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朔觀點－政府的心為何愈來愈狠？
2013-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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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公孫丑上》說，人都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這是仁義禮智四端的基礎，因此後來
《孟子•公孫丑上》說，人都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這是仁義禮智四端的基礎，因此後來的人遂說「人心是肉做的」，這表示是非善惡乃是人類的自然本性。
但人心真的是肉做的嗎？我卻懷疑。近代有關邪惡與罪惡的研究，早已發現到人類有太多集體的野蠻、狠毒與殘酷，太多的殺人不眨眼，而它都是有理由的，而且還是被體制化的。因此，近代德國女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遂用「邪惡的常態化」來說近代邪惡的氾濫。人是能感能思的動物，當我們做的事傷害到別人、使別人受苦，理論上別人的受苦就會促成我們的反思，但近代這種反思的空間已日益狹小；近代政府已習慣於意識形態的操縱，意識形態會形成體制，當人們在這種罪惡體制下，他們就會習慣於這種罪惡，並且以「我不做，但別人都在做」這種理由原諒了自己。當人做了罪惡的事太容易自我原諒，那種自我反思的空間即告消失。現代罪惡的氾濫，乃是政府的體制造成的，體制使人在做了邪惡的事情後已不會心裡不安，無感就會無心，本來是肉做的心，也會變得比鐵還硬、還狠！
因此，現代的邪惡氾濫，乃是體制造成的。體制會使人跟著體制走，不邪惡白不邪惡，軍官可以變成魔鬼，官僚也可以變成土匪強盜，這些人敢於公然的做出邪惡的事與他們個人是否邪惡已沒有關係。「無動機的惡意」（Motiveless Malice）乃是最大的邪惡，體制已成了比小我大了好多倍的大我！
因此，整個部隊把江國慶屈打成招，沒有一個人在過程中覺得不安，這就是典型的體制集體罪惡，這種事他們已做了無數次，每次都得心應手、不留後患，江國慶案他們當然依樣畫葫蘆。如果不是江的家人不死心一直追下去，江被槍斃也就斃了，又有誰會知道？偌大的一個體制，對付一個小兵，真是太容易了。一堆軍官當然成了魔鬼。
再以士兵洪仲丘被操到死一案為例，那更是整個體制的邪惡所致。近年來部隊整死人的事已難計其數，反正部隊是個大黑箱，一堆手當然遮住了天，外界諱莫如深，人被整死，死就死了。這次如果不是洪的家人及網友基於義憤把事情鬧大，洪案一定船過水無痕的草草帶過。
因此，關於洪仲丘案，它乃是一起典型的集體殺人制度案件，當它是制度案件，當追究責任時就應由上往下論罪，而不應餖餖飣飣的去在下級的某個人或某些人誰有動機上去做文章。當確定了它是制度殺人，也才可以去改變制度，如果只是去扯下級哪個人的動機如何，那就是把制度殺人的問題推給某幾個倒楣鬼來承擔，邪惡的制度仍然繼續存在！操死人的事也依然繼續！
中國人的思維裡，一向只把邪惡與罪的問題個人化，對政府只是歌功頌德，因此我們永遠不會去想政府所做的集體邪惡與罪惡的問題，但由江國慶案與洪仲丘案已顯示出，政府的集體邪惡與罪惡是存在的。政府由於擁有體制的權力和壟斷資訊及話語權的權力，它遂可以形成體制，任意的剝奪人命，而且不被人知道。當政府可以祕密的做盡壞事，而且不被人知悉，或者可以靠著壟斷話語權，硬將不法不義的事情拗得好像有了歪理，難怪到了近年，政府官員的心已愈來愈硬、愈來愈狠、愈來愈敢。就以苗栗大埔事件為例，政府低價徵收民地後變更地目再出售，即可大賺一筆，這其實已是官兵當土匪強盜，集體的邪惡居然是可以如此囂張的。政府打著「依法辦事」的旗號，卻做著非法的事，這未免太膽大包天了。
因此，由最近的這些事，人們對政府的集體邪惡已需提高警覺。集體邪惡之所以會出現，乃是因為人民已經麻木怠惰，失去了批判的認知與勇氣。當人民散漫怯懦，政府就會自然而然的得寸進尺，軟土深掘，掘到了最後，軍官就會成為魔鬼，官兵就變成強盜土匪！
【中時電子報/南方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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