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億人次破紀錄高科技改變春運
2013-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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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今年春運預計達到三十四億人次，再創紀錄。今年春運也展現高科技特色，京廣高鐵全線貫通疏導旅客，以二
中國今年春運預計達到三十四億人次，再創紀錄。今年春運也展現高科技特色，京廣高鐵全線貫通疏導旅客，以二代身份證聯網為基礎的車票實名制全面實施，網絡購票成為主流，一秒鐘可賣出五千張票。高新技術緩解了不少人買票難、乘車難的局面，但也帶來新的不公平，對不懂網絡的民眾形成歧視。
出站的人群一撥接一撥，接車的人個個翹首以待。一個在廣東打工的男子剛剛接到了南下過年的老婆孩子，孩子見到父親，激動喊著：「想死你了，爸爸……」
這是廣州火車站廣場上剛剛團聚的一家人。而在他們周圍，在整個廣場上，在中國各個火車站、汽車站、飛機場上，還有著無數人正等待回家團聚的時刻。
每年的一二月份，中國大地上會上演一場全球規模最龐大的人口遷移。為了回家過年這個中國人的文化傳統，當局預計今年有三十四億人次在春節前後的四十天裏奔波。他們是異地求學的大學生、「漂」在城市的年輕白領以及手攥一年辛苦錢的農民工，一個個春運的旅程匯總成了中國的傳奇。
高鐵網絡基本成型
與往年春運不一樣的是，今年春運已呈現明顯的高科技特色，高新科技的力量正在使中國的春運發生變化。毫無疑問，隨著京廣高鐵在去年十二月開通，意味著以京滬、京廣兩大骨幹線路為基礎的中國高鐵網絡基本成型，高鐵在春運中的重要性再提高一步。高鐵新技術的運用，不僅要緩解春運買票難、乘車難的局面，在未來幾年還將使人們的回家之路更加舒適、輕鬆。
雖然高鐵的票價達到了普通車票的兩到三倍，但是仍然有農民工選擇高鐵回家，在高鐵停靠的深圳北站做清潔工的河南周口人王平安說，來坐高鐵的以年輕人居多，農民工也有一部分，他覺得雖然高鐵價格貴，但是普通車票難買，巴士價格又接近高鐵，與其坐汽車不如坐高鐵。而在北站做保安的湖南人孫華章觀察到，坐高鐵的看起來多是有錢人，農民工佔一二成左右。
張敏剛從湖南岳陽坐高鐵到深圳，票價四百九十三元人民幣（約七十八美元），她今年打算把父母接到深圳過年，岳陽到深圳的普通火車需要十幾個小時，臥鋪也需要花三百元，而高鐵雖然貴了一些，但是只需要四個小時便能到，她覺得還是比較值得。
來自湖南張家界的電梯工人官華今年便要坐高鐵回家，他說「高鐵貴一些無所謂，主要是要及時回家」。官華在深圳做電梯安裝，今年存下來四萬多塊錢，他說回去需要花錢孝敬父母，還要給親戚紅包，預計這次回家會花出去一兩萬元錢。而他說自己的收入在當地算是中等水平，跑運輸的甚至有上萬的月收入。
網絡購票的普及與車票實名制的全面實行，可能是網絡技術在中國最大規模的一次運用，從來沒用過電腦、沒上過網的中老年人，為了回家過年，也不得不過問網絡如何買票。
在廣州火車站，一個五十多歲的漢子氣喘吁吁趕到進站口，跟工作人員說，身份證找不到了怎麼辦？工作人員看了他的車票後說：「上面不是有你的身份證號碼嗎？你去那邊派出所開一個證明。現在都聯網了，派出所可以確認這個身份證號是不是你。」
另一邊，一家老小五口人進站，因為車票與身份證搞混了，工作人員誤認為票證不符，攔下他們一個個核對。工作人員先把車票和身份證分別放在儀器上檢驗真偽，再拿身份證與乘客對照核實。
火車票實名制自二零一零年開始逐步實施，將車票與身份證綁定，「黃牛黨」倒票難度增加不少，不過在一票難求的情況下，「黃牛黨」還是想方設法要賺一筆，利用網絡購票與實名制的漏洞來倒票。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起，中國停用第一代居民身份證，全面使用第二代居民身份證，為今年春運全面推行火車票實名制提供了條件，在線購票逐漸成了購票的主流。在廣州火車站售票廳，以往排長隊買票的景象看不到了，有些窗口還空著，有些窗口稀稀落落有幾個人在排隊，都是買當日短程車票。
