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衛東：增進兩岸政治互信五大建議

2013-01-24 499

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副所長朱衛東研究員在《中國評論》月刊12月號發表專文《十八大後增進兩岸政治互信的

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副所長朱衛東研究員在《中國評論》月刊12月號發表專文《十八大後增進兩岸政治互信的五大政策建議》，作者認為：“在兩岸關係發展跨入鞏固深化新階段的時候，不斷增進兩岸戰略互信是兩岸雙方的必然選擇。只有通過不斷增進兩岸政治互信，才能鞏固和擴大兩岸關係發展的成果；同時又能通過新的發展成果累積更多、更強的互信，推動兩岸關係不斷取得更大的發展。兩岸之間的互信越強，達成的共識越多，分歧就越少，機會就越大，前景就越光明。”文章內容如下：

剛剛閉幕的中共十八大針對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兩岸關係發展的總體形勢，明確提出了未來五年對台工作的指導思想和總體要求，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行動指南。十八大報告涉台部分所提出的基本任務以及對兩岸關係重大問題的基本主張，雖然合情合理、務實可行，但在目前的兩岸現實下要想穩步順利推進，其首要關鍵仍然是必須千方百計地鞏固和增進國共兩黨和兩岸雙方的政治互信。當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正由開創期進入鞏固深化期，這將是一個對兩岸信心、耐心和智慧帶來更大挑戰的全新階段。在兩岸關係向“深水區”推進的時候，兩岸能否繼續保持和增進同舟共濟的政治互信，對同在一條船上的雙方來說至關重要，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在此，筆者擬就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如何進一步加強兩岸政治互信提出五大政策建議。

始終將增進兩岸政治互信擺在兩岸關係發展的突出位置上

政治互信顧名思義是政治上的相互信任，這既是政治關係發展的一個基本點也是政治交往中一個很高的境界，一旦有了互信雙方存在的問題就容易找到解決辦法甚至迎刃而解。對涉及信任的相關理論研究表明，信任是政治合作和聯盟形成的必要條件。“信心與承諾是構成信任的兩個主要組成元素”。?信任作為一種變數，具有“情境性”和“時間性”的特點，在不同的情境中，信任的概念是不一樣的，它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亦即，信任既有程度之分又有時間之別，需要雙方用心珍惜、鞏固和累積。

兩岸政治互信就是海峽兩岸各自在政治上相互信任、相互給予對方政治信心。大陸方面一貫高度重視政治互信對兩岸關係健康發展的極端重要性。2005年，胡錦濤總書記在與國民黨主席連戰舉行的正式會談中，提出發展兩岸關係的四點主張，第一點就是“建立政治上的互信，互相尊重，求同存異”；2008年，胡總書記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3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六點意見”，第一點也是強調“恪守一個中國，增進政治互信”的主張。2012年3月，胡總書記在會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時再次強調，“兩黨和兩岸雙方繼續鞏固和增進政治互信，仍然是今後兩岸關係保持良好發展勢頭的首要關鍵和前進動力”。?

基於這樣的認識，大陸領導人近年來在很多場合不斷強調維護和增進政治互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並在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實踐中，始終秉持“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的原則，保持雙方良性善意互動，不急不躁，努力擴大共識；按照“先易後難、先經後政、把握節奏、循序漸進”的思路穩步扎實推進，積極創造條件，尋求解決兩岸關係發展中遇到的問題。另一方面，自2008年5月馬英九上台以來，台灣方面在維護兩岸政治互信方面也作出了積極的努力，正是兩岸雙方在反對“台獨”、認同“92共識”問題上建立了最基本的政治互信，使得過去四年兩岸關係能夠取得一系列的突破性進展和重要成果，實現了歷史性轉折。

當前，兩岸關係雖然獲得了很大改善，但政治互信的水準仍然很低，兩岸只是建立了初步的政治互信，無論是國共兩黨之間、還是兩岸當局與民間社會乃至領導人個人之間仍缺乏足夠的信任，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社會基礎和經濟基礎仍須進一步鞏固和擴大。

