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當前國際安全形勢及中國面臨的安全困境
2014-07-24
1416
一、總體形勢首先，國際格局繼續發生深刻複雜的變化，政治多極化、國際關係民主化、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推
一、總體形勢
首先，國際格局繼續發生深刻複雜的變化，政治多極化、國際關係民主化、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推動一個世界格局加速轉型。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認為，“今天世界正在發生急劇變化，這種變化的催化劑是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這場危機有利地表明，西方主宰世界500年的時期即將結束，將形成多中心的新型國際體系”。[1]對此，中國提出了“平等互信、包容互鑒、合作共贏”的理念和與大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構想。
其次，兩種治理觀念的較量。圍繞是通過和平、發展、合作建立全球政治經濟新秩序，還是通過強權、高壓、戰爭整合世界，國際上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建設觀”。包括以中國、俄羅斯在內的許多國家主張“和平發展”，強調“和平崛起”，尊重社會、文化的多樣性，尋求“和而不同”的政治多極化及國際關係民主化。而美國及一些西方國家則採取單邊主義、“人道干預”、強行推廣“自由”、“民主”、製造“顏色革命”以及不斷發動戰爭等高壓手段，來確保美國、西方的安全與繁榮，維護其霸主地位。“在冷戰結束後的22年中，美國在海外打仗就有16年時間。要實施‘由美國來統治世界的一極化戰略’，就需要龐大的軍事開支，不斷地在世界各地發動戰爭。而且，這些戰爭的軍事成本都很高，屬於消耗型的戰爭。”[2] 兩種“建設觀”匯成當今形勢中最大看點，即中國忙於建設，美國忙於打仗。兩種力量的較量將長期發展下去。
再次，新興國家、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力量的此消彼長帶來“蹺蹺板現象”，形成東崛、中亂、西衰局面，其演進過程是相對、緩慢和不確定的，但其總體方向是促使世界發展更趨平衡化。包括東方、南方國家在內的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形成的“東崛”力量，是推動國際格局轉型的主力軍和推動力，推動國際經濟金融格局出現相向而行的“雙軌制”；包括西至北非、南抵中亞、南亞在內的“大中東”地區持續出現的亂局，因其地緣戰略的重要性和政治生態的變幻莫測而在“蹺蹺板”中扮演著戰略“支軸”作用；美國、歐洲和日本在內的“西衰”是相對的，美國仍將在綜合實力上無人能敵，西方仍將長期把持和控制國際事務的話語權、規則的制定權。然而這條巨大的戰略蹺蹺板正由過去傾向西方的“一頭沉”漸漸向東方傾斜，中部大中東地區正在發生的大變局則有可能加劇這一向東方傾斜的趨勢。
第四，“三海”（地中海、霍爾木茲海峽、南海）成為新“熱點源”並與傳統“熱點”疊加，局部形勢嚴峻。
“三海”具有的共同特點：一是除地中海北部為歐洲和南部屬北非之外，其他都在亞洲地區，表明亞洲不僅是全球政治、經濟、軍事力量增長最快地區，也是熱點和衝突最集中地區，大國激烈爭奪的地區，亞洲形勢牽動世界；
二是與海洋運輸通道及能源安全密切相關。在以色列西部和賽普勒斯南部黎凡特海盆發現巨型天然氣田，據美國地質勘探局估計，這片海下區域蘊藏著123萬億立方英尺的可開採天然氣，相當於200億桶，是美國戰略儲備的20多倍。[3] “東地中海一直是一個既有當地國家利益衝突又有外來勢力較量的海上衝突場所，現在的情況也沒有任何區別，將來也不可能改變”。[4] 霍爾木茲海峽是全球原油貿易的咽喉。全球通過海路運輸的原油有約35%經過這裏，占全球原油貿易總量的20%。中國三分之二的石化能源需求不能自給，需要進口，中國對海洋運輸線的依賴,海洋通道對中國未來發展戰略的重要性與日俱增。
