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春山
-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
中共建黨百年系列一《內政篇》：承先啟後，穩中求進
2021-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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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認為，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但他可能沒有想到，中國大陸的政治情勢發展，正是其中的一個重大變數。
趙春山／評論
今（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週年，這個號稱擁有9,500萬黨員的組織，目前正領導全世界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回顧中共的歷史發展，1989年爆發的「蘇東劇變」，是一個重大轉折。中共沒有成為另一個倒下的骨牌，確實讓西方部分人士感到意外。因為蘇聯解體之前出現的經濟、人口、貪腐和民族問題等，當時也同樣存在於中國大陸。
列寧說「堡壘往往最先從內部攻破」。中共認為蘇聯解體是內因大於外因，走向「自我消亡」的末路，是因為共產黨的「自廢武功」，以及沒有做好選擇接班人的工作。蘇聯因此成為西方「和平演變」戰略下的祭品，戈巴契夫也成為蘇共政權的「堀墓人」。前中共領導人江澤民記取蘇聯敗亡的教訓，大力展開「和平演變及反和平演變的鬥爭」。中共雖然避開了攸關政權存亡的一場政治風暴，但黨已出現中央領導權威低落和地方組織渙散的問題。
背著紅色傳承的歷史使命感，習近平於2012年11月入主中南海。2013年初，習近平提「兩個不能否定論」，即「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這說明習近平想扮演承先啟後的角色，但與其前任不同的是，習是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高度來看待中共的政治發展，於是就有了「兩個一百年」目標的戰略部署。
首先，習近平仿效毛澤東，努力建立個人的領導權威。習上任後，在體制外廣設各種「小組」，來擴大自己的核心權力，並透過修憲取得延任的「正當性」。在中共官方編寫的「百年大事記」中，習近平名字出現的次數，多於毛澤東，也比前任鄧、江、胡三位領導人的總和還多。外界認為，習已建立「超鄧趕毛」的個人崇拜地位。
其次，習強調思想工作的重要性。在共黨國家，意識形態、政策和權力三者之間，存在相互聯繫又相互制約的辯證關係。習近平是毛澤東的忠實信徒，他運用毛澤東路線，來處理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後留下的問題。例如，「十四五規劃」的目標是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我認為這就是「計劃和市場的結合」，強調自力更生，也不忽略對外開放。習近平希望以創新，達到科技自立自強的目標，創新發展項目著重在電腦和智慧手機的半導體、5G電信、人工智慧（AI）等。
最後，習與前任不同，把反腐作為「黨建」工作的重點。中共的權力結構以黨為樞紐，權力腐化由個人發展為集體，形成了中共黨風黨紀敗壞的一個特色。反腐旨在維持黨的紀律，也可藉此剷除異己，故習上任後加大反腐力道。中共官方聲稱，自18大以來，中共紀檢監察機構已立案審查385萬案件、查處408萬9,000人，給予黨紀和政務處分者約374萬2,000人，包括許多中共高官。
習近平7月1日在百年黨慶大會上，志得意滿地列舉中共建黨以來的諸多成就，但誠如中共「19屆5中全會」的公報所說，中共發展「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我認為，要應對挑戰，習近平必須如同歷任中共領導人，處理好改革、穩定和發展三者間的關係。對習而言，最重要的是如何維持「三個穩定」，即經濟穩定、社會穩定和政治穩定。
經濟是「下層基礎」。新冠疫情期間，中共去（2020）年還能維持2.3％的經濟成長率，成為主要經濟體中的唯一正成長者，實屬難能可貴。展望未來，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共同出版《中國2049：走向世界經濟強國》，認為中國將在2025年達到世界銀行的高收入經濟體標凖，2030年之後經濟總規模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儘管如此，報告列舉中國將面臨下列三項新挑戰：一，高人均GDP使中國喪失低勞動成本優勢，中國經濟面臨劇烈轉型；二，人口快速老齡化；三，逆全球化趨勢下，中國能否繼續保持高增速。
社會穩定涉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問題。中共雖已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解決絕對貧困問題，但正如習近平在中共19大《報告》中所說，「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不平則鳴，分配不均不但形成嚴重的社會問題，且對習近平所謂「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的說法，形成巨大諷刺。
談到政治穩定，習近平在面臨「改革亡黨，不改革亡國」的困難抉擇時，毅然推動反腐工作。這是一個正確的決定，但也冒著相當大的政治風險；習因反腐獲得掌控全局的權力，但那些失去既得利益者，隨時會伺機而動進行反撲，從而造成政治的動盪不安。
此外，習要維持政治穩定，必須針對未來的權力過渡問題，進行「超前部署」。目前在中共領導班子裡，還看不出誰是「明顯接班人」（heir apparent）；而「繼承問題」，一直被認為是共黨制度的「阿基里斯之踵」（Achilles' heel）。
中共政治體制凸出最高領袖的角色和權力。根據韋伯（Max Weber）的說法，展現領袖個人特質的「政治魅力」（charisma），可能因「例行化」（routinization）而制度化於某一職位，並經由既定的繼承規則，讓政治魅力由一個接班人傳到另一個接班人，而不論其個人資質如何。習近平的修憲延任，被外界視為已打破鄧小平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的遊戲規則。