因此，要確保兩岸關係健康可持續發展，深刻認識、高度重視、精心維護兩岸政治互信的意義至關重要，倘若兩岸對此缺乏清醒足夠的認識，則不僅將難以累積擴大新的互信，而且業已存在的互信也容易遭到侵蝕甚至毀損。所以，未來一個時期，海峽兩岸應始終將維護、累積和增強政治互信擺在兩岸關係發展的突出位置上來，這不僅是一個思想認識問題，更要體現在具體的行動中。可以說，兩岸政治互信的程度越高，越容易克服干擾、抵禦風險，越有利於擴大共識、解決問題。

要認同和維護“兩岸同屬一國”這一雙方政治互信的基石

信任理論告訴我們，信任本質上是建立於認知基礎上的預期，認知構成信任概念與信任形成的基礎。正如政治心理學家拉森所言，“心理學意義上的信任涉及三種不同的意義----可預測性、可信性以及良好的意圖”。?羅伯特.斯溫斯認為，信任建立與產生之前，博弈雙方應經歷一個“承諾期”，“承諾”將直接影響信任的建立；伯爾尼哈特.利布曼根據博弈遊戲實驗的結果，提出一種基於利益的信任概念，即，我們信任他人是與我們自己的個人利益與道德緊密相關。?上述研究表明，信任形成的必要條件為預期的出現，如果對他者的行為、意圖等無法做出預期，那麼信任很難形成。政治行為者相互信任的建立，取決於雙方相互認知基礎上的共同承諾、可預測性以及可信性。

就兩岸政治互信而言，雖然兩岸還沒有統一，但中國領土和主權沒有分裂，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亦即“兩岸同屬一個國家”的事實也沒有改變。“確認這一事實，符合兩岸現行規定，應該是雙方都可以做到的”。?過去，兩岸在堅持“九二共識”，堅決反對“台獨”問題上達成的共識和共同承諾，其根本點就是認同“兩岸同屬一國”，這應成為建立政治信任的必要條件，也是雙方下一步深化政治互信的根本基礎。所謂“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團結不固；團結不固，不能共存”就是這個道理。認同“兩岸一國”，是兩岸建立政治互信並進一步加強合作的題中之義，兩岸之間只要確立了“一國”這個“大同”，彼此就有了最基本的互信，就可以做到求同存異、聚同化異。

2012年7月，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第八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中又進一步提出，“當前，增進政治互信就是要維護和鞏固一個中國的框架”，“一個中國框架的核心是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國家，兩岸關係不是國與國的關係，兩岸從各自現行規定出發，確認這一客觀事實，形成共同認知，就確立、維護和鞏固了一個中國框架。在此基礎上，雙方可以求同存異，增強彼此的包容性”。?兩岸共同維護一個中國框架的主張，是大陸因應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形勢和兩岸尚未統一的實際情況所提出的非常有包容性和創意的主張，體現了大陸對台工作的新思維和解決問題的誠意善意。從發展的眼光看，體現一中原則、維護一中框架的表現形式，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針對不同的對象，可以有不同的表達方式和實現路徑，但是“兩岸同屬一個國家”這一核心不會也不應有任何變化。

兩岸不僅要認同維護互信的基礎，更要進一步加強和擴大互信。要做到這一點，一方面，兩岸要珍惜呵護來之不易的互信，多擴大共識少凸顯分歧。目前情況下，兩岸刻意模糊擱置重大分歧的做法不是無視其存在，而是不使分歧影響其他容易達成共識問題的解決，進而為解決疑難問題創造條件。比如，台灣方面出於多種考慮將“一國兩區”中的“一國”明確為“一個中華民國”，在兩岸關係上便壓縮了雙方在“一國”問題上求同存異的空間。另一方面，要在認同兩岸同屬一中、維護一中框架這一原則問題上形成更為清晰的共同認知和一致立場，明示“兩岸一國”、“兩岸關係不是國與國的關係”，努力實現“一中同表”或“共表一中”，直至“兩岸同屬一國”法律化，為兩岸建構全方位的戰略互信，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奠定共同的法理基礎。

反對“台獨”、認同“兩岸同屬一國”，不僅是兩岸當局、國共兩黨之間建立政治互信的根本基礎，也是大陸同包括民進黨在內的島內其他政黨建立政治互信的基礎。中共十八大政治報告提出“對台灣任何政黨，只要不主張‘台獨’、認同一個中國，我們都願意同他們交往、對話、合作。”?

