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程：台海兩岸協商及台灣的因應之道
2016-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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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個團結的台灣來對抗中國尚且相當吃力，何況是一個分裂的台灣，讓中國可以從內部分化台灣的力量，最後各個擊破，更加無法抗衡中國，因此希望台灣朝野基於國家利益能夠停止內耗，這也是蔡英文在當選感言中一再強調朝野合作的重要性，因為台灣人民已經厭倦朝野惡鬥，任何政黨再堅持繼續惡鬥必然為台灣人民所唾棄。
作者：林文程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教授)
一、前言
台海兩岸協商之開展是肇因於1986年5月一架華航貨機被劫持到中國，華航被迫在香港與中國民航進行協商，此後兩岸曾針對個別議題或突發事件進行磋商，例如1990年針對遣返偷渡客簽署金門協議之金門會談，而且在1990年代上半期，李登輝總統辦公室和江澤民主席辦公室設有密使之機制，一直到1993年4月27-29日在新加坡舉行第一次「辜汪會談」，台海兩岸才達成進行制度化協商的協議，確立處長層級之協商每三個月舉行一次、秘書長層級之協商每半年舉行一次、董事長/會長層級之協商視需要舉行，原則上是每年舉行一次。然而，兩岸制度化協商之進行很難平順，北京在1995年6月初以李登輝總統訪美為由，片面宣布無限期擱置兩岸談判，1998年海基會與海協會才再度恢復接觸，該年10月辜振甫董事長率海基會董監事訪問中國大陸(當時蔡英文曾以海基會董事身分隨團參訪)，原本海協會會長汪道涵應邀回訪台灣，但是北京以李登輝總統於1999年7月9日發表兩岸「特殊國與國關係論」，再度片面中斷海基會與海協商之接觸和協商管道，延續到民進黨整個8年執政期間，雖然兩岸有針對春節包機之特別需要，進行「澳門模式」之協商，但是兩岸制度化協商並沒有恢復，一直等到馬英九總統於2008年5月20日上台之後，因為馬政府可以接受所謂之「九二共識」，海基會和海協會之制度化協商機制才被恢復，兩會於2008年6月13日進行中斷長達十年之後的首次協商，並達成兩岸包機及陸客來台旅遊等兩項協議，迄今台海兩岸已經協商達成二十三項協議，其中「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仍然在立法院審議中，尚未生效。
檢視台海兩岸之協商歷史，北京一向是居於主動之地位，事實上早在1950年代北京已經一再提議國共協商，進行第三次國共合作，但是兩岸協商展開之後，幾度中斷也都是北京片面之決定。其次，台海兩岸協商受到許多因素之影響，包括台灣的政經和社會發展因素、美國之因素、以及中國的決策考量等。第三，隨著台海兩岸談判籌碼之變化，北京在兩岸協商中更加具有主控權，也因此台灣再度出現政黨輪替、民進黨再度執政時，台海兩岸協商的斷續更加取決於北京的態度。
檢視台海兩岸之協商歷史，北京一向是居於主動之地位，事實上早在1950年代北京已經一再提議國共協商，進行第三次國共合作，但是兩岸協商展開之後，幾度中斷也都是北京片面之決定。其次，台海兩岸協商受到許多因素之影響，包括台灣的政經和社會發展因素、美國之因素、以及中國的決策考量等。第三，隨著台海兩岸談判籌碼之變化，北京在兩岸協商中更加具有主控權，也因此台灣再度出現政黨輪替、民進黨再度執政時，台海兩岸協商的斷續更加取決於北京的態度。
二、台海兩岸協商的種類
台海兩岸協商大致可分成以下兩大類：(1)事務性、功能性、經濟性議題之協商:此類議題之協商不涉及主權相關之敏感議題，所處理的是因兩岸民間交流和經貿往來所衍生的議題；(2)政治性議題談判：所謂兩岸政治性談判是有別於事務性、功能性、經濟性議題之談判，是指涉及主權、統獨或兩岸政治關係議題的協商，其中最敏感的當屬涉及台海兩岸政治安排之談判，亦即涉及有關台灣獨立或兩岸統一之各種可能模式（例如芬蘭模式、聯邦、邦聯、歐盟、一國兩制、國協、台灣獨立、南北韓或東西德模式等）之協商。
