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國力逆轉症候群
2012-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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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保釣人士登上釣魚台，為保釣歷史寫下新頁。不過，日本以「慰靈祭」反制且讓更多的日本人舉旗登島，而中
香港保釣人士登上釣魚台，為保釣歷史寫下新頁。不過，日本以「慰靈祭」反制且讓更多的日本人舉旗登島，而中國大陸隨之在二十多個城市爆發大規模反日遊行。兩國民族主義升溫，使解決釣魚台爭議的前景充滿不確定性。
熱情過後，還是得回到冷靜。在思考尋求解決之道之前，恐怕還需從為什麼近期釣魚台衝突此起彼伏說起。
圍繞在釣魚台的紛爭主要發生在中國（大陸）與日本之間，兩年前的中日撞船事件，以及今年四月以來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提購島計畫，當然是主要的導火線。不過，更值得關注的是這些衝突背後的結構性因素｜中日兩國的國力逆轉。筆者將此因素所引發的一系列衝突，稱之為「中日國力逆轉症候群」。
二○一○年，長年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日本，在國內生產總值方面首次被中國超越，成為中國取代日本成為亞洲「一哥」的重要指標。然中日兩國無論是政府還是民眾都沒做好國力逆轉後的心理準備。中國人還在摸索如何在東亞地區成為有責任的「一哥」，而聽慣了「日本第一」（哈佛大學傅高義教授）的日本人也不心甘情就這樣淪為亞洲老二。在此過渡期，中日之間很容易因一些經年的問題而引發劇烈的衝突，二○○五年的「歷史問題」與這兩年的釣魚台衝突就是在這種脈絡下發生的。
值得強調的是，也正因雙方對國力逆轉的不適應，使民族情緒在不安的過渡期中容易被這些衝突激發，陷入難以收拾的境地。一方面，「中國崛起」提升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使他們在面對挑戰自己民族尊嚴的外來壓力之際，有更敏銳反應，加上體制上缺陷，導致民族主義熱情易走向失控。另一方面，經歷「失落的二十年」，日本人逐漸失去對國家前途的信心，導致高舉民族主義旗幟的右翼勢力獲得更多著力的空間。
「中日國力逆轉症候群」在釣魚台衝突的具體表現，在於中國與日本雙方都不約而同地逐漸失去耐心，有意無意地挑戰彼此多年來恪守的默契，並互相指責，使問題不斷升溫，卻看不到出口。
「互相克制、互不做出挑釁行為」這個中日之間過去在處理釣魚台問題上的默契，可以追溯到一九七○年代。到了一九七八年，鄧小平在與日本商議簽署《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之際，提議將爭端留待後人解決的「擱置爭議」主張。其主張雖然在「國力逆轉症候群」蔓延的今天，愈來愈受到民意的挑戰，而逐漸失去支持點，然而卻也使釣魚台問題在兩國關係中沉寂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在此期間，實際控制了釣魚台的日本也大致恪守了此一默契，反映在沒有公然明示的「三不政策」，即不駐軍、不開發島上資源、不開採海底資源。然而，當「中日國力逆轉症候群」逐漸浮現後，這種默契也隨之鬆動起來。
自從一九九八年劉華清主導中國海軍重建以來，北京海洋戰略的方向逐漸從「無所作為」走向「有所作為」。而隨著維護「海權」的呼聲逐年升高，近年來中國的軍艦或出沒、或通過琉球附近海域的次數也不斷增加。而自從兩年前撞船事件發生後，中國漁政船也開始在釣魚台附近海域巡邏，並將之「常態化」。另一方面，二○○三年大陸保釣運動興起，翌年還成功登上釣魚台。這些變化成為近年來日本動作不斷、企圖強化控制釣魚台、促成美軍對「周邊有事」重視的藉口，而石原的購島構想，也是在此背景下出籠的。
「八一五」保釣行動中，中國始終沒有派出海監船護航，日本在應對登島行為時也有所克制，彰顯中日雙方在激烈踫撞的國力逆轉過渡期，仍保有一定的理性思維，而回到彼此克制的默契，正是解決目前釣魚台危機的唯一出路。此一思路，也與馬英九呼籲「互相克制、擱置爭議」的《東海和平倡議》不謀而合，突顯了該倡議不僅具有高瞻遠矚的洞見，也具有處理目前釣魚台危機的現實意義。
中國時報 【林泉忠】（作者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東京大學法學博士）
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1/1120120821004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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