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昕佑：馬來西亞縱放嫌犯的三個層次
2016-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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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來西亞涉詐騙的20名台灣嫌犯15日遭驅逐出境，並搭機返台，經警方偵訊，16日凌晨全放了。律師蔣昕佑指出，針對此種事件，除了將人帶回外，更應與對岸建立起卷證移送之相關制度，同時將人與卷證併同帶回，或是能夠即時與持有卷證之一方取得相關聯繫。
在馬來西亞涉詐騙的20名台灣嫌犯15日遭驅逐出境，並搭機返台，經警方偵訊，16日凌晨全放了。律師蔣昕佑投書蘋果即時指出，針對此種事件，除了將人帶回外，更應與對岸建立起卷證移送之相關制度，同時將人與卷證併同帶回，或是能夠即時與持有卷證之一方取得相關聯繫。
文章全文如下：
肯亞電信詐騙導致台灣民眾被送往中國一事風波還沒結束，本月16日，從馬來西亞返國的20名涉嫌電信詐騙之台灣民眾返國，但因事證不足，刑事局人員於簡短訊問後即行放人。此事引起輿論關注，對岸網友諷刺：「全世界都在搶人才，台灣卻在搶人渣」、「台灣最美的風景是騙人」等語，也有「詐騙公會感謝文」等網友創作，可見此事確實造成兩岸網友之關切，且不滿之情居多，並衍伸許多嘲諷性質之創作。在這段聲浪中，國人也漸漸有「台灣是詐騙天堂」之聲音，並希望以後發生此事國人都讓對岸帶走，這樣才能有效打擊犯罪。
關於本次的跨國電信詐欺案件，台灣是否真屬於「詐騙天堂」？如果實務運作真的有問題要如何改進？筆者認為探討本次事件時，應該區分為「這批人是否應該回到台灣」、「台灣法規是否無法處理跨國電信詐欺案」以及「檢警偵辦是否不力」等三個層次，將三個層次的問題混為一談，其實容易模糊焦點，並無法指出解決之方式與問題核心。
因此，本文打算針對以上三個層次討論，順序上會先建立起「應然」的部分，也就是理論上應該怎麼處理較佳；再探討「實然」之部分，觀察本次事件中實際之情況為何，於比較應然與時然後，如果有落差，則因素可能為何，未來有可能如何補救。
針對「台灣人於外國涉嫌犯罪時，是否應送回台灣？」之問題
本問題其實牽涉到「引渡」、「遣返」或「驅逐出境」等概念，基本上，該批台灣人既然涉嫌詐欺案件，在馬來西亞自然屬於不受歡迎之人物，馬來西亞本於國家主權，其自然可以排除外國人離境，而如有正式之引渡要求時，馬來西亞也可以國內法或條約規範，將其送往請求引渡之國家。一般而言，遣返或引渡都是回到原國籍之處，本次複雜的原因，自然是因對岸也有被害人。
姑且不論我們與對岸之複雜關係，當地政府自然是第一個偵查審問的機關，如當地政府認為與己無關或無罪，將這批人強制離境時，本於台灣政府之立場，因各地經濟、政治與社會狀況不同，自然應該爭取回國內進行審判。何況流落國外的台灣人未定罪前，頂多只是「嫌犯」的身份，還不能說是「罪犯」。如果因為國民在國外涉嫌刑事案件，國家就不保護他們，放任他們在不熟悉的國家面對司法程序，就是放棄自己的國家高權地位。因此，台灣政府爭取台灣人民回國接受調查，自然並非錯事。
回到本案，因兩岸已建立起「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和刑事司法互助協議」，依此協議與雙方近年來之默契，兩邊目前大多是自行屬於將自己的嫌犯帶回，並以各自的法規進行追訴審判，本次馬來西亞案顯然是依據此慣例做成，在第一個層次上，應然與實然之間並無差異。
針對「國內現行法規，是否能對電信詐騙案追訴處罰？」之問題
承前所述，國家將自己的涉案人民帶回，就是本於相信自己的司法體系，並且是國家高權之展現。然而，如果跟外國交涉後將人帶回來了，國內的檢警機關卻因為法律規定不罰而無法追訴，法院也無法審判，導致罪犯逍遙法外，確實可能造成國際觀感不佳，且喪失日後協商之籌碼。而縱使可以追訴，如罰責過輕，也可能導致嚇阻效力不足，導致國內人民大批輸出至國外詐騙，更使我國形象一落千丈。