目前，共民之間因為民進黨一直堅守“台獨”和兩岸“一邊一國”立場導致兩黨難以建立政治互信，這是非常令人遺憾的。大陸一直希望民進黨能夠早日撤除自己為民共對話設置的障礙，擯棄“台獨黨綱”，為雙方的對話合作創造條件和空間，因為這樣做，對兩岸關係有利，對台灣民眾有利，對民進黨也有利。只要民進黨誠心誠意地想解決問題而不是以漫天要價的方式拒絕對話，民共之間總會有智慧找到處理問題的辦法的，畢竟，辦法總比困難多。

共民之間雖無歷史恩怨，但是在涉及到整個中國國家領土主權問題上存在重大分歧。對此，大陸的立場是一貫的，態度是友善的、真誠的，但是絕不會拿原則作交易。體現一中原則的表現形式可以與時俱進，雙方在新形勢下也完全有辦法找到彼此都可以接受的表述方式，但要害是不應主張“台獨”、不能違背“兩岸同屬一國”。對民進黨人士，包括那些曾經主張、追隨和從事“台獨”的人，以適當身份到大陸走走看看，大陸一直是持鼓勵和歡迎的態度。今年10月民進黨前主席謝長廷先生成功參訪大陸就是一次有益的嘗試。期望民進黨拿出實際行動展現誠意，降低敵意，逐步放棄“台獨”立場。相信通過雙方的共同努力，共民之間的政治互信一定能夠建立起來，民共對話合作的新時代也一定會到來。

要以自信尊重包容雙贏的思維　　積極善意穩妥地增進兩岸互信

有關信任的理論認為，將信任建立於認知期望基礎上，還需考慮情緒因素，信任需要一種溫暖和情感的感覺。我們對他人的期望的程度，與情緒因素緊密相關，積極的情緒會影響認知與預期。

當前，增進兩岸互信必須要擯棄零和心態、冷戰思維等諸多舊觀念、舊思維。零和思維的危害在於具有“自我實現的預言”的性質，冷戰思維的害處在於，僅以所謂政治制度和價值觀來決定雙方的關係，搞排他性的對立對抗，這些舊時代的舊思維完全不具建設性，無助於兩岸問題的處理與解決。加強兩岸互信、發展兩岸關係沒有指導手冊可循，但是樹立自信、尊重、包容和雙贏的思維對兩岸來說是最佳的選擇，這些需要雙方都具備相當的遠見、魄力與創新意識。

未來，雙方應從戰略和長遠的角度出發，認准共同利益，相向而行，善意互動，積極穩妥地不斷增強兩岸各個領域的互信基礎，妥善管控和處理分歧，進一步擴大雙方的合作，在合作中形塑共同的價值，厚植共同的利益，增進相互信任。

