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醫之爭到了該終結的時候（下）

2015-10-29 3526

總之在我看來，從根本上講作為科學的醫學-生理學是不必劃分“中西”的，目前的區分是暫時的。但是某項醫學發現或發明由中國人還是西方人，具體又是由誰做出，則事關知識產權和榮譽，是有意義的。諾貝爾獎的頒發著眼於人類利益（當然，這一宗旨在具體的各項評選和頒獎上是否都很好地體現了，可以討論）

【低藥價在當時比合作醫療作用更大】

當時傳統中藥的困境首先在於其價格太高。而這又涉及一些更廣泛的背景。

流行的誤解認為，改革前支撐我國鄉村醫療的最重要因素是“合作醫療”制度，而這個制度下的“赤腳醫生”偏向於用中草藥治病。其實這兩個說法都是很不確切的。

很多人往往認為中醫藥的成本比西醫藥低，因而更適應貧困的農村。這實在是一種脫離實際的誤解。我曾在其他場合談到大躍進時期宣傳的“土農藥”的使用成本遠高於洋農藥，從效費比的角度就更高。中草藥其實也有同樣的情況。改革前，我國常用藥品一直實行國家控制的計畫價和藥品使用的等級制。那時貴重藥品尤其是進口藥品只對幹部醫院、尤其是高幹醫院特供，與平民尤其是農民完全無緣。但平民使用的常用藥價格也確實低廉，而且基本沒有進口的。平心而論，正是這種廉價常用藥體制對當時的底層社會起了最重要的健康維持作用。

如今有些人一批評“市場化改革”，就說過去的“合作醫療”如何好。作為親歷和參與者，我當然也肯定當時條件下這個制度確實有效。但過分誇大的神話也必須“祛魅”。當時的合作醫療根本不同於今天的“新農合”，它本身不含國家福利成分而屬於民間互助性質。而民間醫療互助並不是文革時期才有，傳統農村以家族、村社、寺廟、教會等民間組織資源為依託的醫療互助、醫療慈善和醫療救濟雖非普及，但也相當廣泛而且源遠流長。

只是革命後以“階級鬥爭”剷除傳統民間組織資源後，官方組織如果又不搞醫療服務，那就很糟糕了。1970年代以前的農村就是這樣，毛澤東批評的“城市老爺衛生部”和農村“缺醫少藥”就是這種情況。文革初期的“天下大亂”更使得這種情況雪上加霜，連“老爺衛生部”的工作也出現混亂。我們田林縣1969年起出現連續數年的瘧疾疫情大暴發，嚴重程度為1949年以來迄今的當代史上所僅見，就是這種狀況的一個縮影。

在改革前的30年（1949-1978）中，這個“合作醫療以前的時代”要占到20年以上，所以一講改革前就是合作醫療其實是不對的。而1970年後，合作醫療體系也是逐漸發展成熟的。我1969年下鄉不久就成了“山寨醫生”。當時儘管已經有了赤腳醫生、合作醫療的說法，但我們那裏真正有工分補貼、有標配藥箱、有受公社衛生所培訓機會的衛生員直到1972年才設立，那時這個“美差”就有人要幹了。而在此之前這些都沒有，我和一些後來以醫成名的知青（慚愧的是他們持之以恆，我後來就沒有再幹）一樣，開始都是用自備的和城裏家庭幫助的藥品器械自己義務幹的，說好了是“無私奉獻”，說壞了是“無證行醫”。青年人的理想主義、強烈的求知欲、當然也有希望“積極表現爭取進步”以求改善處境的世俗心，就是我們做這些事的動力。

當時剛剛萌芽、後來逐漸成熟的合作醫療和赤腳醫生制度對改變農村“缺醫少藥”的狀況確實是有作用的。但是，國家當時對合作醫療本身並不投入資金，只是要求農民投入，而農民包括當時的“集體”其實也很窮，投入能力很小。記得1970年代初我們那裏的投入就是每人交一塊錢藥費（集體年終分配時扣除），赤腳醫生看病和參加培訓有工分補貼，如此而已。如果沒有廉價藥費這個因素，那點投入是不管用的。而在實行農民交費和工分補貼以前，像我那樣全靠自己在家庭幫助下給農民義務看病，更是有賴於廉價藥費。