仔細分析我國現行立法，電信詐騙案應該依據刑法第339條之4規定處罰，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而雖然有意見認為依據現行刑法第7條，如果在外國犯罪，要重罪才能在國內處罰，電信詐騙案並非最低三年以上之重罪，所以即使嫌犯回國，也無法處罰。然而，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75條，規定在大陸地區犯罪仍得依法處斷，而最高法院也向來有見解認為「我國針對大陸地區並未放棄主權」，因此，既然電信詐騙被害人身處對岸，則對岸屬於刑法的「結果地」，我國自然能針對台灣人騙中國人的刑事案件追訴 。
再者，一年以上七年以下之徒刑，以我國刑法罪責來看，其實並不算輕，已經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貪污治罪條例、證券交易法等以重罪知名的特別刑法中罪名相近，加以詐欺案件可以一罪一罰，騙不同被害人可能被認定為不同行為，累加的結果也可能非常可觀。
據此，第二層次問題如以現行台灣法律規範來看，並不會有無法審問處罰這批被告的問題。而罪刑輕重是否相當，這部分或許有可議之處，而可交由立法機關考量，然而只看刑度輕重，也並不若部分人士想像屬於輕罪。
針對「檢警當場放人是否偵辦不力？」之問題
我國政府雖將嫌犯自國外帶回，然而緊接之偵訊、拘提、聲押、羈押與審判等程序，仍然要依據法定程序，按刑事訴訟法進行。而依據刑事訴訟法，如無相關罪證，檢警單位自然難以對人民為拘提、逮捕等限制人身自由之行為。本次目前訊息，我國向馬來西亞要卷證，馬來西亞表示交給中國，轉向中方要又稱卷證彌封不能打開，檢警單位自然於簡單訊問後，只好倉促放人，就連刑事局也表態一開始就知道會有此結果。
然而，這並不代表檢警辦事不力，於此種輿論沸騰狀況下，基層檢警單位依然願意堅守法定程序，沒有證據就放人，其實反而要給予其讚賞才是。事實上，本文分析至此，應可知悉，至少在大馬案，台灣已經成功把人帶回，且國內法規亦有追訴空間，檢警單位固然出於無奈放人，這也是其落實依法行政的結果，根本無從苛責。
不過，此部分縱使不能苛責檢警，依然顯現了制度上嚴重問題，這種人回來卻難以追究的狀況，或許我們守住了依法行政的底線，仍然會讓打擊犯罪的目的落空。因此，未來針對此種事件，除了將人帶回外，更應該記取教訓，與對岸建立起卷證移送之相關制度，同時將人與卷證併同帶回，或是能夠即時與持有卷證之一方取得相關聯繫。而日後進行追訴時，亦應回歸兩岸先前之打擊犯罪協議，互通相關罪證之有無。關於此，才應該為不分朝野共同努力之目標才是，也需要人民之支持。有部分民眾未能區辨前面三個層次的問題，因為第三層次的失敗，歸咎到第一或第二層次的錯誤，而主張要將我國民眾送到對岸審問，恐怕是畫錯重點。
文章來源：蘋果即時／馬來西亞縱放嫌犯的三個層次
【圖片為資料照】
文章全文如下：
肯亞電信詐騙導致台灣民眾被送往中國一事風波還沒結束，本月16日，從馬來西亞返國的20名涉嫌電信詐騙之台灣民眾返國，但因事證不足，刑事局人員於簡短訊問後即行放人。此事引起輿論關注，對岸網友諷刺：「全世界都在搶人才，台灣卻在搶人渣」、「台灣最美的風景是騙人」等語，也有「詐騙公會感謝文」等網友創作，可見此事確實造成兩岸網友之關切，且不滿之情居多，並衍伸許多嘲諷性質之創作。在這段聲浪中，國人也漸漸有「台灣是詐騙天堂」之聲音，並希望以後發生此事國人都讓對岸帶走，這樣才能有效打擊犯罪。
關於本次的跨國電信詐欺案件，台灣是否真屬於「詐騙天堂」？如果實務運作真的有問題要如何改進？筆者認為探討本次事件時，應該區分為「這批人是否應該回到台灣」、「台灣法規是否無法處理跨國電信詐欺案」以及「檢警偵辦是否不力」等三個層次，將三個層次的問題混為一談，其實容易模糊焦點，並無法指出解決之方式與問題核心。
因此，本文打算針對以上三個層次討論，順序上會先建立起「應然」的部分，也就是理論上應該怎麼處理較佳；再探討「實然」之部分，觀察本次事件中實際之情況為何，於比較應然與時然後，如果有落差，則因素可能為何，未來有可能如何補救。
針對「台灣人於外國涉嫌犯罪時，是否應送回台灣？」之問題
本問題其實牽涉到「引渡」、「遣返」或「驅逐出境」等概念，基本上，該批台灣人既然涉嫌詐欺案件，在馬來西亞自然屬於不受歡迎之人物，馬來西亞本於國家主權，其自然可以排除外國人離境，而如有正式之引渡要求時，馬來西亞也可以國內法或條約規範，將其送往請求引渡之國家。一般而言，遣返或引渡都是回到原國籍之處，本次複雜的原因，自然是因對岸也有被害人。
