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之瑜：扁、馬、蔡法律性格與改革困境

2011-09-01 1019

台灣的政治改革行之有年，各界有各種讚譽，認為是和平轉移的民主範例。不過，從李登輝以降迄今，卻還是在不

台灣的政治改革行之有年，各界有各種讚譽，認為是和平轉移的民主範例。不過，從李登輝以降迄今，卻還是在不斷地談政治改革，不但改出了個絕對不接受程序約束的民進黨，還目睹了當前國民黨逢改革就敗選的遭遇。各界追究其因素，眾說紛紜，其中迄未論及的，則是台灣政治領導人的法律文化與性格。

不用說，台灣的法律體系是資本主義法律體系。資本主義的法律體系是隨著經濟發展而形成，而且成為自本主義國家政治統治的價值基礎。台灣傳承的是儒家文化，講求人情關係，對程序不信任。台灣又曾是個殖民地，因此台灣對資本主義法律體系的學習，為求短利的臨摹性質濃厚，內化資本主義價值的程度有限。其結果，台灣的法律文化當然出現突變。在台灣，法律是工具，並不反映價值，所以資本主義價值為核心的法律體系，無助於台灣政治體制建立程序。

法律作為工具，而不做為價值，可以發展出至少三種極端。第一種極端，就是惡訟師文化，把法律當成爭取利益的手段，於是任何法律都可以被解釋出任何結果，導致自己感覺無所不能。惡訟師凡事先問目的是什麼，再決定怎麼利用法律。法律因此變成玩笑，不但自己不相信有什麼價值，也不相信別人可能堅守什麼程序價值。民進黨就是這樣的性格，其中陳水扁更是集大成的玩法專家。

第二種極端，是法律淪為包裝形象的工具，即法律是擋箭牌，用來證明自己沒有錯，或沒有責任。如果自己忽略了什麼沒有做，就說法律沒有授權自己可以做；如果自己做了什麼遭到別人質疑的事，就說自己沒有違反法律程序。

因此自己不做什麼不是因為堅守什麼價值，自己做了什麼也不是因為追求什麼價值。這樣一來，法律的主要意義就是在幫自己證明我沒錯。馬英九是這個極端中的範例。

第三種極端，就是用所有的法律去追求一種與資本主義價值或精神無關的目的，比如台獨。所有的法律都效忠於一個固定且唯一的政治目的，這裡與第一種極端類似之處，就是以法律為工具進行積極的攫取，但不同的是，目標只有一個。這第三種極端與第二種極端也有類似之處，就是凡與目標無關的事都採取預防，但不同的是，第二種極端沒有目標。代表第三種極端的一個範例，就是蔡英文。

這樣的法律文化下追求改革，如何可能建立起公平而且得到共識的程序呢？陳水扁及其黨羽把改革當成自己擴權的工具，還洋洋得意，當然改革的結果就只能是摧毀與自殘，導致任何程序都不受尊重。相對於此，馬英九把改革當成是要讓凡事都在程序上可以自圓其說，改革變成是去靈魂的粉飾包裝，如此改革的結果就只能是造成情緒的反彈與行動的無力。蔡英文的改革碰到的是別人與他的目的不同，她的同志對台獨採取玩世不恭的利用態度，他的政敵不推動台獨，她只能把台獨包裝在法律的使用中，以至於她本人對於改革缺乏真正的想法。

當前國民黨改革難以推動的原因很多，但是台灣這種後殖民法律文化所帶來的影響不可小歔，包括先前民進黨亂政八年所製造的程序崩潰的效果，此一效果所造成馬英九對表面程序的極度敏感，以及馬英九本人甘願受制於形像導向的法律性格等等，應該都也是不能忽視的內在原因，否則就不能說明台灣做為成功民主轉型，卻遭遇改革困境的矛盾現象。

【中評社 / 作者石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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