這也就可以理解幾個現象：第一，為何在沒有合作醫療的1950-1970年代初“城市老爺衛生部”時代農村醫療條件雖然更差，但在低廉藥價下並沒有差到災難性地步，而田林縣正是在文革前17年實現了“從超高瘧區變為中低瘧區”的進步。第二，1970年代末農村改革大潮中恢復家庭經濟後，舊式合作醫療與人民公社同步消失，田林全縣146個農村大隊，在1981年後只有一個還保持著合作醫療。但是，那時醫療價格還不高，而改革後農民收入比人民公社時代高多了，所以合作醫療的消失並沒有造成太大影響。反映在滅瘧上，就是瘧疾疫情不僅沒有回潮，反而繼續降低，以至在1980年代末基本消失。

到了1990年代中期，新的農村醫療危機開始出現，1990年代末至新世紀初變得非常嚴重，農民看不起病，用不起藥，住不了院，“因病返貧”、“死在家裏而不是死在醫院”成為普遍現象。而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合作醫療瓦解當然是之一，但絕非主要。“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下藥費與其他醫療費用的急劇上漲而國家又不承擔保障責任，才是主要的原因。

當時也有人建議恢復舊式合作醫療，但並無成效。有人說只有恢復人民公社才能重建那樣的合作醫療體制，其實也不對。關鍵還是沒有低廉藥價的支援，那樣的合作醫療即便恢復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後來真正有效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新農合）其實走的還是西方國家福利的路子，主要是國家出資，承擔保障責任，與原來那種“舊農合”是完全不同的。而它的未來發展方向是不分城鄉的國民公共服務一體化和醫療保障均等化，那就更是西方福利國家的路子了。

【從技術角度講，農村合作醫療其實是低水準低成本的現代醫療普及】

總之，舊體制下維持低水準農村醫療的最重要基礎就是低藥價，當時的合作醫療也是以此為運行條件的。

而所謂低藥價，主要是就西藥而言。

一個重要的事實是：改革前中成藥和中藥材的價格雖然也比現在低，但是中西藥價之比卻比現在高得多。當時中國的“平民醫療”基本沒有高價進口藥和外資藥，國產常用西藥價格控制很嚴。而中成藥在改革前後基本都是國產，沒有改革後因進口、外資比重提高而漲價的因素，改革前也就顯得不那麼便宜。加之中藥材由於種類太多，改革前少數重要藥材屬於國家三、四類統購，雖有管制，但遠不像一二類統購物資那麼嚴，而一般藥材就是市場價。因此，改革前中國人使用中成藥的相對成本（與使用西藥相比）要高於現在，而到藥房抓藥自配湯劑那就更奢侈了。

文革十年間這一點更為突出，文革中國家曾降低常用西藥價格，而中藥，尤其是絕大多數中藥材一直以隨行就市為主，實際上是在漲價的。如我們的小藥箱有治胃痛的西藥胃舒平，同樣治胃痛的中藥香砂養胃丸（小藥箱沒有）當時與它的藥價比（按日服量計）高達8:1，而今年（2015）這個比值只有2.5:1。[據清華校醫院價格表，胃舒平120片裝，價6元，日服9片；香砂養胃丸200粒裝，價9.50元，日服24粒。]非常用藥則更甚，如我因患視神經萎縮，下鄉期間曾按醫生建議用過中藥明目地黃丸和西藥肌苷。這兩種藥合作醫療不可能提供，都是自購的，按我1974年記事本，當時兩者每日花費之比為14:1，而今年同樣兩種藥的費用比僅8:1。[肌苷100片裝，價7元，日服6片；明目地黃丸10丸裝，價17.1元，日服2丸。]顯然，在這樣的藥價比之下，當時貧困的農民使用中成藥的能力是遠遠低於現在的，而合作醫療用藥也比今天更依賴廉價西藥。

中成藥是如此，自抓藥方就更難了，當時由於農民根本沒有那種購買力，連田林縣城都沒有可以按方抓藥的中藥房，村醫怎麼可能有？

至於自采草藥，用“一把草”治病，那是當時大力宣傳的。一首歌頌“赤腳醫生”的歌中唱道：“我們是公社的紅色衛生員，毛主席的教導記在心間，踏遍青山嘗百草，白族姑娘采藥上蒼山。”那歌聽起來很浪漫，與比西藥更昂貴的中成藥和商品中藥材相比，自采草藥也確實是當時農村利用“傳統醫學”的唯一可行方式。

