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春山
-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
「腦死北約」面對「崛起中國」
2019-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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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約和中共一樣，必須思考如何因應習近平所說「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那不會是冷戰時期的「緊密兩極」體系，也不再是冷戰後初期的「一超多強」體系，而可能出現因中國崛起所形成的「鬆散兩極」體系。
趙春山／評論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下簡稱北約）二十九個成員國的領袖於12月3至4日在倫敦舉行高峰會，慶祝這個組織的七十歲生日。這次峰會的最大特色是在閉會發表的聯合聲明中，首次提及中共，指出「我們認識到中國日趨增加的影響力和國際政策，既帶來機會又呈現挑戰，需要我們一起以同盟來解決。」
北約是冷戰的產物，目的是要圍堵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蘇聯共產主義勢力在歐洲地區的擴張。但隨著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華沙公約組織」解散了，北約則因量變而產生質變，加入了原先的東歐共黨國家，成為一個地區性的防衛合作組織。承繼蘇聯龐大軍力的俄羅斯，視北約東擴是試圖改變歐洲軍事政治格局，壓縮俄國的戰略空間。尤其是2013年烏克蘭危機爆發，導致俄羅斯與北約關係的惡化。
中共成為北約關注的角色，當然是因為中國大陸的和平崛起。北約秘書長史托騰柏格（Jens Stoltenberg）即公開表示「我們如今體認到，中國崛起對所有成員國都帶來安全上的影響」，因為「中國有著全球次高的國防預算，並於近年來大量展示他們全新且現代化的軍力，包括射程可達整個歐洲和美國的長程飛彈。」最重要的是，中共的影響力已逐漸逼近北約含蓋的歐洲地區。
眾所周知，區域組識要發揮防衛合作的功能，成員國就必須對安全威脅的來源，具有相當程度的共識。但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網站的社論副編輯威瑪（David A. Wemer）日前卻撰文表示，北約成員國對重大威脅仍有不同認知。例如，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認為，北約面臨之最大威脅係恐怖主義，但波羅的海三國的愛沙尼亞和立陶宛，則認為俄國為其最大安全挑戰。
川普視中共為戰略競爭對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11月20日在布魯塞爾北約外長會議上，強調盟國必須應對來自中共目前潛在和長期的威脅，故不能忽視他們與北京執政當局之間的「根本差異和不同信仰」。美國負擔北約的七成支出，川普政府當然希望北約能配合美國的安全及軍事戰略，包括美國的中國政策。
馬克宏11月7日接受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專訪時，提出「北約腦死」（brain dead）的說法，在倫敦峰會上引起爭辯。馬克宏認為，土耳其出兵敘利亞北部打擊庫德武裝，是「在對我們利益攸關的地區，未經協調發動進攻。」而美國不與盟國合作就撤出敘利亞，放手讓土耳其採取攻擊行動，顯示北約內部缺乏協調合作，「正在經歷腦死亡」。在英國陷入脫歐困境，以及德國「鐵娘子」梅克爾（Angela Merkel）宣布不再爭取續任基督教民主黨黨魁，以及在2021年總理任期屆滿不再爭取連任後，馬克宏的角色突出，對北約的看法有一定的衝擊力。