為此：一是，雙方都要增強自信心。政治互信的累積在相當程度上是建立在雙方自信心提升基礎上的。未來大陸要更加自信從容地對台展現包容與耐心，台灣也應更自信地與大陸共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因為實踐已經證明，兩岸關係本質上是一國內部兩個地區之間互利共贏的關係，合則兩利，分則兩害。在自信的基礎上，要相信人民的力量和人民的選擇，大陸沒有“統戰陰謀”，只有為兩岸人民謀福祉的“陽謀”。二是，理性看待對方的戰略企圖和戰略走向，務實善意地對待對方的相關政策，努力提高雙方理解對方思維方式的能力，用同理心和“同情的理解”來看待對方，加強常態化、制度化的溝通協調，儘量避免誤解與誤判。三是，兩岸都要根據不斷變化的新形勢恰當地設定階段目標，既不能超越情勢環境和條件，又不能在機遇面前無所作為而喪失機遇。階段目標的設定是否符合實際，即預期與承諾定得過高或過低，都將影響情緒，影響信任與互信的累積。四是，在不挑戰、不違背“兩岸同屬一國”這一雙方都認可的核心利益的基礎上，相互尊重、妥善對待處理彼此的重要利益和關切，要管理好、控制好兩岸之間深層次、結構性的矛盾與分歧，將其消極影響降至最低。五是，從小事和點滴做起，從自我做起，不斷提升兩岸合作的品質和水準，培植新的共識和觀念，塑造新的共同認同，通過信心與信任的逐步累積直至“生長”出兩岸的戰略互信。

總之，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中，兩岸要減弱和消除戰略上的互疑，強化和增進戰略上的互信，有很多潛力可挖，有很多辦法可用，但尤為重要的是，雙方要牢固樹立自信、尊重、包容和雙贏的戰略思維，從“單獨決定論”轉變為“共同決定論”，在正視分歧中尋找共同點，在擱置分歧中創造共同點，在減少分歧中擴大共同點，努力實現兩岸“求同存異”到“聚同化異”的轉變。

要在政治互信基礎上穩步建立包括軍事互信在內的兩岸戰略互信

政治信任內涵豐富，涉及民眾對政治行為者的信任、對政策的信任、對政府的信任以及對共同價值認同的信任等諸多方面，建立和厚植互信，存在理性選擇路徑和社會文化路徑兩種主要途徑。這些有關信任的理論內涵也必然成為兩岸互信的重要方面，彼此相互影響作用，深刻地影響著兩岸互信的累積。

鑒此，筆者主張借用內涵外延更為豐富的“戰略互信”的概念，來說明不同領域、不同層次之間的互信是相互關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整體，以期為跨入新階段的兩岸關係發展提供更為強勁的動能。所謂“戰略互信”是指雙方都深刻瞭解對方的戰略意圖，並在涉及各自核心利益的領域，持有對於對方立場和行為的積極預期。戰略互信的內涵層次包括政治互信、軍事互信、經濟互信、政黨互信、領導人互信、社會互信等更為寬泛的內容。

筆者認為，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兩岸應以更開放的心態和更積極的作為，擴大和深化兩岸政治、經濟、文教和民間社會的大交流、大合作，提升各個領域互利合作的水準，通過形成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互動格局，加深兩岸的感情融合與利益捆綁，增強兩岸人民的民族、歷史、文化認同，摒棄形形色色的“台獨”主張，清除各種“去中國化”的遺毒；在彼此交往和互利合作的過程中，增強兩岸同胞一家人的觀念，凝聚和形塑兩岸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意識。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兩岸各界對加強兩岸經濟和文化、教育等領域的互信合作有很強的共識，但對於開啟和加強軍事領域的互信合作，台灣方面還有很大疑慮，其實，這種猜忌也是多餘的。政治互信與軍事互信二者是相輔相成、相互作用的辨證關係：一方面，政治互信是軍事互信的基礎，沒有政治互信，軍事互信是脆弱不穩定的，其功能和作用多體現在危機管理方面。另一方面，軍事互信是政治互信的延續和結果，是政治互信發展到高級階段的產物。兩岸努力推進軍事對話交流乃至軍事互信機制的建構，本身就是增進兩岸戰略互信的重要環節。因此，二者可以並行不悖，雙管齊下。胡錦濤總書記在著名的“12.31講話”中明確提出，“兩岸可以適時就軍事問題進行接觸交流，探討建立軍事安全互信問題”，這為推動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指明了方向。中共十八大也首次將“商談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穩定台海局勢”寫入政治報告中，?表明這一問題已無法回避拖延。目前雖然兩岸建立狹義的、單純的軍事互信機制的條件與環境尚不完全成熟，但這絲毫不妨礙我們提前做些開渠引水的工作，為水到渠成創造條件。