但是那“一把草”雖不用花錢，卻很費工。在我們那裏，合作醫療制度只是在發展到頂點的文革後期幾年，在大隊一級合作醫療站設有半脫產的赤腳醫生。但至少在我們那個地廣人稀的地方，大隊駐地也有30裏之遙，我是從來沒有在那裏看過病，稍大的病要去公社，一般的病就在生產隊裏解決。而生產隊的衛生員在整個合作醫療制度存在期間都是不脫產的。舊時鄉村醫生如果以醫為生，可以有時間採集草藥。就是業餘無償行醫，願意花時間上山采藥，個體農業自行安排勞動也無需請假。而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雖然沒有工廠中那麼嚴格的勞動紀律，不上工也是要請假的，曠工會有政治壓力。而那點可憐的工分補貼主要用於出診和上邊安排的培訓，根本不可能讓他們“踏遍青山嘗百草”。這就是我上篇文章所言：我們雖然從那時流傳的中草藥書知道青蒿可以治瘧，但實際上主要只用氯喹而幾乎從不用青蒿的原因。

其實，費工有時比費錢更突出，在我們那裏不少傳統商業性藥材山裏其實也到處都是、無需購買，如我提到的首烏、黃精、百部等，問題是傳統中藥的炮製往往比採集還要費事得多，並非專職的農民醫生誰花得起功夫搞什麼“九蒸十曬”？

就是有些草藥可以省去炮製，甚至鮮用，但除採集費工外還有儲存的難題。傳統中藥一方所用藥材有許多種，草藥雖常有單方，但所需的儲存空間也非西藥可比。應付同樣範圍的多種病，西藥可以靠一個小藥箱，中藥就需要一個藥房。村裏的醫生服務圈很小，各種疾病隨機發生，種類繁多而每種疾病在那麼小的圈子裏發生的概率卻很小，誰能為十幾戶人備齊不知何時用到的各種草藥？生產隊能給你配個小藥箱，也不可能給你安排個藥房吧。

那時倒是城裏的大醫院更有可能趕“一把草”的時髦，因為他們專門配備有采藥制藥的人力。同時他們服務人口多，也需要且有條件可以置備較為齊全的草藥房。實際上，那時農村“赤腳醫生”如果說也使用過一些中草藥，多數也是城裏大醫院生產的中草成藥——當時在新醫療法運動氛圍下很多大醫院都自產自銷這類成藥，價格一般比經典中成藥低，有的農村還用得起。那時沒有嚴格的藥品管理、許可證和國家目錄制度，也使這種非正規藥品的產銷成為可能。但是也因為這樣，這些藥良莠不齊，療效不確定，經得起淘汰的很少，在那時的鄉村醫療中起的作用也不大。

所以我說：“而對村醫來說，‘一根針’放在小藥箱中隨時取用還可以，‘一把草’則通常不過說說而已。”[秦暉：《瘧疾、青蒿與中醫——從屠呦呦獲獎引發的爭論想到的》，《經濟觀察報》2015年10月19日]紙上的宣傳與生活中的現實是不同的。當時的農村合作醫療，從技術角度講其實是低水準低成本的現代醫療（所謂的“西醫”）普及工作，說它是“一根針一把草”運動不如說是“小藥箱”運動更確切。

一個有趣是事實是：我們這代知青中有些從“赤腳醫生”成名的佼佼者，後來成了職業醫生乃至著名醫學專家，如孫立哲等。但他們幾乎都是所謂的“西醫”。而今天的老中醫很少從農村出道，[指在農村行醫的經歷，不包括中醫院校的農村考生但考前未從醫者。]從赤腳醫生成長為著名老中醫的，至少我沒有聽說過。

【“中醫”“西醫”兩分法最終應該會合流】

上一篇文章中我認為醫分“中西”並非長久之計，也與醫學的自然科學本質不符。有人說你這不是“反中醫”嗎？但問題在於：西方人現在也沒有“西醫”這個說法，何以沒人說他們“反西醫”？

當然實際上現在仍有“中醫”“西醫”之說，我認為將來會證明這是個一定歷史時期中的現象。現代醫學確實起源於西方，但科學發展是無止境的。與其他科學領域一樣，西方的現代醫學如今仍然面臨大量無法解決的問題，其中有些問題是中國傳統醫學經驗能夠解決的，現代醫學沒有理由不承認、不吸收這些經驗，並給予科學的解釋。