三是“三海”動盪的背後都有美國“推手”興風作浪。美國急欲在地中海、霍海除掉多年的“眼中釘”伊朗、敘利亞，利用南海問題煽動其盟國對中國牽制和遏制。
“三海”不僅是聯繫世界各地的重要海上運輸通道和原料、能源供應線，而且對應著地緣蹺蹺板上的西部、中部和東部，因而成為三種力量和大國角力的新舞臺，因此可以說，地中海穩，則歐洲、北非穩；霍海穩，則中東穩；南海穩，則亞太穩。
二、非傳統安全問題凸顯
當前，無論自然災害還是人為因素製造的危機都在迅速增加。從金融危機到“甲流”疫情，從恐怖事件到敘利亞內戰，從全球氣候變化到日本核洩漏災難，我們不難發現，人類無論是在自然災害面前，還是面對社會系統突發的極端事件，都顯得十分脆弱。即便是依靠現代技術構築的社會網路，如互聯網、航空網、電力網、輸油管道、海上航運等等，在災難面前也都變得不堪打擊。
（一）非傳統安全因素上升的主要原因
冷戰後兩極格局的崩潰和經濟全球化進程加速帶來的國家間關係的深刻轉變引起了國際安全研究範式的變革，在“批判安全研究”（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5] 興起的過程中，非傳統安全觀漸趨成型。批判安全研究將安全的重心從對國家的關注轉向對人的關懷，安全不僅僅局限於特定的主權國家，還包括所有的人的社會關係和所有的社會。[6] 在安全研究上採取構建主義方法論的哥本哈根學派主張“批判安全研究”既強調安全的客觀屬性，同時也具有強調安全為社會關係所建構的建構主義色彩。他們將安全領域明確劃分為軍事安全、政治安全、經濟安全、社會安全和環境安全五個領域，“是軍事安全不再被視為當今世界唯一的安全形式，開始了人們對安全的新思考，安全研究的議程被拓寬了”。非傳統安全問題上升為國際議程的主要問題之一。冷戰結束，使國際社會遭受全面軍事對抗和整體毀滅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但是，過去被兩極對抗所掩蓋的種種矛盾在冷戰後露出水面，諸多過去不太引人注目的非傳統安全問題備受國際社會的關注。非傳統安全作為一個動態性概念，體現了安全現實的變化和安全理念的拓展。未來，隨著涉及該領域的深層次問題不斷湧現，全球範圍內的非傳統安全挑戰將依然嚴峻，並有加大的趨勢。其原因在於：
一是兩級軍事對峙格局消失使傳統安全問題對世界和平的威脅比冷戰時期大為降低，非傳統安全問題同傳統安全問題的相互關係越來越密切，相互轉化的可能性日益增強。比如恐怖主義向來被視為非傳統安全問題，但“9•11”恐怖襲擊事件卻是與許多傳統安全問題直接相關，如美國霸權政治與伊斯蘭國家原教旨主義之間的矛盾，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曠日持久的衝突。恐怖主義威脅接連不斷，國際反恐形勢依然嚴峻；
二是隨著冷戰後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和高新技術的進一步擴散，科學技術與現代風險的因果關係愈加密切聯繫。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大大提高了人類的生活水準，但與此同時，它所帶來的後果，也變得越來越難以預測與控制。科學技術就像一把雙刃劍，它既給人類帶來巨大福祉，同時也蘊藏著對人類社會的各種威脅，成為現代社會風險的重要根源，人們對科技發展後果的控制能力越來越低。因此，科學技術一面推動了現代社會的進步，一面又產生了大量的不可預測的副作用，即技術和生態風險。2009年爆發的甲流，2010年4月發生在美國墨西哥灣漏油事件，共有相當於490萬桶的原油洩漏入海，成為美國的“世紀災難”。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引發的海嘯、核輻射三重災難，成為日本的“世紀災難”；
