姓「岡田」、柯文哲家改姓「青山」)。但即使是在士紳階級中，林獻堂沒有改姓，楊肇嘉沒有改姓，彭明敏家族沒有改姓，就連「台奸代表」的辜振甫一家也沒有改姓。
當時的知識份子也不是都和李登輝一樣接受日本殖民。他們有人留在台灣追求台灣人自治及社會革命，如蔣渭水、林獻堂、蔡培火；有人為了反日加入中國共產黨，如謝雪紅、蔡孝乾和史明；有人為了反日而加入中國國民黨，如李友邦、李萬居、謝東閔。與李登輝同年的彭明敏，更因為不願意為日本人服兵役，在前往長崎投靠長兄的途中受到美軍轟炸而失去左臂。要說七十歲以上的台灣人都和李登輝一樣，那是絕對不正確的。
個人在歷史變局中本來就會有不同選擇。有人堅持反抗鬥爭，有人則為了和日本人做生意方便、在公家機關得以優先任用、食物配給較多、子女升學佔優勢等原因，選擇改姓為日本人。正如在國民黨來台之後，台籍菁英有的選擇反抗到底，有的選擇和國民黨狼狽為奸。在任何時代反抗者都是少數，時至今日再去指責什麼人當時為什麼沒有反抗是極為無聊的事。現在指責李登輝是什麼「岩里政男」，除了讓洪秀柱更新黨化之外，並不會為洪秀柱帶來選票，正如連戰指責柯文哲是「青山文哲」也不會為連勝文帶來選票。
洪秀柱這些「外省掛」從來沒有搞清楚，台灣本省人對日本人的國仇家恨並不是「原生的」，而是1949年以後來台的200萬外省人硬生生移植過來的。雖然台灣在日治50年中確實有一股反抗日本殖民的精神和思想傳統，但那只存在少數知識份子身上，絕大多數台灣人直到1945年都接受自己是日本國民，正如清朝267年的統治期間也有不曾中斷的「反清復明」傳統，但絕大多數人最終都成了清國的順民。台灣人投入日本軍參戰有20萬人，李登輝兄弟自願為日本人作戰在當時並不是特例。日本殖民政府在1942年首期招募台籍日本兵時，約有42.6萬名台灣人提出申請，這相當於當時全台灣成年男性總數的14%。在1943年第2期招募時，更有高達60萬名台灣人提出申請，相當全台成年男性總數的19.7%，也就是每5個台灣成年男性，就有1個人願意為日本「祖國」打仗。
當「漢奸」這麼普遍的時候，要指責誰是「漢奸」就沒有意義了，對「岩里政男」和「青山文哲」射飛鏢也就毫無用處。洪秀柱和郁慕明也許並不會笨到連這點都看不出來，他們只是想固外省選票的基本盤而已。
但反過來說，李登輝那種對日本殖民史不加批判的親日台獨史觀既「不會」也「不應該」成為對那段歷史的主流意見。
「不會」，是因為對戰後出生的台灣人，特別是解嚴前後出生的年輕台灣人而言，日本就是一個很有禮貌很進步對台灣很友善的國家，如此而已。當代台灣人追求的是美式的價值觀而不是日式的價值觀，最常使用的外國語是英語而不是日語。他們即使不是用中國人的角度來看八年對日戰爭，也會用美國人的角度來看待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的對錯。李登輝那種對日本的孺慕之情只屬於那一代。
「不應該」是因為，第一，在二、三代外省人之中，父祖輩對日本有直接國仇家恨經驗的不在少數，把日本當祖國會讓他們很難融合到李登輝自己提出的「新台灣人」這個概念來。第二，偏日本右翼的史觀會使台灣與國際主流脫節。畢竟出了台灣，沒有哪個國家會說慰安婦問題「已獲得解決，沒必要重提」，也沒有哪個歷史系或政治系的學者會說日本在台灣不是「殖民政府」而是「祖國」。第三，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的知識份子也許可以嘗試理解台灣人想自己當家作主的願望，也可以欣賞台灣在現代化和民主化的成就，卻絕對無法接受台獨思想站在日本右翼的立場與中國民族主義對抗，台灣會自陷於中日對抗的夾縫之中。