而在此以前，這些經驗的中國傳統解釋如果不符合現代科學的實證化要求，它就不能說是現代醫學（西方人並沒有把現代醫學稱為“西醫”，但我們似乎習慣這麼叫）。過去朝鮮曾經出現過聲稱發現了經絡物質性存在的“金鳳漢騙局”，中國有些人也幫著造勢，嚴重損害了“中醫”的聲譽。但是之所以出現這些行為，也表明人們其實知道沒有實證基礎的“理論”是無法服人的。

在目前這個階段，中國傳統醫術確實對許多疾病有療效——如果全無療效，那就類似巫術甚至騙術了，應當承認傳統醫術是良莠相雜，確有那種成分的，不光是“中醫”，西方傳統醫術也是如此。但如果全是這種成分，它也不可能傳承千年。

我還是相信那句名言：可以騙所有人於一時，也可以騙某些人至永遠，但騙所有人至永遠則是不可能的。無論在中在西，傳統醫術能夠一直傳承下來，總是以一定的效果為條件的。如今傳統上解釋這些療效的不少說法由於仍無實證基礎，還成不了科學。然而療效如果可以驗證，我們也不能無視它，實證的解釋既然還沒有，傳統的解釋就有其存在的價值。這種有療效的傳統醫學經驗和暫難進入科學的傳統解釋（理論），就是我們所說的中醫。

但是傳統解釋也非一成不變，人們也會力圖將其實證化，西方醫學就是這樣從傳統醫學發展成現代醫學的。中國醫學又何嘗不然？例如對青蒿治瘧機制的深究，使人們知道原來是其中的有效成分青蒿素對瘧原蟲有如何如何的殺滅機理，如此一來傳統解釋也就“科學化”為現代醫學解釋了。歷史上最早這樣做的或許是西方人，但正如屠呦呦向世人證明的，這種貢獻也完全可以由中國人做出。

而且，在傳統解釋實證化的過程中，也有可能產生新的科學發現，乃至證偽現代醫學中的一些觀點——正如卡爾•波普所言，科學的本質就是邏輯上無法排除被證偽可能的一系列判斷所構成的進化過程。但是無論證實還是證偽都必須是誠實、嚴謹的科學實踐，並且以此建立公信力。金鳳漢式的造假必須杜絕，政治宣傳、文化偏好對科學的幹預也必須停止。

在具備了這些條件後，中國人同樣可以對現代醫學的發展做出大貢獻，而中國傳統醫學中真正有效的遺產也會在實證化的解釋體系下得到繼承和發揚光大，就像由“青蒿”到“青蒿素”的發展那樣。進而言之，假如未來由中國人做出的這種貢獻確實證偽了某些西方人的論點，並構成重大科學發現，也並非就不可能導致未來醫學的“範式革命”，產生新一代的醫學-生理科學。如果真有這一天，中國人當然會很自豪。但與其說這是“中醫”勝過了“西醫”，毋寧說是不分“中西”的人類醫學在從傳統醫學向科學醫學進化過程中、以及醫學科學本身的發展和新陳代謝過程中的又一次飛躍，只是這一次的主要貢獻者是中國人。

總之在我看來，從根本上講作為科學的醫學-生理學是不必劃分“中西”的，目前的區分是暫時的。但是某項醫學發現或發明由中國人還是西方人，具體又是由誰做出，則事關知識產權和榮譽，是有意義的。諾貝爾獎的頒發著眼於人類利益（當然，這一宗旨在具體的各項評選和頒獎上是否都很好地體現了，可以討論），不考慮國家利益和國家榮譽。我不知道中國記者提問時講的“中醫”英語是如何表述的，假如是Chinese medicine，對方很可能理解為“中國的醫學”，諾貝爾獎怎麼可能表彰中國的醫學界？它也從來沒有表彰瑞典、美國或任何一國的醫學界呀。如果表達為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目前國內的規範譯法，即“傳統中國醫學”）那人家就更莫名其妙了，諾貝爾獎是獎勵現代原創性成就的，獲獎者必須是活著的人，它怎麼會表彰“傳統中國醫學”？它也從來沒有表彰“傳統西方醫學”的意思呀。顯然，對方很可能根本沒有我們所謂的“中醫”、“西醫”兩分的意識，這樣的提問完全是典型的雞同鴨講。