不過，緊挨著售票廳的網絡取票點則人頭攢動。在取票機前，只要拿著身份證一拍，就可顯示已買的火車票，點擊即可打印出票。
網絡購票成新戰場
爭奪車票的「戰場」從售票大廳轉移到網上，卻也帶來新的不公平。
人們曾經需要在火車站忍受寒冷徹夜排隊，而如今人們則要查好各種「網絡搶票攻略」，下載好「搶票軟件」，在網絡售票開始的一瞬間，按下購票按鈕。二零一三年春運，鐵道部網絡訂票的網站便是一個容納億萬人的售票大廳，它在最高峰的銷售速度是每小時三十萬張，也就是說每秒鐘賣出五千張火車票。
在北京一家培訓機構做行政助理的趙慧然，家在北京周邊，但她仍做好搶票的準備，查好開票日期時間，提前幾分鐘，便已經坐在電腦前準備刷票，由於她回家的車源較為充足，她最終順利買到了車票。而她另一位打算買北京到遼寧通化的車票的同事便沒這麼幸運，這趟車的車票在開票三分鐘之後便告售罄。
鐵道售票網操作複雜
她認為，鐵道部售票網站的支付方式比較有限，沒有比較流行的「支付寶」，只有數家大銀行的網絡支付功能，這些網絡銀行大多操作複雜，有的需要用「U盾」（USB存儲器一般的大小的裝置，在使用網絡銀行的時候，必須把它插入電腦，如鑰匙一般），有的則需要「密碼卡」（一張印有特定字符的卡片，每次在線支付時候需要按照網上提示輸入卡片上的字符），而且完成支付也需要花時間，這也可能耽誤購票。雖然網絡訂票方式很是方便，但趙還是覺得「網絡購票預售期早過窗口購票，再加上有這麼多的搶票軟件，這會造成新的不公平」。
搶票軟件在春運期間如雨後春?般出現，中國多家網絡公司紛紛推出自己的搶票軟件或者瀏覽器插件，讓網上搶票更加激烈。熱門車票會在開始發售的數分鐘之內便銷售一空，這就需要用戶在開票時刻快速刷新購票頁面，抓緊時間在車票出現的那一刻進行操作，刷新頁面的速度成了是否能訂到票的關鍵。趙慧然介紹，她人工刷新網頁每次都需要一分鐘的時間，而她用某瀏覽器插件進行刷新，一分鐘則能刷新幾十次。
網絡購票帶來了便利，卻也帶來新的不公平，不會用電腦、網絡購票系統的人、以及沒有網絡銀行支付手段的人，都無法享受新技術帶來的便利，他們仍然需要去排隊購票，去爭奪已經被網絡、電話訂剩下的車票。網絡與電話購票在春運時期可以提前二十天購票，比窗口購票的十八天預售期提前兩天，而且窗口售賣的是網絡與電話售票的剩餘票，也就是說如果某趟車票在網絡上便已經售罄，那麼在售票窗口無論提前多久排隊都不會買到票，在對於每秒賣出成千上萬張車票的春運時期來說，兩天的時間顯得漫長無比。
來自湖南邵陽的周裕松在廣州的建築工地做水泥工，今年在春運開始之前便坐火車回到了家，他提前十八天便到所在工地附近的車票代售點排隊，最終買到了一張站票。他表示，一般四十歲以上的人，基本都不會用電腦，而他自己雖然會操作電腦，但是卻沒有在線支付手段，就算工友有人通過電話訂過票，他仍然更願意直接去排隊，當他得知網絡與電話訂票可以比在銷售點買票提前兩天時，他表示：「啊？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而來自四川渠縣的陳魁則沒有提前購票，他在深圳的別墅地裏做水泥工，工錢到了春運開始前夕才發給他，領工錢之前他就算想買票也沒有錢。拿到工錢當日，他便趕到了深圳火車站，而這時過年前的車票已經基本賣完，當晚他只得露宿車站，等著明早再碰碰運氣，並不著急回家過年的他說：「買不著票的話，我就去救濟站住。」
電話購票也可以提前二十天訂到票，但是訂票電話卻難以打通，需要多次撥打，而且操作也較為複雜。在深圳從事服裝紙樣設計的孟魯濤，今年便是通過電話買到回浙江義烏老家的火車票，使用智能手機的他，給手機裝上了一款專門撥打訂票電話的軟件，讓手機自動不斷重複撥打訂票電話，直到打通為止。
孟用這個軟件撥號十多分鐘，終於訂到了票，他說這相當於手動撥號一兩個小時。今年訂到票是由於他「提前了解了，學會怎麼用訂票電話了」，而他第一次使用訂票電話的時候則不太會操作，「又要輸入區號、又要輸入車次太麻煩了」。
今年的春運少了幾分悲情，雖然一票難求狀況依舊，新技術訂票手段覆蓋面有限，但是很多農民工通過僱主接送、提前回家、高鐵、甚至自駕車的方式順利的回到了家。
在寧波申洲集團工作的湖南女工劉縱林今年過年甚至不用自己買票回家，她所在的工廠為員工提供了免費的返鄉巴士，過年後，還會有巴士把他們接回來繼續上班。這家全年招工的工廠在寧波本地僱有三萬左右的工人，他們來自安徽、河南、湖北、四川等全國多個地區。巴士雖然免費，但是工人們還需要交五百元押金，過完年回廠上班之後才會歸還。