也許是因為這些原因，在現在的年輕知識份子中，史明那種既反漢族沙文主義與封建專制主義，又反日本殖民主義的台獨理論，可能比李登輝親日的台獨史觀更有吸引力。因為如果你想脫離被中國掌控的命運，你又怎能不同時批判日本對台灣的殖民？去年「太陽花運動」時，九十七歲的史明像神明一樣到場受年輕人歡呼，林飛帆似乎也把史明當偶像，也許正好說明了這一點。(穿越紅色浪潮─史明在臺灣獨立運動中的位置與高度 [林飛帆]；史明帶炸雞強調不是中國人 林飛帆：歐吉桑咱作夥打拼
對現在的台灣人來說，要統要獨並不取決於你家祖上當年到底是「對日抗戰」還是「為日作戰」，而是出於對目前生活方式的珍惜和對未來命運的選擇。台灣人既然要走獨立的路，那就既要獨立於中國狹隘的民族主義，也要獨立於對日本殖民不加批判的親日史觀。
李登輝說的當然是事實。但關鍵在李登輝並不是一般的台籍日本兵，而是一個在台灣當了十二年總統的人。大家都知道他說的是事實，重要的是他對那段事實有什麼看法。如果李登輝是說，台灣人當年是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被迫成為日本人，所以大家更應該珍惜現在有可以掌握自己命運的機會（正如他後來所補充：「又不是我愛作日本人，就是你們把台灣丟掉，是你們的責任，這種外來政權要怎麼處理好，走出自己主體性的路，這是台灣需要的」《中央社—台灣有抗日戰爭 李登輝：看到鬼》），那不管是統派獨派都沒有人可以指責他。但從《Voice》雜誌刊出的文字看來，李登輝只強調台灣和日本的歷史感情，以及從歷史上來說台灣人是「為日作戰」而不是「對日抗戰」，這就讓人覺得李登輝不但認同那段殖民歷史，他似乎也認為殖民地人民為殖民政府作戰是理所當然。
台灣做為一個中國文化的邊陲地區被割讓給日本，本來就不可能像有幾千年歷史的韓國那樣以整個國家為範圍發展出民族反抗意識。台灣和香港、澳門很像，新的統治者來了，大部份的人就只能在新統治者手下求存，什麼民族大義、「不事二君」的節操都是過高的要求。不過，李登輝家族及其本身的求存之道也未必能代表當時所有的台灣人。李登輝家族是積極改日本姓的「國語家庭」，他們是占當時總人口不到百分之二的台籍士紳或在日本政府謀職的公務員(江丙坤家改姓「江原」、邱創煥家改姓「岡田」、柯文哲家改姓「青山」)。但即使是在士紳階級中，林獻堂沒有改姓，楊肇嘉沒有改姓，彭明敏家族沒有改姓，就連「台奸代表」的辜振甫一家也沒有改姓。
當時的知識份子也不是都和李登輝一樣接受日本殖民。他們有人留在台灣追求台灣人自治及社會革命，如蔣渭水、林獻堂、蔡培火；有人為了反日加入中國共產黨，如謝雪紅、蔡孝乾和史明；有人為了反日而加入中國國民黨，如李友邦、李萬居、謝東閔。與李登輝同年的彭明敏，更因為不願意為日本人服兵役，在前往長崎投靠長兄的途中受到美軍轟炸而失去左臂。要說七十歲以上的台灣人都和李登輝一樣，那是絕對不正確的。
個人在歷史變局中本來就會有不同選擇。有人堅持反抗鬥爭，有人則為了和日本人做生意方便、在公家機關得以優先任用、食物配給較多、子女升學佔優勢等原因，選擇改姓為日本人。正如在國民黨來台之後，台籍菁英有的選擇反抗到底，有的選擇和國民黨狼狽為奸。在任何時代反抗者都是少數，時至今日再去指責什麼人當時為什麼沒有反抗是極為無聊的事。現在指責李登輝是什麼「岩里政男」，除了讓洪秀柱更新黨化之外，並不會為洪秀柱帶來選票，正如連戰指責柯文哲是「青山文哲」也不會為連勝文帶來選票。