【醫療受眾的偏好的確是一種文化現象，但它與“愛國”與否應當無關】

如前所述，我認為作為自然科學的醫學-生理學本質上不應有“中西”之分，這是與作為飲食偏好的中餐西餐之分的第一個不同。但是，從服務提供-消費需求的角度講，醫療的受眾也的確是有偏好的。這就像營養學和飲食衛生學是科學，但人們的飲食偏好不一定完全根據“科學標準”來一樣。一些“中餐”也許是合乎營養學和飲食衛生的健康食品，但西方人就是不愛吃或不習慣吃；“西餐”對中國人而言當然也有類似情形。
而醫療與飲食的第二個不同在於：飲食不光是為了攝入營養和能量以維持生命，它還是一種享受，而且隨著現代生活的富裕，為享受而飲食的成分還越來越大。而享受就是根據偏好來的，蘿蔔白菜各有所愛，與科學未必相關。但是，今天的醫療則與過去一樣，主要還是為了治病，即便富人也很少會把醫療當享受，沒病也要醫生折騰自己，把吃苦藥挨手術刀當做樂子。所以，把中餐西餐類比中醫西醫並不合適。

不過，既然醫療行為有供求雙方，則需求偏好不一定根據“科學”而來的現象也還是存在的。的確有些人選擇中醫或西醫不是根據療效，而就是一種偏好，一種習慣，猶如他們喜歡吃中餐或西餐一樣。這些人如果自己就是患者，不去比較療效而是“跟著感覺走”憑習慣行事，當然不利於他自己的治療，對此是有必要提醒的。但是這還只涉及他自己，從邏輯上說，患者偏好中醫還是西醫就像食客偏好中餐還是西餐，儘管前一選擇的後果可能比後一選擇嚴重，但那也是他的權利，別人可以建議，選擇還是在他自己。

然而，天下人每日都要飲食，卻並非都是患者，這成為中西醫和中西餐討論的第三個區別：評論中餐西餐的人大都是依據自己作為食客的體驗，這種評論也很少影響公共政策而涉及到他人的權利。評論中醫西醫的人卻未必是患者，恰恰相反，往往是健康人而非臥病在床者喜歡談論這種問題，而且往往涉及公共政策。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魯迅、郭沫若等一些中國舊傳統的激烈批判者都有過否定中醫的極端言論，而一些“國粹”派則力稱中醫的神效。中醫西醫之爭在這種場合已經成為一種文化立場之爭了。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崛起，民族主義上升，情緒化的民族主義也體現在了中醫西醫問題上。

但根據自己的文化偏好決定醫療政策卻是危險的。這不僅因為醫學的本質是科學，不應受文化偏好的左右，更因為現代民族主義與國家利益跟某種特定的文化偏好也不能混為一談。這本是個更加具有公共性的話題，與中醫西醫的討論並無關係。但是目前的確有種不正常的傾向，即把中醫西醫之類討論變成一種“文化認同”的討論，而“文化認同”又被與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相聯繫。在有些人看來，不喜歡中醫似乎就是對“中國傳統文化”不敬，而對中國傳統文化不敬又似乎就是“不愛國”。這種推論的每一步都太荒謬了。

現代民族主義和“愛國”的觀念本來是建立在國界和國籍基礎上的國民共同體觀念。中世紀的歐洲是沒有民族主義觀念的。那時的歐洲人重視宗教信仰（也可以說是文化認同）之別要遠遠超過民族、國家之別。只要宗教相同，他們往往能夠接受、甚至主動尋求一個外來的、非我族類的國王，而同族人之間為了宗教分歧卻可以打得你死我活。典型的如英國的“光榮革命”就是新教徒的英國人迎來一個信新教的荷蘭人國王，而趕走了信天主教的舊王——儘管他是英格蘭人。但是在近代化過程中，一方面宗教寬容、政教分離和信仰自由化解了宗教衝突，另一方面領主林立的狀況為主權國家和國民的概念所取代。國籍、國界和公民權造就了國民共同體的認同：國民可以信不同的宗教，但國籍與公民權賦予了他們區別於“外國人”的共同身份和共同利益。

近代民族主義和愛國觀念，就是為了捍衛這種可能包含不同信仰不同族源但卻具有共同國民身份的人們之利益。民族主義可能是正面的——如果它反抗外國壓迫、使本國公民不再低人一等；也可能是負面的——如果它對外國施加壓迫、主張本國人高人一等。但無論正面還是負面，它都是以國民的權益（利益、福祉、權利）為訴求，而非以某種文化偏好為訴求的，更不會在國民內部抬舉一種偏好而打壓另一種偏好。