三是非傳統安全問題涵蓋面不斷拓展。如網路安全、太空安全、極地安全、宗教極端主義、恐怖主義、民族分裂主義、資源短缺、環境污染、氣候變暖、難民潮、傳染病的傳播等，這些問題已經成為國際社會新的安全威脅。能源安全、生態安全、糧食安全、公共衛生、跨國犯罪等依然構成重大的緊迫挑戰，事關各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法國戰略學家多埃和教授多馬爾指出：“我們現在進入了全球危機的時代。出現了三個重大的變局：政府體制危機，生態系統（氣候和大自然）危機以及戰略分析與預測危機。每一個危機實際上都有預兆。只不過有一些預兆不易察覺罷了。由於不去看或者不再看的集體無意識，所有的這些徵兆都被無視或者忽視。10年來，我們已經經歷了三個危機。這標誌著傳統戰略模式及其預警系統的失敗。第一個危機是恐怖主義的危機。2001年9月11日在美國發生的恐怖襲擊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隨著房地產和次貸泡沫的破裂，第二個危機也在美國出現。我們從這場危機中發現了旨在將重大風險轉移到整個鏈條的下一個環節的有害機制。但甚至當一些基金或者是一些國家把它們的賬目變為一種損人利己的機制時，竟沒有任何人作出反應。於是，人們假裝發現了管理危機，也就是主權債務的危機。第三個是能源危機。它對世界一級的核能未來提出了質疑。”[7] 非傳統安全具有的全球特性決定了這些問題涉及全球所有國家，解決這些問題無法依靠傳統的政策手段，又非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力所能及或能夠取得成效。
（二）非傳統安全形成“危機環”
我們生活在一個全球化時代，現代風險社會和“全球化”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隨著我們用與技術發展相同的速度創造出無法測算的不確定性時，人類就進入了“全球風險社會”。“經濟危機與其他全球性危機如貧困、氣候變化、全球化等從來不是單一作用的，它們相互交織、相互影響、相互滲透，各種危機的關聯性加劇了戰略斷層。”[8] 當前“全球風險社會”面臨著關聯性危機或是“危機環”的衝擊，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資訊技術成為政治、安全危機的潛在導火索。科技的迅猛發展，大幅降低了創造、發現和傳播資訊的成本。今天電腦資訊處理的成本只有20世紀70年代初的千分之一。主要特點不僅在於通訊速度，更重要的是資訊傳播的成本大幅降低。但同時也產生了反作用，它使各國政治將不再僅限於政府範圍，個人和私人團體——從維琪揭秘網、“斯諾登事件”、企業、非政府組織、恐怖分子到社會自發運動都能直接參與世界和國家的政治。英國議會的一項報告警告稱互聯網正成為暴力極端主義的最大滋生地。[9] 早在2009年，莫爾達瓦就爆發了“推特革命”。反對派利用推特發佈煽動資訊，號召群眾遊行抗議。隨後上萬名年輕人走上街頭示威抗議，甚至一度佔領了議會大廈。2010年11月，美國和以色列秘密研究和測試的電腦蠕蟲病毒“震網”，攻擊了伊朗的離心機系統，病毒讓伊朗的核計畫進程倒退了幾年。2011年以來，突尼斯、埃及、葉門等西亞、北非國家局勢持續動盪，民眾上街抗議，隨之導致執政多年的強勢政府倒臺。在此過程中，互聯網工具，尤其是“推特”、“臉譜”、“優兔”等網路技術推波助瀾，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2013年年中斯諾登揭露的“棱鏡門事件”以及隨後引發的一系列美國監聽醜聞，表明美國在網路上擁有的絕對霸權。隨著資訊化技術的不斷發展和軍隊資訊化的不斷深化，越來越多的網路對抗力量將會出現。虛擬空間的鬥爭將沒有戰時與平時之分，網路空間的較量將越來越激烈。