鑒於探討建立軍事安全互信問題的複雜性及其對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象徵意義，兩岸不妨從可做、能做的地方入手，先易後難、先民後官、循序漸進地加以推動。兩岸在軍事問題上建立信任措施的過程，是認識和利用共同利益的過程，也是探討和試驗的過程。一開始，可以是有限的接觸，可以是象徵性的而非實質性的交流對話，然後逐步尋求有意義的合作措施。比如，兩岸在釣魚島和南海問題上的合作就可以擇機適時逐步展開。總之，所謂軍事安全是合作的安全而不是對抗的安全，建立兩岸軍事互信問題無法回避也回避不了，越早推動越有利於雙方增進瞭解、創造積極條件。在兩岸政治、經濟、文教等諸多領域大交流、大合作的今天，很難想像兩岸在軍事問題上還缺乏起碼的交流對話、存在明顯的“短板”，如果兩岸在軍事互信問題上裹足不前，終將影響和制約兩岸政治互信的深化。

加強制度化建設努力構建兩岸全方位的戰略互信機制

現代政治信任的基礎是制度信任，即公共權力運行的確定性與可信性主要依靠制度的規範和約束。制度具有規範性、權威性、約束性和可預期性的特點。對兩岸互信而言，它既有利於信任的累積和互信合作的深化，又可以避免對對方意圖的誤判。因此，要鞏固、增進兩岸互信，必須要建構兩岸全方位的戰略互信機制；通過制度化框架，對雙方的行為進行約束，對未來的發展方向和目標進行規劃，從而保障兩岸政治互信關係的穩定與可持續發展。

制度化、機制化建設不僅對兩岸互信十分重要，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也具有關鍵的意義。胡錦濤總書記在“12.31講話”全面闡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思想的同時，提出了構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的“六點意見”，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交流、涉外事務及軍事安全等六大層面。作為構建這一框架的重要內容，如何建構兩岸戰略互信機制，在一定意義上說，已成為雙方能否構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的必要前提和重要保障。

筆者認為，當前及未來一個時期，要將推動兩岸關係各個領域的機制化、制度化建設作為努力方向，共同致力於推進三大工程建設：一是全力加強和落實以ECFA為核心的兩岸經濟合作工程，二是全力擴大和深化以“三通”為平台的兩岸各界交流工程，三是全力推進和深化以兩會協商為主體的兩岸多層次對話協商工程，努力營造一個有利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環境條件和機制，創造不可逆轉的機制運行環境，使之成為沛然莫之能禦的潮流，讓任何人、任何勢力改變它都要付出極大的代價。

建構兩岸全方位的戰略互信機制　首先應發揮好現有管道、機制的作用

其一，進一步發揮國共平台特別是兩黨領導人定期會晤機制的作用。由於國共兩黨已建立基本的政治互信，國共交流機制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它所導引的趨勢、所營造的氛圍、所達成的共識，對兩岸關係發展做出了實質性的重大貢獻。因此，未來無論國民黨是否在台上執政，這一機制的功能和作用應繼續得到高度重視。目前情況下，兩個執政黨的交流特別是兩黨領導人的定期會晤，不僅可以面對面地以“工作會談”的形式加深瞭解，增進信任，更可以務實地規劃未來的兩岸關係發展，體現指導性和權威性，即，國共高層交流可以在戰略層面上為兩岸關係發展指明方向、創造條件，扮演“指南針”和“發動機”的角色；在戰術層面上為兩岸擴大共識、增進互信扮演“潤滑劑”和“變壓器”的角色。此外，一旦國民黨領導人同時兼任台灣當局的領導人，理論上，雙方可以敏感性較低的黨主席名義互訪，使兩黨領導人的會晤機制自然過渡到兩岸領導人的會晤機制，如此將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提供更大的迴旋空間和更為有利的條件。

