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中的笑聲

2014-09-22 594

香港「回歸」十七年，「一國兩制」騙局一場。被詐騙的一方，曾滿心期待「民主回歸」的美夢。這是一個失敗的

香港「回歸」十七年，「一國兩制」騙局一場。被詐騙的一方，曾滿心期待「民主回歸」的美夢。這是一個失敗的戀愛故事，盲目相信愛情的目盲者，被徹底剝奪與占有之後，隱約聽見黑暗中一陣笑聲，備感屈辱卻無能為力。

香港是對抗「天朝殖民主義」的前哨，香港今日的困境，給台灣最大的啟示是：「主權有無」至關緊要。佔中溫和路線的挫敗，部分敗在運動本身的策略規劃，但更深刻的原因是，受困於牢牢釘住香港的「一國格局」。台灣雖然享有「事實主權」，但這樣的主權狀態正一點一滴流失。如果台灣的國家地位，也被困在「一國格局」，將重蹈香港的命運。

扼殺參選權的假普選

一周前，北京定調「中國式香港民主」，內容決絕：香港人獲准在2017年「一人一票」選出特首，但沒有公民提名權，沒有參選權，候選人將由北京控制的「提名委員會」過半數決定；並揚言：這個「普選框架」（實際上是「篩選」方案）如果在香港立法會被泛民派否決，2017的特首選舉將沿用2012年的選舉辦法，換言之，連「一人一票」都不給。

直到今年五月，各方對北京調性的評估仍有歧異。樂觀一派認為北京會允許「泛民」中的溫和派成為候選人；另一派則認為北京絕不會鬆手，不但如此，還繼續在香港製造社會對立，讓它有介入的藉口。最悲觀的人認為，香港以後不過是「可以上網的深圳」。如今，北京掀出底牌，已無需猜測與爭論。

自從2013年初「和平佔中」發起以來，溫和佔中派一直有兩個預設。首先是行動方案：以佔中為工具，逼中共談判，只要形成足夠的輿論壓力與公民動員（主要透過「公民商討」與「政改方案全民投票」），就會迫使中共退一步，與泛民政黨進行談判，而一旦中共做出若干實質退讓，運動就可以宣告成功，便無須執行佔中行動，溫和派將取得公民抗命運動的領導權。佔中主導者強調「公民抗命」的誠信，公開談論這個行動方案。這個假設低估了北京決不退讓的意志。

脆弱的運動結盟

另一個是關於政治結盟的預設。這個政治聯盟包含三個區塊：佔中運動組織、泛民政黨、與本土資產（中產）階級。第一塊，佔中運動內部，大致結合了中生代與青年世代。前者不少曾參與過去三十年的民主運動，也有「民主回歸派」，他們在1980年代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時，期待香港主權轉移給中國的同時，能夠催生香港的去殖民化與民主化。而青年世代則以2003年反《基本法》二十三條大遊行以來，經過無數次社運與政運歷練的青年學生幹部為主。

第二塊是泛民政黨，泛民在立法會占有27席，掌握三分之一的否決權。但泛民政黨內部矛盾不少，自從2010年「五區公投」失敗之後民主黨議員進入中聯辦談判，產生的分裂效應至今仍在發酵。不少人擔心，當「政改方案」送到立法會表?時，會發生泛民議員被「撬票」（跑票）的情況。

第三塊是所謂「本土資產階級」。從英國管治時期以來，香港的資產階級一向都依附殖民體制而茁壯。鄧小平當初承諾「馬照跑、舞照跳」，意思是不更動香港的資本主義體制，主權轉移之後維持與資產階級的政治關係。然而，這些年，來自中國的國營資本與權貴資本大舉進入香港，和本地資本發生利益擠壓，批租土地等問題就是一例。而梁振英（被認為是中共地下黨員）在2012年特首選舉擊敗唐英年（本土資產階級代表人）之後，梁振英站在中資這邊，引起傳統地產霸權四大家族不滿，香港統治精英似乎出現分裂跡象。馬克思主義托派出身的立法會議員長毛說：「梁是紅色資本家在香港的代言人」。因此，一些人認為：「建制派不是鐵板一塊」；建制派內部的齟齬，似乎產生了一個「政治機會」，使本土資產階級接受溫和改革路線，成為對中方施壓的槓桿。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組織的「香港2020」，也被評估為屬於支持溫和改革的「中產階級力量」。

