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雅圖跨向北京，需要更多想像力

2015-07-08 483

王張上海會中閒聊了「馬習會」議題後，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帶回來的訊息是：「馬習在亞太經合會（APEC）見

王張上海會中閒聊了「馬習會」議題後，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帶回來的訊息是：「馬習在亞太經合會（APEC）見面的可能性不高，且尚無其他替代方案。」此話可作三層解讀：一，北京不反對馬習會；二，但場合不在APEC；三，馬習可另覓場合會面。

兩岸領導人會面是大陸多年的主張，正逢兩岸和平發展不可錯失的機遇期，更是確立馬英九與習近平歷史定位的關鍵時機；但就馬習在APEC會面議題，北京躊躇不前，主要問題在：其一，或許是官僚謹慎，對兩岸關係發展的無限可能未能放開思想；其二，可能基於談判要價，認為兩岸互動不能在經濟上一味對台灣讓利，在政治上尤不能讓台灣予取予求；其三，是因政治疑慮未除，既需避免對內對外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印象，又要防範台灣萬一政黨輪替新執政黨要求比照辦理。

上述問題，不論何者是最主要的因素，都需要更多想像力來解決、穿透。事實上，兩岸官方能夠就此議題面對面交換意見，已經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兩岸歷史性的「王張會」，未選擇在南京的會晤中討論「馬習會」這個仍處於意向及底線試探的題目，而選擇隔兩日在上海以茶敘「閒聊」方式交換意見，這樣的安排，毋寧也是一種政治藝術。茶敘中，王郁琦談到今秋北京APEC是「馬習會」最適當場合，中共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則說北京的立場認為「不合適」云云；雖然結論是消極的，但只要細心釐清歷史的來龍去脈和包袱糾結，這點並非無解。

對於台灣出席APEC非正式領袖峰會的限制，中共一向以APEC有關「諒解備忘錄」的規定和慣例作為擋箭牌。回溯歷史，當年為兩岸三地加入APEC而形成的「諒解備忘錄」，是在一九九一年所簽署，當時的APEC主要還是一個亞太經濟體「部長級」的對話論壇；因此，除規定台灣名稱為「Chinese Taipei」外，更限制台灣只能派經濟事務有關的部長出席部長會議，不得派外交部長與會。

然而，APEC的非正式「領袖峰會」，卻是一九九三年才在當時美國總統柯林頓的倡議下召開；台灣領導人無法出席那次西雅圖峰會，則只是源於中共與美國的磋商，要求柯林頓不邀請台灣領袖與會，此後並年年施壓形成北京所稱的「慣例」。換言之，「諒解備忘錄」其實規範不到經濟體領袖出席的問題，而是北京以雞毛當令箭擴大解釋，再加上國際權力政治的現實所致。這項慣例因循成習，被稱為「西雅圖模式」。

事實上，馬總統上任後，我代表出席APEC非正式領袖峰會，在身分位階上，已從部會首長層級提升到副總統（卸任）層級；在代表專業上，也已經跨出經貿領域而及於政治領域。換言之，隨著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以及兩岸互信的不斷積累，「諒解備忘錄」可以有時或忘，「西雅圖模式」也早就悄悄鬆綁了。

由此看來，在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機遇時刻，面對「馬習會」的可能曙光，只要兩岸能夠建立雙方都可接受的政治論述架構，「諒解備忘錄」與「西雅圖模式」的包袱和框架都能順勢解開，不僅如此，包括中共涉台思考、兩岸政經談判，到兩岸和平發展方向的確立，這些問題都能迎刃而解，而兩岸也得以廓清政治迷障。

兩岸關係發展的歷史腳步，能不能從「王張會」邁向「馬習會」，尚不得而知。不可諱言，對台灣而言，推動「馬習會」不能「呷緊弄破碗」；退一步說，「馬習會」實現的可能性，寓於兩岸超越「西雅圖模式」進而創新「北京模式」的政治想像。這點，則有賴雙方更多的智慧和想像，以及兩岸領導人克服阻力、創新局面的決心。

【聯合報╱社論】2014/02/17

http://udn.com/NEWS/OPINION/OPI1/849038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