第二，氣候變化既引發外交戰，又造成自然危機。全球氣候變暖越來越成為國際社會高度關注和重視的重大問題，普遍被各國提升到新的戰略高度，各國積極開展環境外交，氣候變化問題也成為國際外交鬥爭的新舞臺。歐美既競爭又妥協，競相出臺新的應對政策，大打“氣候牌”，旨在為西方謀取最大利益。氣候問題也深刻影響著南北關係，發達國家借此與政治掛?，“生態政治化”傾向業已出現，新興發展中大國成為環境與發展問題的主要批評對象。美國將發展中國家承擔減排義務作為批准《京都議定書》的先決條件之一，歐洲國家威脅對不履行環保義務國家的出口產品徵收懲罰性關稅。以環保為名的國際貿易保護戰正在拉開序幕。氣候變化給世界帶來嚴峻挑戰，人類未來將不得不面對一些不可預測的生態危機。在此背景下，水資源安全地位未來將持續上升。人口增長、城市化和全球氣候變化等因素將會導致水資源的脆弱性大幅增加，水資源供應短缺、污染和環境退化等現象更為嚴重，水資源危機有可能成為社會和政治不穩定的根源。國際社會將對水資源及高耗水產品的分配等問題展開討論，以免因“水戰”、“水恐怖主義”及其他諸如此類的問題而威脅到世界穩定。因氣候變化、水資源緊張，以及人口增長等原因，又產生“糧食危機”。糧價上漲等因素是造成西亞、北非政局動亂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能源領域引發系統性危機。歷史上能源問題通常加劇政治、經濟危機。1973年阿拉伯石油出口國對西方進行的石油禁運，導致油價暴漲四倍，結束了西方“光榮的三十年”。從1974年起，所有的西方國家進入衰退，出現了二戰後的低增長期。從1978-1979年起的伊朗伊斯蘭革命和1980-1988年的兩伊戰爭，造成油價上升至每桶100美元左右。此後又造成西方經濟出現“滯脹”期。包括西亞、北非在內的大中東地區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油氣資源集中區域，同時又是世界最不穩定、最具爆炸性的地區，美國出兵伊拉克、北約打擊利比亞均與掠奪當地石油資源密切相關。能源問題導致系統性危機主要表現在：一是資源、能源國的抵抗風險能力降低。所有依賴於石油、礦產收益的國家，都會產生對勞動價值有關的財富產生排斥效應，導致農業蕭條，工業不景氣。中東國家及俄羅斯就因為10年油價的井噴，沒有實現工業的多樣化和發展農業，因而極易在全球性經濟危機中受到衝擊；二是容易產生腐敗國家和冒險性。石油資源屬於國家，任何國家都會牢牢控制勘探、開發許可的頒發以及石油及其產品的生產、銷售。極易造成國家最上層的少數人掌握巨大的財富，並繞開國家預算的制定和必要的民主程序。因為石油收入本身就能代替稅收。這就是為什麼許多依賴能源資源的國家容易產生腐敗的寡頭政治集團或成為專制國家。憑藉巨大的財富，這些國家很容易不顧民眾反對進行冒險，如1991年伊拉克薩達姆對科威特發動的侵略戰爭；三是產生社會動盪的溫床。巨額石油收益妨礙了經濟多性發展，石油天然氣國家的增長率要低於其他經濟類型國家，與經濟多樣性發展的國家相比，這些國家處於相對衰落。一方面造成社會的兩極分化、貧富不均，另一方面單一經濟結構導致失業人數、尤其是年輕人失業率極高，民眾不滿情緒長期積壓，終於釀成2011年西亞、北非的大規模社會動盪。
第四，恐怖主義的能量依然巨大。儘管“9•11”事件已經過去十多年之久，本•拉登被擊斃，但恐怖主義威脅依然嚴重，全球反恐形勢依然十分嚴峻。恐怖襲擊事件在東非、北非和西非國家有愈演愈烈之勢，這些地方正在成為恐怖主義的新戰場。據美國官員說，整個非洲範圍內，都有恐怖分子不斷湧入馬里，在這裏，他們贏得身為“聖戰者”的榮譽，並通過與裝備精良的西方軍隊對抗獲得實戰經驗。“馬里北部已經成為恐怖衝突的前線，如今的人們提到馬里北部就像90年代後期提到車臣一樣。” 2012年9月，伊斯蘭極端分子襲擊美國駐利比亞班加西的領事館，美國駐利大使遇襲身亡；2013年1月，馬里北部與“基地”組織有牽連的極端武裝組織向南部進軍，威脅首都安全，法國因此出兵馬里；阿爾及利亞極端武裝組織“伊斯蘭馬格裏布基地組織”隨後製造了人質危機，劫持了多名外國人質，借此聲援馬里的極端武裝組織，事件造成至少25名外國人質遇害。4月15日，在美國波士頓馬拉松比賽發生爆炸案，造成3人死亡，183人受傷。9月肯雅內羅畢韋斯特蓋特購物中心遭到索馬里反政府武裝“伊斯蘭青年運動”武裝人員襲擊，至少39人在襲擊中喪生，另有150餘人受傷。我國新疆也發生了暴力恐怖事件。恐怖主義襲擊一大特點是：手段高科技化。隨著網路技術的普及，恐怖組織越來越多地通過網路傳播恐怖活動資訊，利用電腦“駭客”闖入儲存絕密資訊的網址進行破壞活動。同時，恐怖分子抓住現代資訊傳播的快速性、廣泛性、滲透性的特點，利用現代媒體，散佈恐怖資訊，製造恐怖氛圍，進行恐嚇和威脅。