但是，與本土資本隱形結盟的關係，從頭就不甚牢靠，因為中共手中掌握的籌碼，可以輕易摧毀這個關係。本土資產階級，態度始終曖昧而保留。被李嘉誠兒子李澤楷收購的《信報》，在九月初撤銷支持佔中的對衝基金經理人錢志健的專欄，難道不是在對北京發出歸順的信號？

上述佔中行動方案的溫和路線，一直備受「本土派」（以陳雲和他的追隨者為主）嘲諷；而不少社運分子也抱持質疑態度，基於運動團結一直沒有公開化。但是北京宣布政改方案後，悲憤的氣氛讓年輕世代開始批評溫和派「不行動」。

北京改寫「一國兩制」

對照佔中主導者的「軟弱」、「無力」，中方狠狠打了一場組織戰，上演它預定的劇本，反制策略步步進逼，最終瓦解溫和派的策略與鬥志。第一招是「設定論述框架」。北京早早就劃下特首參選人的資格底線，就是所謂「愛港愛國」、「與中央對抗的人不能擔任特首」等等，通過它的媒體機器在中港兩地不斷宣示。今年六月，在佔中秘書處執行「全民投票」前夕，北京公佈了《一國兩制白皮書》，改寫「一國兩制」定義：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固有的，其唯一來源是中央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權，而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務管理權。高度自治權的限度在於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特別行政區就享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餘權力」。… 「一國」之內的「兩制」並非等量齊觀，國家的主體必須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是不會改變的。

這份「詔書」規定：香港的自治權是「中央」授與的，中央給多少，你才有多少，因為在「主權」收歸祖國之後，雙邊關係屬「一國」之內，中央是主，香港是從。主從關係不容挑戰。

在《白皮書》陰影下，佔中秘書處照常舉辦「政改方案全民投票」，將近八十萬人參與，氣勢一振。「學聯」與「學民思潮」並且在七一遊行之後進行「佔中預演」，展示青年世代的反抗決心與場控能力。

但「全民公投」與「佔中預演」阻攔不了北京，甚至更合理化它的壓制決心，它先讓聽命於北京的反制團體上街頭「反佔中」，緊接著按照人大常委會的預定時程，頒布「普選方案」，設定了三個「閘門」：（1）參選人須獲提名委員會過半通過。（2）提名候選人二至三人。（3）提名委員會由一千兩百人組成，維持四大界別比例。至此，北京完成了它在論述鬥爭上的部署，一步步將特首選舉方案限縮在它可以掌控的範圍。控制提名權，扼殺參選權，鬆綁沒有實質意義的「一人一票」，這和中國內地已有的「差額選舉」有何不同？

第二招是「控制媒體」。這一年多來香港的媒體環境極度惡劣。獨立媒體與編輯遭受暴力威脅層出不窮；不聽話的媒體被撤廣告，有廣大影響力的網路媒體「主場新聞」突然關閉，連網站都刪除；參與佔中運動的金融業經理被撤銷報紙專欄；最新戲碼是對付壹集團，港府搜索黎智英和李卓人（工黨主席，也是佔中要角）的住所，將黎給民主派的捐款打成「黑金政治」。

「反佔中」嚇唬中產階級

第三招是策動「反佔中」。近年來香港「愛字輩」團體如雨後春筍。群眾戰是中共的看家本領，各地同鄉會、基督教右翼、家長組織都被動員起來，並且培育媒體出身的周融成為反佔中組織帶頭人。八月中，就在各方「等待」人大常委會決定「普選框架」期間，愛字輩團體總動員，由周融等人組織的「幫港出聲」持續動員，成立「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普設街站收集簽名，宣稱達百萬以上。梁振英、董建華等人也粉墨登場簽名。八月十七日，「反佔中」上街遊行，人數雖遠少於七一遊行，但通過這個反制行動，「反佔中」強制卡位，宣稱它也有大量群眾跟隨，雖然這些群眾有來自中國內地的「臨記」（臨時演員），許多是「派錢」來的（走路工），遊行後五星旗隨地丟棄。第二天，中國喉舌媒體紛紛以「反佔中愛國愛港運動」做頭版。這是「出口轉內銷」的洗腦宣傳，中方媒體放言：「你有八十萬人簽名，我有十三億人！」反佔中的粗鄙醜陋，也是恫嚇中產市民的戰術。

