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經：鄧小平身後的政治課題
2017-03-06
1260
今年2月19日是鄧小平逝世20週年。記得1991年甫到東京，我曾與一慶應大學教授做過一番長談。當時，國際社會對鄧的評價有波動，但這位教授卻高度評價鄧的功績。那時，還沒有「南巡講話」，人們更不知道此後中國的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加入世貿等，但那位教授卻預見，在鄧的路線下，中國將會一步步恢復世界大國地位。
日經中文網報導，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劉迪指出，今年2月19日是鄧小平逝世20週年。記得1991年甫到東京，我曾與一慶應大學教授做過一番長談。當時，國際社會對鄧的評價有波動，但這位教授卻高度評價鄧的功績。那時，還沒有「南巡講話」，人們更不知道此後中國的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加入世貿等，但那位教授卻預見，在鄧的路線下，中國將會一步步恢復世界大國地位。
鄧小平的超人之處，在於其無視「本本」，重視實踐的理性態度。這個特點，與他早年在歐洲社會的體驗，對美日已開發國家的觀察以及對蘇聯模式的洞察均有關係。他從事實出發制定政策，從善如流，不僵化，這是鄧小平力量所在。
在鄧小平路線下，今天中國呈現多元社會、經濟自由化、行政分權。在深厚的文化積澱，社會多樣性之上，中國導入外部世界的新知，極大刺激了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追求的慾望。這種慾望，成為中國發展的重大動力。
以西方角度看，中國仍是威權體制國家。但我們知道，在當今時代，沒有任何一個政權，可以不聽取人民的意見而可以長期存在下去。中國政治觀察家發現，不論在鄧小平在世期間或其去世之後，中國共産黨及中國政府，一直不斷調適其統治方式。這是中國政治體制存在至今的重要原因。
鄧小平的成功，在於他在中共高層政治家中的威望，以及他懂得如何利用大批熟悉中國中層、基層社會的官僚。中國的高速增長，主要依靠地方領導力量的發揮。在中央與地方關係中，實施了一種「行為聯邦制」。中央與地方，存在一定的行為模式，雖然不是契約，但卻形成一定之規。中央以GDP成長為標準，建立了一個幹部考核體制。在這個體制下，實行地方首長責任制。任何經濟、社會目標，都被作為政治任務，層層下放，一直到最底層。有人稱這套系統為「壓力型體制」。正是在鄧小平設計的這個體制下，中國創造了高速增長數十年的奇蹟。
但是，中國中央政府的GDP主義，讓地方官僚以為，只要完成經濟發展目標，自己在其任地做任何壞事，中央都不聞不問。中國高速增長的時代，也是地方官僚腐敗日益猖獗的時代。一時間中國輿論盛傳「改革與革命賽跑」，形勢十分險惡。
在政治手法方面，毛澤東喜歡「大眾動員」，而鄧小平寧可相信官僚而非大眾。他的成功，來自中央與地方官僚的經濟增長契約。但是，在這個增長契約中，卻沒有完善對官僚的監督機制。官僚貪腐，嚴重威脅到政府統治的正統性。今天中國面臨社會轉型，為此必須迅速建立一個與新型社會相適應的強大有力的官僚隊伍。
相信官僚而非大眾，或與鄧小平的特殊經歷有關。文革時代遭大眾批判，讓他看透「群眾運動」的非理性、荒謬。鄧小平不相信精神主義，他以物質主義改變中國。在鄧小平路線下，中國建成一個「大眾社會 mass society」。這個社會，重覆了20世紀已開發國家大量生産、大量消費的模式，在這個社會中，大眾媒體發展、教育程度提高，大眾意志日益稱為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在經濟發展的前面，一個強大的「大眾社會」正在崛起，這個社會不但存在經濟要求，也有政治訴求。
今天中國的言論空間左右分裂，兩軍對陣。其實，不論左右，各個陣營的贊同者並不是堅定的意識形態信仰者。但是，這種意見的對峙，很大程度來自大眾在溫飽問題解決之後，他們內心滋生出要求「平等」的願望。這種朦朧的願望，如果恰逢詭譎多變的外部環境，很容易變成盲目的力量。
在清除腐敗同時，中國政治領袖清醒看到大眾力量的崛起。中國政治的任務，是否一定是要不斷促進經濟發展，來滿足這種無盡的慾望？如果不是，那麼中國政治究竟應該做什麼？中國政治必須思考，如何引導著這種巨大洪流，吸收這種巨大能量。懲治腐敗官僚，同時又要避免文革式大眾運動的爆發，這對今天的中國政治領導人來説，需要十分高超的政治經驗與方法。
今天中國政治面臨一個如何處理內外關係的問題。如何調整內外關係，保障內部轉型過渡的順利，這是中國政治的核心。中國仍處在一個轉型期，不宜過分對外發力，而應注重內部各種關係梳理。
什麼是一個好的政治體制？如何建立一個好的政治體制？對中國來説，既能保證社會穩定，也能促進社會改革、進步的政治體制，是最好的體制。
民主政體、言論自由非常重要，但是中東地區的民主實踐，讓人們重新審視，現代民主制究竟需要何種條件。人們更加深刻認識到，如果沒有法治、沒有自治傳統、缺乏文化、政治共同體意識，那麼即使建立了民主制度，也是一種低層次的民主制。