姑且不論我們與對岸之複雜關係，當地政府自然是第一個偵查審問的機關，如當地政府認為與己無關或無罪，將這批人強制離境時，本於台灣政府之立場，因各地經濟、政治與社會狀況不同，自然應該爭取回國內進行審判。何況流落國外的台灣人未定罪前，頂多只是「嫌犯」的身份，還不能說是「罪犯」。如果因為國民在國外涉嫌刑事案件，國家就不保護他們，放任他們在不熟悉的國家面對司法程序，就是放棄自己的國家高權地位。因此，台灣政府爭取台灣人民回國接受調查，自然並非錯事。
回到本案，因兩岸已建立起「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和刑事司法互助協議」，依此協議與雙方近年來之默契，兩邊目前大多是自行屬於將自己的嫌犯帶回，並以各自的法規進行追訴審判，本次馬來西亞案顯然是依據此慣例做成，在第一個層次上，應然與實然之間並無差異。
針對「國內現行法規，是否能對電信詐騙案追訴處罰？」之問題
承前所述，國家將自己的涉案人民帶回，就是本於相信自己的司法體系，並且是國家高權之展現。然而，如果跟外國交涉後將人帶回來了，國內的檢警機關卻因為法律規定不罰而無法追訴，法院也無法審判，導致罪犯逍遙法外，確實可能造成國際觀感不佳，且喪失日後協商之籌碼。而縱使可以追訴，如罰責過輕，也可能導致嚇阻效力不足，導致國內人民大批輸出至國外詐騙，更使我國形象一落千丈。
仔細分析我國現行立法，電信詐騙案應該依據刑法第339條之4規定處罰，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而雖然有意見認為依據現行刑法第7條，如果在外國犯罪，要重罪才能在國內處罰，電信詐騙案並非最低三年以上之重罪，所以即使嫌犯回國，也無法處罰。然而，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75條，規定在大陸地區犯罪仍得依法處斷，而最高法院也向來有見解認為「我國針對大陸地區並未放棄主權」，因此，既然電信詐騙被害人身處對岸，則對岸屬於刑法的「結果地」，我國自然能針對台灣人騙中國人的刑事案件追訴 。
再者，一年以上七年以下之徒刑，以我國刑法罪責來看，其實並不算輕，已經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貪污治罪條例、證券交易法等以重罪知名的特別刑法中罪名相近，加以詐欺案件可以一罪一罰，騙不同被害人可能被認定為不同行為，累加的結果也可能非常可觀。
據此，第二層次問題如以現行台灣法律規範來看，並不會有無法審問處罰這批被告的問題。而罪刑輕重是否相當，這部分或許有可議之處，而可交由立法機關考量，然而只看刑度輕重，也並不若部分人士想像屬於輕罪。
針對「檢警當場放人是否偵辦不力？」之問題
我國政府雖將嫌犯自國外帶回，然而緊接之偵訊、拘提、聲押、羈押與審判等程序，仍然要依據法定程序，按刑事訴訟法進行。而依據刑事訴訟法，如無相關罪證，檢警單位自然難以對人民為拘提、逮捕等限制人身自由之行為。本次目前訊息，我國向馬來西亞要卷證，馬來西亞表示交給中國，轉向中方要又稱卷證彌封不能打開，檢警單位自然於簡單訊問後，只好倉促放人，就連刑事局也表態一開始就知道會有此結果。
然而，這並不代表檢警辦事不力，於此種輿論沸騰狀況下，基層檢警單位依然願意堅守法定程序，沒有證據就放人，其實反而要給予其讚賞才是。事實上，本文分析至此，應可知悉，至少在大馬案，台灣已經成功把人帶回，且國內法規亦有追訴空間，檢警單位固然出於無奈放人，這也是其落實依法行政的結果，根本無從苛責。
不過，此部分縱使不能苛責檢警，依然顯現了制度上嚴重問題，這種人回來卻難以追究的狀況，或許我們守住了依法行政的底線，仍然會讓打擊犯罪的目的落空。因此，未來針對此種事件，除了將人帶回外，更應該記取教訓，與對岸建立起卷證移送之相關制度，同時將人與卷證併同帶回，或是能夠即時與持有卷證之一方取得相關聯繫。而日後進行追訴時，亦應回歸兩岸先前之打擊犯罪協議，互通相關罪證之有無。關於此，才應該為不分朝野共同努力之目標才是，也需要人民之支持。有部分民眾未能區辨前面三個層次的問題，因為第三層次的失敗，歸咎到第一或第二層次的錯誤，而主張要將我國民眾送到對岸審問，恐怕是畫錯重點。
文章來源：蘋果即時／馬來西亞縱放嫌犯的三個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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