第五，安全危機持續發酵。1929年爆發的經濟危機經過10年的能量醞釀，到1939年終釀成世界大戰的慘劇。如今歷史雖不會重演，但在金融經濟危機長期衝擊下，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一些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及新興國家均出現社會政局持續動盪局面，安全危機凸顯。
首先，在發達國家內部面臨嚴重的安全隱憂。一是政府執政能力、公信力普遍下降，社會不滿情緒導致暴力事件頻發。危機以來，歐洲已有多國政府直接因經濟和債務危機倒臺，各國的罷工、罷課風潮不斷，並越來越傾向使用“暴力抗爭”，出現非法扣禁企業主、搶佔超市和公用設施，德國出現極左派和新納粹派頻繁製造燒毀汽車和暴力破壞活動。瑞典、法國均發生系列槍擊案；二是危機引發人們對資本主義制度及其弊端的反思，各種極端、無政府主義思潮和行動呈氾濫之勢。傳統工人運動鬥爭中的一些口號如“階級鬥爭”、“革命”等字眼再現。
其次，發展中國家、新興國家面臨嚴峻的安全挑戰。一是危機造成一些國家進入動盪和政變的高發期。今年因新興國家經濟困難，社會矛盾突出，巴西、土耳其、印度等國相繼爆發大規模示威和騷亂。西亞、北非的大動盪更是經濟危機有著直接的關係；二是促使“問題”、“敏感”國家鋌而走險。伊朗、朝鮮先後進行發射衛星試驗，繼續走“核邊緣”政策。長期受西方壓制、制裁的伊朗頻繁舉行軍演，力挺敘利亞政權，不斷挑戰西方底線。再次，恐怖、海盜威脅呈蔓延擴大之勢。儘管擊斃了本•拉登，北約在阿富汗加強軍事打擊力度和經濟援助，但基地組織、塔利班勢力仍然活動猖獗，並對阿富汗、巴基斯坦、敘利亞、伊拉克等國政權構成嚴重威脅。基地組織、伊斯蘭極端勢力沿著“阿拉伯之春”打開的道路向西延伸，相機奪取政權。導致索馬里海盜滋生的根源沒有消除。第四，全球防務費用逆勢上漲。金融經濟危機造成各國財力捉襟見肘，國際社會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和關注度也隨之下降，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外國投資對非洲大陸的投資將下降20%。但是，主要國家防務和安全費用非降反升，安全費用和武器開支增加，與此相關的軍火工業蒸蒸日上。美國2009年國防預算6110億美元，2013年為6310億美元。2013年俄羅斯國防預算將達2.1萬億盧布，約合668億美元，較2011年和2012年繼續增長。到2020年前，俄羅斯軍事改革計畫將撥款20萬億盧布，約合6360億美元，主要用於更新現代化武器和軍事裝備。印度2012－2013財年的國防預算為19340．7億盧比（約合390億美元），同比猛增17．6%，漲幅是1947年獨立以來最大的一次，印度還成為新興經濟體中最大的武器購買國。日本國防部2013年度的國防預算580億美元，正在調整並更新自身的國防實力以應對中國帶來的威脅，提升自身的指揮、控制、通信、電腦、情報、監視以及偵察能力；印尼2013年國防預算為81億美元，與2012年相比增加18%。菲律賓2013年國防預算為29億美元，與2012年相比增加12.5%。第五，核問題前景堪憂。當前國際核安全形勢不容樂觀，一些國家急欲擁核，即使違反了有關國際條約也在所不惜。一些國家民族主義勢力抬頭，並試圖發展核、生物和化學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有核國家中的美、俄、法等核大國相繼對核戰略做出重大調整，力圖通過“先發制人”和加緊對核武器的改造和研發，搶佔新的制高點。為預防和打擊恐怖襲擊，有關國家都在加緊研發小型、精確、靈活的核彈。而為防止遭受先發制人的打擊，其他國家勢必尋求發展生存力更強的核、生物和化學武器，加劇軍備競賽。隨著主要核大國相繼調整核戰略，降低核門檻，大大增加了爆發地區核危機的可能性。宣佈“先發制人”核戰略的國家，將會刺激其他有核國家降低核門檻，無核國家擁核自保。使和平解決伊核、朝核問題的難度增大，對世界軍控、核不擴散政策及安全形勢帶來負面影響。對此，前北約秘書長索拉納等人指出，在這樣一個全球變暖、智慧炸彈、網路戰爭和全球傳染病的時代，我們必須借助更加複雜和微妙的策略來保護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能繼續堅持已經過時的策略，無視全球共同威脅以及應運而生的相互依存的總體環境。[10]