一般認為，馬克宏的對外思維帶有濃厚的「戴高樂主義」色彩，這是法國前總統戴高樂提出的外交政策原則，強調獨立自主的價值觀，在經濟、軍事，乃至外交事務方面，不可過度依附於某一特定國家或群體，認為如此一來，法國的外交行動才不會處處受制於人。「戴高樂主義」最具象徵性的一幕，出現在1966年7月1日，法國宣布退出北約軍事機構。馬克宏最近提出「歐洲戰略自治權」概念，即強調歐洲不能再依賴美國的安全保障。
法國外交重新擁抱「戴高樂主義」，對北京不啻為一項好消息。回顧歷史，由於戴高樂拒絕依循美國的對華政策，使法國在1964年成為第一個與中共建交的西方國家。馬克宏於2018年1月8日任內首次訪問中國大陸，也多少展現出他的現實主義立場。面對氣候變遷及恐怖主義的威脅，法國視中共為最佳戰略夥伴，對於中共「一帶一路」可能帶來的經濟利益，則抱有相當大的期待。
川普強調「美國優先」，並以單邊主義處理外交問題，削弱了歐洲盟國對美國的信賴。早在歐巴馬執政時期，美國把戰略重心從中東轉向亞太地區，就已引發歐洲盟國的不安，擔心因此會遭到「邊緣化」。川普上台後，中美競爭加劇，使歐洲盟國認為美國對歐已失去興趣，歐洲因此無法指望美國的安全保障。川普接二連三的「退群」行動，如退出《巴黎氣候協議》（Paris Agreement）、撕毀《伊朗核協議》（JCPOA）及正式退出《中程核飛彈條約》（INF），都讓歐洲盟國感到心寒。
美國《紐約時報》報導，雖然北約領導人第一次把崛起中國所帶來的威脅看作是挑戰，「但討論卻是很無頭緒的。」事實顯示，北約峰會並未將中共定位為「威脅」，並公開強調無意與中共為敵。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回應中共威脅的提問時，也順水推舟表示：「威脅與否與個頭大小並無必然聯繫。中國的確塊頭很大，影響力在增強，但中國倡導平等尊重。」華春瑩還表示，「北約內部也有很多不希望與中國為敵的客觀理性聲音。」
中共與北約在意識形態、價值體系、戰略目標等方面，縱有一些不同之處；但雙方在反恐、氣候變化及武器擴散等共同關注的領域上，也存在許多合作的空間。如果從這種「既聯合，又鬥爭」的觀點看北約峰會後的歐中關係，則我們同意新加坡《聯合早報》12月6日社論的看法，即「中國崛起讓北約找到新方向」。北約和中共一樣，必須思考如何因應習近平所說「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那不會是冷戰時期的「緊密兩極」體系，也不再是冷戰後初期的「一超多強」體系，而可能出現因中國崛起所形成的「鬆散兩極」體系。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下簡稱北約）二十九個成員國的領袖於12月3至4日在倫敦舉行高峰會，慶祝這個組織的七十歲生日。這次峰會的最大特色是在閉會發表的聯合聲明中，首次提及中共，指出「我們認識到中國日趨增加的影響力和國際政策，既帶來機會又呈現挑戰，需要我們一起以同盟來解決。」
北約是冷戰的產物，目的是要圍堵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蘇聯共產主義勢力在歐洲地區的擴張。但隨著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華沙公約組織」解散了，北約則因量變而產生質變，加入了原先的東歐共黨國家，成為一個地區性的防衛合作組織。承繼蘇聯龐大軍力的俄羅斯，視北約東擴是試圖改變歐洲軍事政治格局，壓縮俄國的戰略空間。尤其是2013年烏克蘭危機爆發，導致俄羅斯與北約關係的惡化。
中共成為北約關注的角色，當然是因為中國大陸的和平崛起。北約秘書長史托騰柏格（Jens Stoltenberg）即公開表示「我們如今體認到，中國崛起對所有成員國都帶來安全上的影響」，因為「中國有著全球次高的國防預算，並於近年來大量展示他們全新且現代化的軍力，包括射程可達整個歐洲和美國的長程飛彈。」最重要的是，中共的影響力已逐漸逼近北約含蓋的歐洲地區。