其二，繼續發揮兩會制度化協商機制及其他平台的作用。目前，兩會協商機制是兩岸正式授權達成協議的唯一機制，作為兩岸涉及公權力協商的重要平台，過去四年兩會先後舉行八次商談，相繼簽署18項重要協議，每簽署一項協定，都使兩岸的交流合作更為規範化，兩岸的戰略互信得到進一步加強，兩岸關係也因此更為緊密融合。兩會商談管道與國共交流機制並不衝突，二者“雙腳並進，行穩致遠”，屬於相輔相成的關係。此外，由於兩岸關係的複雜性，兩岸還應加強和發揮諸如博鱉論壇、兩岸經貿文化論壇、海峽論壇和紫金山峰會等諸多功能性平台的作用，使之更具多元性、包容性和草根性，以尋求兩岸更大的共識，累積更多、更強的互信。

其三，加強兩岸智庫對話，發揮“二軌”機制的作用。在兩岸關係邁向更廣、更深、更高領域和層次的時候，兩岸之間存在的重大政治分歧以及發展中的新情況、新問題不可避免地將一一顯露出來，尤其是諸如台灣當局的政治地位與“中華民國”問題、台“國際空間”與安全問題等等，這些牽涉到主權的核心議題，極為敏感脆弱、複雜難解，稍有不慎，輕則破壞彼此互信，重則使兩岸關係倒退，衝擊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對於這些問題的處理，筆者主張，應加強兩岸學術界的交流，特別是要有計劃地開展兩岸具有官方背景的智庫學者的對話交流，在時機成熟時，進行官方授意或授權的“二軌”對話，“二軌機制”的好處是立足於實質溝通，有助於兩岸全面準確地掌握實情，理解和照顧彼此的合理關切，分清輕重緩急，找准切入點和突破口，以達到儘快尋求共識、完善方案的目的。從根本上講，“二軌機制”有助於強化彼此的戰略互信，是處理和解決問題必不可少的步驟和環節，也是行之有效的路徑。

結語

綜上所述，在兩岸關係發展跨入鞏固深化新階段的時候，不斷增進兩岸戰略互信是兩岸雙方的必然選擇。只有通過不斷增進兩岸政治互信，才能鞏固和擴大兩岸關係發展的成果；同時又能通過新的發展成果累積更多、更強的互信，推動兩岸關係不斷取得更大的發展。兩岸之間的互信越強，達成的共識越多，分歧就越少，機會就越大，前景就越光明。

目前，大陸同國民黨執政當局在共同反對“台獨”、堅持“92共識”基礎上所達成的政治互信只是最基本的互信，尚不足以支撐兩岸關係邁入深水區面臨的各種嚴峻挑戰；同時，這種脆弱不穩定的互信，也難以擺脫島內週期性選舉政治的考驗。因此，未來一個時期，兩岸應該抓住和用好難得的機遇，全面加強和深化兩岸在各個領域、各個層次的交流與合作，讓兩岸民眾不斷建立互信、不斷擴大互信，從而為兩岸政治互信提供更加穩固、更加深厚的社會民意基礎。另一方面，還要著力加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機制化、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設，在建構兩岸全方位戰略互信機制方面，努力推動雙方在認同兩岸同屬一國、維護一中框架這一原則問題上形成更為清晰的共同認知和一致立場，實現“兩岸同屬一國”法律化，從制度上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方向與成果是不可逆的。筆者深信，兩岸通過這些制度性的安排與保障，將打開一扇扇大門，搭起一座座橋樑，拓寬前進的道路，排除各種干擾，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注入強勁的動力，開闢更加美好的前景。

注釋：

?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種社會學理論》程勝利譯，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33頁。

?“胡錦濤會見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新華網2012年03月22日。

?《國際關係中的信任概念與聯盟信任類型》尹繼武，見《國際論壇》2008年第2期。

?同上

?同?

?《賈慶林在第八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開幕式上的致辭》，新華網2012年7月28日。

?十八大政治報告涉台部分，新華社北京2012 年11月8日電

?同上

【中評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