三、中國面臨的安全困境
（一）中國周邊地區成為高風險地區，周邊地區消極因素有所增多。
第一，朝鮮半島形勢潛伏著較大不穩定性。朝鮮受伊核、中東局勢及內部政局演進的影響，為扭轉在國際上被動、孤立的局面，有可能鋌而走險，在核開發、導彈問題上製造事端，恢復朝核問題六方會談的前景渺茫，朝鮮半島成為東北亞地區最大的不穩定因素。2013年2月，朝鮮進行了第三次核子試驗，朝鮮半島緊張局勢再次升級。
第二，日本政治右傾化，對華政策強硬，牽制中國發展和統一的意圖增強。中日圍繞釣魚島領土爭端加劇，日本將領土爭端與安全問題聯繫起來，渲染“中國威脅論”，借機調整安全政策，加強日美同盟。2012年美國參議院全體會議決定，在2013財年“國防授權法案”中加入補充條款，明確規定釣魚島是《日美安保條約》第五條的適用對象。日本加強對中國的防範，《防衛計畫大綱》和中期軍事力量發展計畫，明確把中國作為防範物件，將確定強化包括沖繩島在內的西南地區的防衛，對中國進行“警戒監視”。2013年10月，在印尼巴厘島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部長級會議的岸田文雄與美國國務卿克裏、澳大利亞外長畢曉普舉行三方會談，就引發中日兩國關係對立的釣魚島問題和海洋安全保障問題為中心交換意見。三國外長一致同意，為了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三國有必要進一步加強合作。近日安倍還公然叫囂要在亞洲帶頭抗衡中國。
第三，南海問題仍然暗流湧動，美日澳及東南亞一些國家聲稱中國的對外政策發生了變化，煽動所謂中國“強硬論”。美國公開提出支持在南海搞“多邊行為準則”，將其海上對華抵近偵察與中國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在南海的領土與海洋權益之爭混在一起，高調聲稱是在維護海上自由航行權。圍繞南海的軍事演習頻繁。 2010年以來，部分東盟國家在南海主權爭端問題上，對中國的態度日趨強硬。2012年4月，菲動用軍艦武力襲擾中國漁民，引發黃岩島事件。越南公務船在南海追擾正常作業的中國漁船，空軍戰機對南沙群島島礁進行所謂“巡邏偵察”。越國會審議通過了《越南海洋法》，把中國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包含在其所謂“主權和管轄範圍”內。菲、越還變本加厲地推動南海問題國際化。美菲舉行了外長和防長“2+2”會談，雙方表示將合作開展菲海上安全能力建設。南海問題東盟化的趨勢尤為明顯。菲律賓和越南要求東盟國家劃線站隊，去年底因菲律賓刻意要將黃岩島事件寫進公報而引發爭議，致使東盟外長會議有史以來首次未能發表《聯合公報》。在菲、越推動下，部分東盟國家對南海問題關注度提升，推動制定“南海各方行為準則”。
第四，亞太地區國家展開激烈的軍備競賽。隨著戰略重心東移，美國投鉅資加強在亞太應對“反介入威脅”的能力；澳大利亞計畫在今後20年花費2750億澳元(約合2730億美元)對軍隊進行現代化改造；日本不斷提高對周邊海空域的情報偵察和作戰能力；2010年至今，印度軍隊不斷加強北部邊境地區陸、空基礎設施建設並強化前沿兵力部署，其數量、規模及覆蓋範圍為近年來之最，印度還悄悄研發隱形無人戰機，成為全球第6個擁有洲際導彈的國家；東盟國家開始加強防衛產業合作。越南近兩年表現非常活躍。據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的資料顯示，從2011年起，亞洲國家的防務開支在近代歷史上首次超過了歐洲。