洪秀柱這些「外省掛」從來沒有搞清楚，台灣本省人對日本人的國仇家恨並不是「原生的」，而是1949年以後來台的200萬外省人硬生生移植過來的。雖然台灣在日治50年中確實有一股反抗日本殖民的精神和思想傳統，但那只存在少數知識份子身上，絕大多數台灣人直到1945年都接受自己是日本國民，正如清朝267年的統治期間也有不曾中斷的「反清復明」傳統，但絕大多數人最終都成了清國的順民。台灣人投入日本軍參戰有20萬人，李登輝兄弟自願為日本人作戰在當時並不是特例。日本殖民政府在1942年首期招募台籍日本兵時，約有42.6萬名台灣人提出申請，這相當於當時全台灣成年男性總數的14%。在1943年第2期招募時，更有高達60萬名台灣人提出申請，相當全台成年男性總數的19.7%，也就是每5個台灣成年男性，就有1個人願意為日本「祖國」打仗。
當「漢奸」這麼普遍的時候，要指責誰是「漢奸」就沒有意義了，對「岩里政男」和「青山文哲」射飛鏢也就毫無用處。洪秀柱和郁慕明也許並不會笨到連這點都看不出來，他們只是想固外省選票的基本盤而已。
但反過來說，李登輝那種對日本殖民史不加批判的親日台獨史觀既「不會」也「不應該」成為對那段歷史的主流意見。
「不會」，是因為對戰後出生的台灣人，特別是解嚴前後出生的年輕台灣人而言，日本就是一個很有禮貌很進步對台灣很友善的國家，如此而已。當代台灣人追求的是美式的價值觀而不是日式的價值觀，最常使用的外國語是英語而不是日語。他們即使不是用中國人的角度來看八年對日戰爭，也會用美國人的角度來看待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的對錯。李登輝那種對日本的孺慕之情只屬於那一代。
「不應該」是因為，第一，在二、三代外省人之中，父祖輩對日本有直接國仇家恨經驗的不在少數，把日本當祖國會讓他們很難融合到李登輝自己提出的「新台灣人」這個概念來。第二，偏日本右翼的史觀會使台灣與國際主流脫節。畢竟出了台灣，沒有哪個國家會說慰安婦問題「已獲得解決，沒必要重提」，也沒有哪個歷史系或政治系的學者會說日本在台灣不是「殖民政府」而是「祖國」。第三，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的知識份子也許可以嘗試理解台灣人想自己當家作主的願望，也可以欣賞台灣在現代化和民主化的成就，卻絕對無法接受台獨思想站在日本右翼的立場與中國民族主義對抗，台灣會自陷於中日對抗的夾縫之中。
也許是因為這些原因，在現在的年輕知識份子中，史明那種既反漢族沙文主義與封建專制主義，又反日本殖民主義的台獨理論，可能比李登輝親日的台獨史觀更有吸引力。因為如果你想脫離被中國掌控的命運，你又怎能不同時批判日本對台灣的殖民？去年「太陽花運動」時，九十七歲的史明像神明一樣到場受年輕人歡呼，林飛帆似乎也把史明當偶像，也許正好說明了這一點。(穿越紅色浪潮─史明在臺灣獨立運動中的位置與高度 [林飛帆]；史明帶炸雞強調不是中國人 林飛帆：歐吉桑咱作夥打拼
對現在的台灣人來說，要統要獨並不取決於你家祖上當年到底是「對日抗戰」還是「為日作戰」，而是出於對目前生活方式的珍惜和對未來命運的選擇。台灣人既然要走獨立的路，那就既要獨立於中國狹隘的民族主義，也要獨立於對日本殖民不加批判的親日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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