眾所周知，區域組識要發揮防衛合作的功能，成員國就必須對安全威脅的來源，具有相當程度的共識。但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網站的社論副編輯威瑪（David A. Wemer）日前卻撰文表示，北約成員國對重大威脅仍有不同認知。例如，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認為，北約面臨之最大威脅係恐怖主義，但波羅的海三國的愛沙尼亞和立陶宛，則認為俄國為其最大安全挑戰。
川普視中共為戰略競爭對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11月20日在布魯塞爾北約外長會議上，強調盟國必須應對來自中共目前潛在和長期的威脅，故不能忽視他們與北京執政當局之間的「根本差異和不同信仰」。美國負擔北約的七成支出，川普政府當然希望北約能配合美國的安全及軍事戰略，包括美國的中國政策。
馬克宏11月7日接受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專訪時，提出「北約腦死」（brain dead）的說法，在倫敦峰會上引起爭辯。馬克宏認為，土耳其出兵敘利亞北部打擊庫德武裝，是「在對我們利益攸關的地區，未經協調發動進攻。」而美國不與盟國合作就撤出敘利亞，放手讓土耳其採取攻擊行動，顯示北約內部缺乏協調合作，「正在經歷腦死亡」。在英國陷入脫歐困境，以及德國「鐵娘子」梅克爾（Angela Merkel）宣布不再爭取續任基督教民主黨黨魁，以及在2021年總理任期屆滿不再爭取連任後，馬克宏的角色突出，對北約的看法有一定的衝擊力。
一般認為，馬克宏的對外思維帶有濃厚的「戴高樂主義」色彩，這是法國前總統戴高樂提出的外交政策原則，強調獨立自主的價值觀，在經濟、軍事，乃至外交事務方面，不可過度依附於某一特定國家或群體，認為如此一來，法國的外交行動才不會處處受制於人。「戴高樂主義」最具象徵性的一幕，出現在1966年7月1日，法國宣布退出北約軍事機構。馬克宏最近提出「歐洲戰略自治權」概念，即強調歐洲不能再依賴美國的安全保障。
法國外交重新擁抱「戴高樂主義」，對北京不啻為一項好消息。回顧歷史，由於戴高樂拒絕依循美國的對華政策，使法國在1964年成為第一個與中共建交的西方國家。馬克宏於2018年1月8日任內首次訪問中國大陸，也多少展現出他的現實主義立場。面對氣候變遷及恐怖主義的威脅，法國視中共為最佳戰略夥伴，對於中共「一帶一路」可能帶來的經濟利益，則抱有相當大的期待。
川普強調「美國優先」，並以單邊主義處理外交問題，削弱了歐洲盟國對美國的信賴。早在歐巴馬執政時期，美國把戰略重心從中東轉向亞太地區，就已引發歐洲盟國的不安，擔心因此會遭到「邊緣化」。川普上台後，中美競爭加劇，使歐洲盟國認為美國對歐已失去興趣，歐洲因此無法指望美國的安全保障。川普接二連三的「退群」行動，如退出《巴黎氣候協議》（Paris Agreement）、撕毀《伊朗核協議》（JCPOA）及正式退出《中程核飛彈條約》（INF），都讓歐洲盟國感到心寒。
美國《紐約時報》報導，雖然北約領導人第一次把崛起中國所帶來的威脅看作是挑戰，「但討論卻是很無頭緒的。」事實顯示，北約峰會並未將中共定位為「威脅」，並公開強調無意與中共為敵。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回應中共威脅的提問時，也順水推舟表示：「威脅與否與個頭大小並無必然聯繫。中國的確塊頭很大，影響力在增強，但中國倡導平等尊重。」華春瑩還表示，「北約內部也有很多不希望與中國為敵的客觀理性聲音。」
中共與北約在意識形態、價值體系、戰略目標等方面，縱有一些不同之處；但雙方在反恐、氣候變化及武器擴散等共同關注的領域上，也存在許多合作的空間。如果從這種「既聯合，又鬥爭」的觀點看北約峰會後的歐中關係，則我們同意新加坡《聯合早報》12月6日社論的看法，即「中國崛起讓北約找到新方向」。北約和中共一樣，必須思考如何因應習近平所說「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那不會是冷戰時期的「緊密兩極」體系，也不再是冷戰後初期的「一超多強」體系，而可能出現因中國崛起所形成的「鬆散兩極」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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