【打破中醫西醫的門戶之見】

現代社會都是價值多元的社會，文化偏好與國民利益的邊界往往是兩回事。漢奸乃至日寇完全可能喜歡吃中餐，而抗日英雄完全可能愛吃西餐。清末民初最極端的“中國文化褒獎者”辜鴻銘認為西方一無是處，而中國連納妾、纏足都是美德，但他頌揚中國禮教，卻未必維護國人權益，在國際問題上也未必向著中國，如在甲午戰爭時他就支持日本的立場。

五四被公認為一場愛國的“救亡”運動，但同時也是激烈反傳統、而對外來文化實行“拿來主義”的運動，五四精英如魯迅、郭沫若等極端反中醫，魯迅、劉半農、瞿秋白等甚至主張廢除漢字實行拉丁化，我們今天可以說這些觀點不對，但不能說他們是“漢奸”吧？儒家通常被視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儘管筆者並不反儒，但顯然，認同儒家與否也不能成為愛國與否的標準。五四時期的愛國者很多是反儒的，而偽滿洲國漢奸中卻不乏鄭孝胥、羅振玉、金梁這類反五四、揚國粹、倡讀經的文化遺老，偽滿的“國歌”大概是當時政治儀式歌曲中崇儒色彩最濃的了：“尚仁愛，重禮義，使我身修；家已齊，國已治，此外何求。……”但誰會認為這是一首“愛國”歌曲？

當然我並不想主張一種相反的說法：似乎偏好傳統文化就與愛國相抵觸。我只能說這兩者並無相關性。愛國者不僅可以吃中餐或西餐，看中醫或西醫，穿西裝或唐裝，還可以信儒、信耶或信馬列。只要他為國民維護和爭取了權益，那就是愛國；如果相反，他無損于外人卻侵犯了國人的權益，那就應該有漢奸之嫌。昔日上海外灘租界當局建了個西式公園而不准華人入內，引發愛國華人的抗議，此時的愛國就是要使國人有權逛西式公園，而租界當局只許華人逛中式園林，那不是欺負人嗎？洋人不准，那是帝國主義霸道，而租界華董不准，難道就可以算“愛國”？一些所謂“愛國”者不能損洋人半豪，只以欺負同胞為能事，甚至毆打耄耋同胞，燒同胞的車，理由是那車為日本產品！如果破壞國人擁有的日本製品就算“抗日”，那反過來，破壞日本擁有的國人製品是否要算“漢奸”？按這邏輯，八路軍炸毀中國勞工修建的日本炮樓難道是“漢奸”行為？而上海寶鋼成套設備當年是從日本引進的，炸毀寶鋼就算是“抗日”嗎？更有甚者，中國空軍擁有不少蘇27等俄制戰機，擊落這些戰機難道就不算反華，而只是“抗俄”？

如今我們擁有了愛吃什麼穿什麼上什麼醫院用什麼藥的權利，洋人已經不能把我們怎麼樣，有些人卻要剝奪同胞的這些權利，而他們卻又不能把洋人怎麼樣。這些人自稱民族主義，有人就批評他們是“極端民族主義”或“狹隘民族主義”，其實如前所述，好的民族主義是抵抗別人的欺負，不好的（或“極端的”）民族主義是要欺負別人。而無損於別人、只向自己同胞稱霸的人，能算哪門子民族主義呢？我不願學那種把“漢奸”帽子到處扣的語言暴力狂，但說實話，無論就事實還是就邏輯而言，把那些人稱為“漢奸”都比稱為民族主義（哪怕“極端民族主義”）誤差少。

回到中醫西醫的問題吧。其實本來很簡單：求醫就是為了看病，醫院是為患者辦的，不是為了“弘揚民族文化”、“打倒帝國主義”或者什麼更偉大的目的而辦的，看病的任務就夠重了，沒必要賦予它更多的任務。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這話對患者而言，就是不管中醫西醫，能治得了病就是好醫。而對醫學解釋而言，不管新說舊說，持之有故（有實證依據），言之成理（推理合乎邏輯）就是好的解釋。中醫西醫的門戶之見，還是少些為好。

（編注：本文原標題《再談文革時期的農村醫療以及中醫的作用》）（責編：趙瓊）

作者為秦暉，著名學者，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本文摘自互聯網原創專欄騰訊《大家》（http://dajia.qq.com）。《大家》微信號：ipress掃描以下二帷碼查看更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