第五，台海形勢總體穩定，但美國堅持對台軍售。臺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奧巴馬不顧中國的強烈反對執意碰觸這根最敏感的神經，無疑加深了中國對美國的不信任感，對中美關係帶來損害。2013年，美國陸續運交臺灣地區的軍售武器包括：12架翻新的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生產的P-3C獵戶座反潛巡邏機，總價達19.6億美元；30架波音公司生產的AH-64E長弓阿帕奇武裝直升機，總價達25.3億美元；以及60架塞考斯基公司生產的UH-60M黑鷹通用直升機，總價達31億美元。
第六，南亞安全形勢仍然複雜、不確定。近年來，印度媒體不斷爆出印度將在印中實際控制線附近新建新的前沿哨所並增派印度邊防部隊的消息，稱其目的是加強邊境安全。與此同時，印媒不斷炒作“中國軍事入侵”。2013年4月，中印軍隊在邊界進行“帳篷對峙”。“帳篷對峙”發生後，中國與印度更加重視解決邊境問題機制的作用。阿富汗幾成美國造就的一個新“失敗國家”，2014年美國、北約從阿撤軍後，將留下一個巨大的“安全真空”。巴基斯坦政局仍不穩定，美巴在反恐和對阿富汗政策上的分歧有增無減。印度對中巴民用核合作耿耿於懷，中國對美印加強戰略合作的關切也在上升。
（二）各種非傳統安全因素都與中國有關。
隨著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和高新技術的進一步擴散，非傳統安全問題變得越來越突出，這些問題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新安全威脅。同時，非傳統安全問題同傳統安全問題的相互關係越來越密切，相互轉化的可能性日益增強。
中國面臨的非傳統安全因素的挑戰主要有：
一是直接面臨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網路攻擊、太空武器競賽、極端主義、分裂主義和恐怖主義等“三股勢力”活躍，能源短缺和原料價格上漲、氣候變化、海外公民和企業的安全、海盜、走私販毒、公共衛生、食品安全、非法移民等威脅的挑戰。
二是能源資源的穩定供應和運輸安全問題突出，中國與周邊地區因能源問題的海上爭端由來已久，在今後一段時期內也不會平息。海洋對於中國的重要性日益提升，但中國長期的大陸思維方式與走向海洋國家的發展模式有深刻矛盾與衝突。中國在邁向海洋的過程中，缺少足夠的海洋戰略和足夠的手段。
三是核擴散、核材料流失和走私風險增大，核恐怖主義的威脅依然存在。有關國家“擁核”自重。日本福島核洩漏事故發生後，全球核能發展前景被蒙上一層陰影，人們對核設施安全性更加關注。四是國內國際的互動，遠比以往更為緊密。“法輪功”、網路安全等問題，“台獨”、“藏獨”、“疆獨”等分裂主義威脅，今天比20年前嚴重得多。
（三）金融經濟危機對中國經濟安全造成衝擊。
國際金融動盪、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衰退及其帶來的市場萎縮、各國的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油價等原材料價格大幅波動使中國經濟成本增加，對經濟可持續發展產生極為嚴重的影響。
一是雖然中國在世界銀行和IMF中的投票權有所提高，但是，這些投票權的增加，並不意味著真正改善了中國在這些全球機構的治理和決策機構的地位。因為這些機構的變革還處在初期階段，其原則仍然不是民主、透明的，中國依然缺乏足夠的話語權。
二是美國不斷通過量化寬鬆政策貶值美元，來轉嫁經濟困境，中國作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美元貶值使中國持有的美元資產大幅貶值。美國主權信用降級，意味著中國外匯資產風險的提升。還導致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熱錢進入中國，令中國治理通脹變得更加困難。
三是西方加緊組建針對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的TPP、TTIP等“超級貿易集團”。美國、西方針對中國設立的技術性貿易壁壘越來越多，包括與環境、安全和生態等有關的技術法規、標準和合格評定程式、核對總和檢疫措施、包裝、標籤及標誌要求、綠色壁壘、資訊技術壁壘等。由於中國經濟競爭力提高，美國、西方把人權、民主、自由問題混雜在對華貿易政策中，強調國際勞工組織的“基本勞工公約”。歐盟在中歐新夥伴合作協定框架協議談判中，把加強中歐在安全和健康標準方面的合作作為重要內容。
