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朔觀點－最亮的燭檯下，必然最為黑暗

2013-04-16 940

西諺有曰：「燭檯下最黑暗。」根據同理，我們可以說：「最亮的燭檯底下最黑暗。」原因即是蠟燭只知道用它的

西諺有曰：「燭檯下最黑暗。」根據同理，我們可以說：「最亮的燭檯底下最黑暗。」原因即是蠟燭只知道用它的亮光去照別人，把別人照得眼花撩亂，看起來很堂皇偉大，但這只是一種不誠實的假象；它永遠不會用光亮來照自己，因此，最亮的燭檯乃是一個虛偽的欺騙結構，它的光愈亮，它的底下當然也就最黑暗；黑暗是它光亮的反向辯證。

馬政府的第二任千瘡百孔，現在它的黑暗部分已加速出現。繼他的親信林益世涉貪後，現在又有南投縣長李朝卿涉貪；最駭人聽聞的是馬的黨主席辦公室主任賴素如這種親信中的親信也涉貪被收押。這些馬核心的大人物一個個涉貪，絕非只是巧合，而是必然。這次專欄，我就想來談馬親信涉貪的必然。

前代德國思想家魏特福（Karl A. Wittfogel），以研究中國的官場心理及文化而聞名於世，著有《東方專制主義》一書。他在該書中指出，中國古代帝王統治，權力愈集中，皇帝愈率性恣意而為，則其官僚集團就愈體會到歌功頌德、一切必須盲從的重要和必要。這是權力集中所形成的權力恐怖。而為了平衡這恐怖，所以官場上充斥著價值上的虛無主義，他們只要歌功頌德、高呼萬歲，即可加官晉爵。於是皇帝有權力的快樂，官僚們則有吹牛拍馬、趁機撈錢的快樂。這種撈錢的快樂就從距離燈光最近的燭檯底下開始。

魏特福的分析聚焦於官場文化的實然面，但它在理論的深度上卻比不上十九世紀德國大哲學家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裡的細部分析。黑格爾所謂的「精神現象」乃是研究人與時代的個人和整體的意識變化。他指出，人的意識乃是反覆辯證的，若一個時代的權力者對權力的弘大能有足夠的責任認知和能力信證，他就會形成一種向上運動的高貴意識；他若缺乏了責任與能力，那麼他的權力和形象只不過是一種偽君子的鄉愿，最後他只會使人的劣根性發作，形成了自己和別人的卑賤意識。

馬團隊這些大大小小的核心人物，不思利用自己的接近權力去服務人群，替國家找尋新的方向，卻只知道阿諛取寵，趁機撈錢，這即是一種價值虛無所造成的自我卑賤化。他們這些人，每個人都是資產好幾億的富人，而他們仍不知足的繼續去撈錢，除了自我卑賤化所造成的人格歪曲，已幾乎沒有別的解釋。

說句不恭敬的話，馬核心這些大大小小的權貴，一個個絡繹於途的涉貪，這絕非巧合，而是馬氏風格在權力圈和官場上所造成的必然。馬當權至今業已五年，他除了作秀、講空話、吹噓形象、把形象吹得很光亮外，在實的部分，實在涓滴之功也無。而且他的用人，除了學歷可以唬人外，在學問、判斷力、擔當上也乏善可陳。這是個虛偽的大結構，它不求為國為民，只管作秀唬弄講大話，最後墮落到失去了良知與責任，只剩下升官發財、瘋狂撈錢，一點也不意外。在可見的未來還會有多少親信涉貪，可真的難以預測。在這虛無撈錢的官場文化下，今天的台灣已成了一個務虛不務實的社會，這也不是意外！

一個政權只會在形象上做文章，卻在做事上乏善可陳，這就像只會點蠟燭，把燭光點得火亮，燭檯下的黑暗當然也就愈來愈大。這種點蠟燭的政治學就讓我想到中國點蠟燭政治學的鼻祖：王莽。

王莽乃是古代中國第一個靠著經營形象而位登大寶的狡詐型人物。在權力尚未成熟時，他禮賢下士，演足了沽名釣譽的作秀戲，他成了周公再世的神化人物。但他位登大寶後卻原形畢露；他的國號為「新」，其實卻是比以前的舊還舊，他只會講大話、做壞事，號稱改革，卻弄得貪汙四起、民不聊生。王莽的朝廷都是些巧言令色的佞倖之徒。最後搞到舉國無一人可用，無一將可戰。新莽之可怕，乃是它敗壞了整個國家賴以存在的是非氣節。當一個國家選錯了領導人，它就像一片肥沃的土地遭遇到火燒，會荒廢好幾個十年甚至百年。

一個國家從領導人開始，就必須端正自我意識，用責任心和能力擔當來確保自己的承諾，以誠存心，不去沽名釣譽，不去搞權術陰謀，當主子做得正，下面的人就不會歪。當下面的親信開始就歪成了一片，我所想到的是，它的上梁必早已東倒西歪！

中國時報 / 南方朔觀點（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1/11201304020050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