根據中國領導人談話或官方文件所揭露，北京所曾提到的政治協商議題包括兩岸和平統一、國旗、國歌和國號問題、兩岸領導人互訪、台灣政治地位、兩岸正式結束敵對狀態、簽署和平協議、兩岸合作共同捍衛南海主權、兩岸在釣魚台議題上之合作、及台灣國際空間問題，而台灣曾提到可供政治協商的議題有中國撤飛彈、建立台海非軍事區、建立兩岸軍事互動行為準則、台灣國際空間、結束敵對狀態、簽署和平協議、兩岸領導人互訪或會面等，而國外學者所提出的建議則包括中程協議之談判、建立熱線等，這些均可以成為兩岸政治談判的議題。兩岸官方所提出的政治談判議題並非沒有重疊之處，例如結束敵對狀態、簽署和平協議、兩岸領導人互訪、台灣國際空間等議題，雙方均有提到，針對這些共通議題進行協商的可能性不低。
因為政治談判最終將觸及台海兩岸統獨之高敏感度議題，台灣一直有所顧忌，因此自開啟兩岸制度化協商以來，台海兩岸之談判絕大部分屬於事務性、功能性、經濟性議題之協商，而上述兩岸所簽訂之23項協議全部屬於事務性、功能性、經濟性議題之協商。然而，台海兩岸事實上已經進行過政治性談判，例如兩岸領導人於2015年11月7日在新加坡會面，以及為了安排此一會面所進行之事先協商，均可歸類為政治議題之協商，甚至台海兩岸就台灣如何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所進行之溝通，涉及台灣國際空間問題，因此也可視為政治性談判。只是這些政治協商是偶發的，並非定期、制度化的安排。
根據中國領導人談話或官方文件所揭露，北京所曾提到的政治協商議題包括兩岸和平統一、國旗、國歌和國號問題、兩岸領導人互訪、台灣政治地位、兩岸正式結束敵對狀態、簽署和平協議、兩岸合作共同捍衛南海主權、兩岸在釣魚台議題上之合作、及台灣國際空間問題，而台灣曾提到可供政治協商的議題有中國撤飛彈、建立台海非軍事區、建立兩岸軍事互動行為準則、台灣國際空間、結束敵對狀態、簽署和平協議、兩岸領導人互訪或會面等，而國外學者所提出的建議則包括中程協議之談判、建立熱線等，這些均可以成為兩岸政治談判的議題。兩岸官方所提出的政治談判議題並非沒有重疊之處，例如結束敵對狀態、簽署和平協議、兩岸領導人互訪、台灣國際空間等議題，雙方均有提到，針對這些共通議題進行協商的可能性不低。
因為政治談判最終將觸及台海兩岸統獨之高敏感度議題，台灣一直有所顧忌，因此自開啟兩岸制度化協商以來，台海兩岸之談判絕大部分屬於事務性、功能性、經濟性議題之協商，而上述兩岸所簽訂之23項協議全部屬於事務性、功能性、經濟性議題之協商。然而，台海兩岸事實上已經進行過政治性談判，例如兩岸領導人於2015年11月7日在新加坡會面，以及為了安排此一會面所進行之事先協商，均可歸類為政治議題之協商，甚至台海兩岸就台灣如何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所進行之溝通，涉及台灣國際空間問題，因此也可視為政治性談判。只是這些政治協商是偶發的，並非定期、制度化的安排。
三、台海兩岸談判之目的
1.中國推動兩岸協商之目的
北京推動兩岸談判之目的相當明確，就是為了達成和平統一台灣，因此北京雖然同意台灣「先經後政、先易後難」之原則，先進行兩岸事務性協商，但是希望事務性協商能夠為兩岸政治談判鋪路，例如習近平於2013年10月利用參加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之便，與我國總統特使蕭萬長見面時提到：「兩岸長期存在政治分歧問題終歸要逐步解決，總不能將這些問題一代一代傳下去」，一般認為習近平的意思是為兩岸政治談判施加壓力，也因此國台辦積極推動兩岸智庫於2013年10月在上海就政治議題舉行第二軌之「和平論壇」。中國進行兩岸協商之其它目的在於拉攏台灣各界、增進兩岸之整合、以及為兩岸關係設立框架，將台灣一步一步框進以中國為主導之「大中華經濟共榮圈」。
2.台灣進行協商之目的