習近平認為，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但他可能沒有想到，中國大陸的政治情勢發展，正是其中的一個重大變數。
今（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週年，這個號稱擁有9,500萬黨員的組織，目前正領導全世界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回顧中共的歷史發展，1989年爆發的「蘇東劇變」，是一個重大轉折。中共沒有成為另一個倒下的骨牌，確實讓西方部分人士感到意外。因為蘇聯解體之前出現的經濟、人口、貪腐和民族問題等，當時也同樣存在於中國大陸。
列寧說「堡壘往往最先從內部攻破」。中共認為蘇聯解體是內因大於外因，走向「自我消亡」的末路，是因為共產黨的「自廢武功」，以及沒有做好選擇接班人的工作。蘇聯因此成為西方「和平演變」戰略下的祭品，戈巴契夫也成為蘇共政權的「堀墓人」。前中共領導人江澤民記取蘇聯敗亡的教訓，大力展開「和平演變及反和平演變的鬥爭」。中共雖然避開了攸關政權存亡的一場政治風暴，但黨已出現中央領導權威低落和地方組織渙散的問題。
背著紅色傳承的歷史使命感，習近平於2012年11月入主中南海。2013年初，習近平提「兩個不能否定論」，即「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這說明習近平想扮演承先啟後的角色，但與其前任不同的是，習是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高度來看待中共的政治發展，於是就有了「兩個一百年」目標的戰略部署。
首先，習近平仿效毛澤東，努力建立個人的領導權威。習上任後，在體制外廣設各種「小組」，來擴大自己的核心權力，並透過修憲取得延任的「正當性」。在中共官方編寫的「百年大事記」中，習近平名字出現的次數，多於毛澤東，也比前任鄧、江、胡三位領導人的總和還多。外界認為，習已建立「超鄧趕毛」的個人崇拜地位。
其次，習強調思想工作的重要性。在共黨國家，意識形態、政策和權力三者之間，存在相互聯繫又相互制約的辯證關係。習近平是毛澤東的忠實信徒，他運用毛澤東路線，來處理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後留下的問題。例如，「十四五規劃」的目標是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我認為這就是「計劃和市場的結合」，強調自力更生，也不忽略對外開放。習近平希望以創新，達到科技自立自強的目標，創新發展項目著重在電腦和智慧手機的半導體、5G電信、人工智慧（AI）等。
最後，習與前任不同，把反腐作為「黨建」工作的重點。中共的權力結構以黨為樞紐，權力腐化由個人發展為集體，形成了中共黨風黨紀敗壞的一個特色。反腐旨在維持黨的紀律，也可藉此剷除異己，故習上任後加大反腐力道。中共官方聲稱，自18大以來，中共紀檢監察機構已立案審查385萬案件、查處408萬9,000人，給予黨紀和政務處分者約374萬2,000人，包括許多中共高官。
習近平7月1日在百年黨慶大會上，志得意滿地列舉中共建黨以來的諸多成就，但誠如中共「19屆5中全會」的公報所說，中共發展「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我認為，要應對挑戰，習近平必須如同歷任中共領導人，處理好改革、穩定和發展三者間的關係。對習而言，最重要的是如何維持「三個穩定」，即經濟穩定、社會穩定和政治穩定。
經濟是「下層基礎」。新冠疫情期間，中共去（2020）年還能維持2.3％的經濟成長率，成為主要經濟體中的唯一正成長者，實屬難能可貴。展望未來，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共同出版《中國2049：走向世界經濟強國》，認為中國將在2025年達到世界銀行的高收入經濟體標凖，2030年之後經濟總規模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儘管如此，報告列舉中國將面臨下列三項新挑戰：一，高人均GDP使中國喪失低勞動成本優勢，中國經濟面臨劇烈轉型；二，人口快速老齡化；三，逆全球化趨勢下，中國能否繼續保持高增速。
社會穩定涉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問題。中共雖已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解決絕對貧困問題，但正如習近平在中共19大《報告》中所說，「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不平則鳴，分配不均不但形成嚴重的社會問題，且對習近平所謂「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的說法，形成巨大諷刺。
談到政治穩定，習近平在面臨「改革亡黨，不改革亡國」的困難抉擇時，毅然推動反腐工作。這是一個正確的決定，但也冒著相當大的政治風險；習因反腐獲得掌控全局的權力，但那些失去既得利益者，隨時會伺機而動進行反撲，從而造成政治的動盪不安。
此外，習要維持政治穩定，必須針對未來的權力過渡問題，進行「超前部署」。目前在中共領導班子裡，還看不出誰是「明顯接班人」（heir apparent）；而「繼承問題」，一直被認為是共黨制度的「阿基里斯之踵」（Achilles' heel）。
中共政治體制凸出最高領袖的角色和權力。根據韋伯（Max Weber）的說法，展現領袖個人特質的「政治魅力」（charisma），可能因「例行化」（routinization）而制度化於某一職位，並經由既定的繼承規則，讓政治魅力由一個接班人傳到另一個接班人，而不論其個人資質如何。習近平的修憲延任，被外界視為已打破鄧小平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的遊戲規則。
習近平認為，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但他可能沒有想到，中國大陸的政治情勢發展，正是其中的一個重大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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