但是，任何壓制性措施，都無法帶來政治體制的長期穩定。如何建立一個相對自由的空間？社會的重建非常重要。億萬個人與國家之間，必須存在一個強大、完善的社會，國家才能擺脫來自個人的直接壓力，實現國家、社會與個人的正確分工。如果社會組織、社會團體能夠實現自治，那麼有許多國家與個人的衝突可以迴避，許多問題會在社
在鄧小平之後20年間，中國政治既面臨重構官僚機構的重大任務，同時也必須回應日益崛起的大眾階層對社會公平、正義的要求。
【圖片為資料照】
鄧小平的超人之處，在於其無視「本本」，重視實踐的理性態度。這個特點，與他早年在歐洲社會的體驗，對美日已開發國家的觀察以及對蘇聯模式的洞察均有關係。他從事實出發制定政策，從善如流，不僵化，這是鄧小平力量所在。
在鄧小平路線下，今天中國呈現多元社會、經濟自由化、行政分權。在深厚的文化積澱，社會多樣性之上，中國導入外部世界的新知，極大刺激了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追求的慾望。這種慾望，成為中國發展的重大動力。
以西方角度看，中國仍是威權體制國家。但我們知道，在當今時代，沒有任何一個政權，可以不聽取人民的意見而可以長期存在下去。中國政治觀察家發現，不論在鄧小平在世期間或其去世之後，中國共産黨及中國政府，一直不斷調適其統治方式。這是中國政治體制存在至今的重要原因。
鄧小平的成功，在於他在中共高層政治家中的威望，以及他懂得如何利用大批熟悉中國中層、基層社會的官僚。中國的高速增長，主要依靠地方領導力量的發揮。在中央與地方關係中，實施了一種「行為聯邦制」。中央與地方，存在一定的行為模式，雖然不是契約，但卻形成一定之規。中央以GDP成長為標準，建立了一個幹部考核體制。在這個體制下，實行地方首長責任制。任何經濟、社會目標，都被作為政治任務，層層下放，一直到最底層。有人稱這套系統為「壓力型體制」。正是在鄧小平設計的這個體制下，中國創造了高速增長數十年的奇蹟。
但是，中國中央政府的GDP主義，讓地方官僚以為，只要完成經濟發展目標，自己在其任地做任何壞事，中央都不聞不問。中國高速增長的時代，也是地方官僚腐敗日益猖獗的時代。一時間中國輿論盛傳「改革與革命賽跑」，形勢十分險惡。
在政治手法方面，毛澤東喜歡「大眾動員」，而鄧小平寧可相信官僚而非大眾。他的成功，來自中央與地方官僚的經濟增長契約。但是，在這個增長契約中，卻沒有完善對官僚的監督機制。官僚貪腐，嚴重威脅到政府統治的正統性。今天中國面臨社會轉型，為此必須迅速建立一個與新型社會相適應的強大有力的官僚隊伍。
相信官僚而非大眾，或與鄧小平的特殊經歷有關。文革時代遭大眾批判，讓他看透「群眾運動」的非理性、荒謬。鄧小平不相信精神主義，他以物質主義改變中國。在鄧小平路線下，中國建成一個「大眾社會 mass society」。這個社會，重覆了20世紀已開發國家大量生産、大量消費的模式，在這個社會中，大眾媒體發展、教育程度提高，大眾意志日益稱為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在經濟發展的前面，一個強大的「大眾社會」正在崛起，這個社會不但存在經濟要求，也有政治訴求。
今天中國的言論空間左右分裂，兩軍對陣。其實，不論左右，各個陣營的贊同者並不是堅定的意識形態信仰者。但是，這種意見的對峙，很大程度來自大眾在溫飽問題解決之後，他們內心滋生出要求「平等」的願望。這種朦朧的願望，如果恰逢詭譎多變的外部環境，很容易變成盲目的力量。
在清除腐敗同時，中國政治領袖清醒看到大眾力量的崛起。中國政治的任務，是否一定是要不斷促進經濟發展，來滿足這種無盡的慾望？如果不是，那麼中國政治究竟應該做什麼？中國政治必須思考，如何引導著這種巨大洪流，吸收這種巨大能量。懲治腐敗官僚，同時又要避免文革式大眾運動的爆發，這對今天的中國政治領導人來説，需要十分高超的政治經驗與方法。
今天中國政治面臨一個如何處理內外關係的問題。如何調整內外關係，保障內部轉型過渡的順利，這是中國政治的核心。中國仍處在一個轉型期，不宜過分對外發力，而應注重內部各種關係梳理。
什麼是一個好的政治體制？如何建立一個好的政治體制？對中國來説，既能保證社會穩定，也能促進社會改革、進步的政治體制，是最好的體制。
民主政體、言論自由非常重要，但是中東地區的民主實踐，讓人們重新審視，現代民主制究竟需要何種條件。人們更加深刻認識到，如果沒有法治、沒有自治傳統、缺乏文化、政治共同體意識，那麼即使建立了民主制度，也是一種低層次的民主制。
但是，任何壓制性措施，都無法帶來政治體制的長期穩定。如何建立一個相對自由的空間？社會的重建非常重要。億萬個人與國家之間，必須存在一個強大、完善的社會，國家才能擺脫來自個人的直接壓力，實現國家、社會與個人的正確分工。如果社會組織、社會團體能夠實現自治，那麼有許多國家與個人的衝突可以迴避，許多問題會在社
在鄧小平之後20年間，中國政治既面臨重構官僚機構的重大任務，同時也必須回應日益崛起的大眾階層對社會公平、正義的要求。
【圖片為資料照】
作者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