他們的假期並不長，大年初五左右，工廠巴士便會去全國各地把工人們接回來繼續開工。對於自己一個月二千元左右的工資，劉縱林則十分滿意，「一天只工作八個小時，又不用加班，（收入）很好了」。
劉縱林從事的是按工時計酬的質檢工作，而計件付酬的加工工作則能帶來更高的收入，劉介紹說，願意加班到十一個小時做計件工作的工人，每個月能拿到五千元左右的收入，手藝熟練的，甚至能拿到七千元左右的收入。
而從福建漳州驅車回湖南老家的周特光，則更不用體會春運之苦了，他帶著另外四位隨他一起出去打工的同鄉，開一輛售價四萬五千元左右的七座商務車回家。回家一路花了七百元油錢和五六十元過路費，兩個司機輪流開車，晝夜兼程的開了十四個小時。周現在已經是一個小包工頭，在全國接工程項目，給同行的工人發每月四千元的工資。
過去的一年，他們先在重慶做了兩個半月的高鐵地基工程，然後再轉戰福建漳州做了四個月建築物地基工程。走南闖北的生活辛苦之餘也有灑脫的地方，周說在重慶有兩個月的時間接不到活，於是「接不到活便在重慶玩了兩個月」。
他認為今年的生意並不多，「高速公路基本停建，高鐵工程也因為動車出事，少了很多」。除去成本和工錢，他去年賺到了八萬元，從十七歲出來挖煤，到今天這地步，周特光「奮鬥」了二十三年，而過年後開工日期已定，他大年初八便又得踏上「征途」。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二零一二年年末農民工人均月收入為二千二百九十元，比上一年增長百分之十一點八。來自湖南邵陽的周裕松在廣州做水泥工，由於是技術工種，每個月有六七千元的收入，在外打工多年的他說，打工工資水平是在逐年增長的，二零零二年的時候不需要技術的工地普通工人日收入二十元，現在則收入一百元，技術工種十年前日收入僅三四十元，現在日收入二百元左右。周由於今年工程正好完成得早，得以提前回家，他說，如果臨近過年工程沒有完成，老板會用加工資、報銷交通開支等方式來挽留，而工人實在要走的話，老板也不會為難，不會出現剋扣工資的情況。
也有很多人為了家庭或者事業，選擇回家發展，不再出來打工。曾寧波今年回重慶老家後便不打算再回深圳了，她打算在重慶市找一份工作，希望能離家近一些。她在深圳一家美容院的收入為三千元左右，公司很是正規，不會像其他某些美容院一樣給職員下加銷售任務，雖然她已經辭職，公司甚至還保證她任何時候都可以無條件復職。她一邊翻著本籃球雜誌，一邊攬著把玩iPhone的男友，兩人通過QQ網絡聊天工具的「漂流瓶」功能認識，聊天兩個月後才見面。但她的男友廖運壽過年後仍會回深圳，繼續做他月入三千元的模具加工的工作，這次過年是兩人在一起一年後第一次回家見父母，廖提前二十天便在網上訂好了回家的車票。
深圳打工不如杭州
來自浙江義烏的孟魯濤，也不會再回深圳，而是希望能在離家近些的杭州工作。兩個拉杆箱，一個揹包，便是他大學畢業兩年的全部家當。他覺得父母老了，不應該再在外生活，而且杭州製衣業發達，做服裝紙樣設計的他在深圳月入五六千元，而在杭州則會有八千到一萬元。改革開放時期的深圳特區工廠，在孟看來已「太舊了，沒有杭州的新」。
春運開始的第一天，上路回家的人數尚沒有達到高峰，凌晨時刻，深圳火車站已沒有多少人，來自四川渠縣的七十二歲老人陳魁仍然徘徊在廣場上，身後是一個布包裹和一個裝滿雜物的水桶。當天中午他拿到工錢便來車站買票，卻發現車票早已在網上售賣完，到了凌晨他無處可去，只能在廣場的角落過夜。
文革時他家被劃成地主成份，家人全被害死，不剩一個親人，他隻身從四川逃到湖北得以活命，九九年才又回到四川。出來打工四個月，由於是按小時算工錢，他只賺到三千元錢，還比不上一個普通建築工一個月的收入。這次回去後，他打算不再出來，打算靠種田和政府每月一百五十元的「五保戶」補助為生。在四十年前，陳魁的命運被時代玩弄過一遍，而到如今農民工工資提升、方便的網絡訂票又再一次與他無緣，在闔家團聚的除夕夜，陪「陳魁們」過年的，可能只會有耳際響起的炮竹聲和車站廣場上一陣陣的寒風。
【亞洲週刊 / 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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