就在這段期間，媒體出現一個關鍵詞：「袋住先」，先接受北京的篩選候選人方案，至少有「一人一票」，否則普選遙遙無期。北京若成功嚇阻「佔中溫和派」，下一步就可以集中火力對付「佔中行動派」。到此，中共的輿論鬥爭成功轉移視線，將本來是「真假普選」的論爭，轉化成「香港動亂或袋住先」的選擇。這個戰略的核心就是中性化（neutralize）「中產階級」的角色，使之怕亂，怕失去生活現狀，不敢上街抗命。中共的多重戰術一步步消耗佔中的氣勢。

「一國」的牢籠

最近，「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說法甚囂塵上。台灣和香港雖然都遭受中國統戰與滲透，但存在一個根本差別，就是，台灣仍據有事實上的主權。北京既將香港主權納入囊中，豈有不直接統治之理？人大落閘後，一個中國法學教授寫道：

一國之內，不執行中央全國性法令，不接受最高法院轄制，不向中央政府納稅，這樣的高度自治，全世界有第二家嗎？支持香港直接普選的，考慮過這個嗎？中央不能干預香港司法，不能干涉議會，如再對行政首長無運作空間，香港不就是邦聯嗎？香港這麼幹，全國各省也有權這麼幹，中國不解體了？

這裡的關鍵詞是「一國之內」，中共恐懼香港施行民主帶給中國「示範作用」。如果香港可以真普選，中國人民受到鼓舞，挺身要求普選，中共如何保住一黨專政？因此，它便須牢牢握住香港特首的提名權。

台灣要擔心人民的參政權是否正在流失？儘管我們仍有相對自由的選舉，但上到總統選舉，下到村里長，中共皆全面介入。候選人是否依恃北京的「祝福」，以獲得「候選資格」？北京這樣便繞開了台灣的事實主權，而達到控制政治議程的目的。馬英九政府阻礙台灣人民行使公民投票權，也應置於此視野才看得清楚。

政改框架「落閘」，粉碎了「真普選」的一絲寄望，佔中圈子情緒沸騰，年輕世代憤慨非常，不滿「佔中溫和派」的謹言慎行，不想再「等」，罷課在即。「佔中行動派」若掌控主導權，可能導致公民抗命運動的裂痕，這將是中方所樂見的局面，因為北京先挫敗了溫和派的談判希望，之後就可以專心對付行動派。但另一個可能是，由年輕人全面主導的佔中行動，激發更廣闊的運動團結，造成巨大的社會壓力，迫使中共做出讓步。

不願靜待中共閹割

目前為止，這場「佔中」對「反佔中」的拉鋸，北京似乎掌控了節奏。但中方仍無法掌握的是，香港青年世代的行動爆發力，有多強大？有多麼不可預測？在台灣，學生佔領立法院之前，普遍瀰漫著悲觀氛圍，但太陽花爆發，改變了政治格局，並打亂國共合作的議程。香港年輕運動世代已練兵十年，儲備了豐富的歷練與行動力。

學聯秘書長周永康說：未來香港不會再有年輕人相信「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未來不會再提「民主回歸」，提出來的必定是「命運自決」，香港人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要怎麼走下去。

序言書店老闆李達寧說：如果佔中三子堅持自廢佔中武功，攪一個假日中環嘉年華，然後宣佈佔中成功了事，從此靜待中共閹割，則可沒有好待遇了。到時有志貫徹佔中運動的朋友就應該群雄盡出，搶過佔中大旗，用盡方法匯聚民氣，好好與中共在中環幹一場。這不正是三十年來姍姍來遲的香港民主運動嗎？

「自決權」，在此之前仍是空中閣樓，卻因為中共直接統治的企圖，召喚了香港人的自決意識。針對中國政權的「解殖」、「政治主體性」，也被提升到日常論述的視野。年輕世代不願複製前輩的命運，空等三十年「民主回歸」而終致幻滅；他們不甘苦候，不願浪擲三十年的青春束手迎接「2046」的到來。

【自由時報／吳介民】(作者為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 2014/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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