四是危機造成中國主要貿易夥伴消費不振，對華投資和需求減少。2004年以來，歐盟一直是中國的最大貿易夥伴，2011年中國超過美國成為歐盟的最大貿易夥伴。隨著歐債危機的蔓延，歐洲各國經濟（包括德國）增速都出現了放緩的趨勢，失業率不斷攀升。不斷攀升的失業率一方面減少了歐盟國家對中國出口商品的需求，另一方面失業率居高不下導致歐盟對華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近年以來，美國、歐盟對華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明顯增加，使得我國出口面臨巨大的壓力。
綜上所述，中國在實現中華民族“復興”之夢的道路上不會一帆風順，中國面臨的周邊及國際安全環境並不十分有利，對此，如何破解安全困境，繼續延長和鞏固我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可能是三中全會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首要任務和目標。
注釋：
1. 俄羅斯2011年度《外交年鑒》，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文章：“紊亂的國際關係——支撐點在哪里？”。
2. 日本《正論》月刊2012年3月，國際政治專家伊藤貫文章：“對美國‘遏制中國戰略’的八個疑問”。
3. 美國《福克斯新聞網》2012年3月12日，記者詹姆斯•羅森報導：“能源生產革命在中東開始”。
4. 《世界政治評論》2011年12月6日，英國索爾福德大學國際安全和戰爭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文章：“對抗的種子：東地中海新的海上力量均勢”。
5. 參見Keith Krause and Michael C.Williams (eds.),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Concepts and Case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Minneapolic,1997,pp.vii-xx.
6. 巴瑞•布贊、奧利•維夫、迪•懷爾德：《新安全論》，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譯者序，第5頁。
7. 轉引自新華網2011年7月4日，法國《論壇報》法國戰略培訓與研究高級委員會主席阿蘭•多埃、法國保羅一塞尚大學教授菲力浦•多馬爾文章：“世界正面臨戰略思想的極度缺乏”。
8. Francois Heisbourg, Vainqueurs et vaincus,Lendemains de crise, Stock2010,Paris,p104.
9. 英國《衛報》網站2012年2月6日，艾倫•特拉維斯文章：“大臣們警告說互聯網成為暴力極端主義的最大滋生地”。
10. 世界報業辛迪加網站2011年8月1日，北約前秘書長、現任西班牙伊薩德商學院全球經濟和地緣政治中心主席兼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高級研究員哈威爾•索拉納和巴斯克大學民主管理研究所所長丹尼爾•英納拉裏蒂合寫文章：“新權力法則”。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王毅】 2013/12/02
http://www.ciis.org.cn/chinese/2013-12/02/content_6502308.htm
作者介紹
延伸閱讀
.jpg)
.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