台灣原本對進行兩岸協商充滿戒心，這也是蔣經國總統面臨北京統戰壓力時，於1979年提出對中國「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之「三不政策」的背景與原因。然而，在台灣於1987年11月2日開放國人前往中國大陸探親之後，「三不政策」已經被打破，而且台灣不可避免必須與中國談判，因為兩岸交流衍生許多問題，必須透過兩岸協商來解決，因此台灣與中國進行談判之首要目的在於解決兩岸因為經貿交流與人民往來所產生的眾多問題。其次，進行協商是一種信心建立措施(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CBMs)，因為台海兩岸缺乏互信，關係相當脆弱，導致台海地區成為東亞三大衝突引爆點之一(其它兩個衝突引爆點是朝鮮半島和南海地區)，國際社會希望台海兩岸控制緊張情勢，華府更是鼓勵台海兩岸進行協商和對話，因此台灣推動與中國之協商，是善盡國際社會一份子之義務，促進台海地區之和平與穩定。第三，國際社會沒有一個國家可忽視中國的崛起，台灣當然無法忽視中國大陸市場的重要性，台灣在中國大陸有兩千億美元左右之投資，台灣一方面需要保護台商在中國大陸之權益，另一方面也希望藉兩岸協商化解北京在國際社會對台灣之孤立，以及減弱對台灣加入國際經貿組織之阻擾力道。
北京推動兩岸談判之目的相當明確，就是為了達成和平統一台灣，因此北京雖然同意台灣「先經後政、先易後難」之原則，先進行兩岸事務性協商，但是希望事務性協商能夠為兩岸政治談判鋪路，例如習近平於2013年10月利用參加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之便，與我國總統特使蕭萬長見面時提到：「兩岸長期存在政治分歧問題終歸要逐步解決，總不能將這些問題一代一代傳下去」，一般認為習近平的意思是為兩岸政治談判施加壓力，也因此國台辦積極推動兩岸智庫於2013年10月在上海就政治議題舉行第二軌之「和平論壇」。中國進行兩岸協商之其它目的在於拉攏台灣各界、增進兩岸之整合、以及為兩岸關係設立框架，將台灣一步一步框進以中國為主導之「大中華經濟共榮圈」。
2.台灣進行協商之目的
台灣原本對進行兩岸協商充滿戒心，這也是蔣經國總統面臨北京統戰壓力時，於1979年提出對中國「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之「三不政策」的背景與原因。然而，在台灣於1987年11月2日開放國人前往中國大陸探親之後，「三不政策」已經被打破，而且台灣不可避免必須與中國談判，因為兩岸交流衍生許多問題，必須透過兩岸協商來解決，因此台灣與中國進行談判之首要目的在於解決兩岸因為經貿交流與人民往來所產生的眾多問題。其次，進行協商是一種信心建立措施(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CBMs)，因為台海兩岸缺乏互信，關係相當脆弱，導致台海地區成為東亞三大衝突引爆點之一(其它兩個衝突引爆點是朝鮮半島和南海地區)，國際社會希望台海兩岸控制緊張情勢，華府更是鼓勵台海兩岸進行協商和對話，因此台灣推動與中國之協商，是善盡國際社會一份子之義務，促進台海地區之和平與穩定。第三，國際社會沒有一個國家可忽視中國的崛起，台灣當然無法忽視中國大陸市場的重要性，台灣在中國大陸有兩千億美元左右之投資，台灣一方面需要保護台商在中國大陸之權益，另一方面也希望藉兩岸協商化解北京在國際社會對台灣之孤立，以及減弱對台灣加入國際經貿組織之阻擾力道。
四、對台灣因應之道的建議
1.促進朝野共識
台灣面對崛起中之中國，籌碼越來越不足於與中國抗衡，面對以小博大之困境，內部必須團結一致，否則如果陷入不利的兩個階段賽局(two-level game)的談判困境，更加難以與中國討價還價。馬政府從事兩岸服貿協議談判，將在野黨完全排除在外，進行相當黑箱之作業，導致在完成第一個階段談判(兩岸談判階段)，簽署兩岸服貿協議之後，遭到在野黨之反對以及青年世代發動太陽花學運進行抗爭，增加服貿協議在立法院審議過關的困難度，未來的政府應該以服貿協議作為經驗教訓，除了要廣泛徵詢社會各界之外，要對在野黨給予相當的尊重，知會在野黨之相關領袖，以增進在野黨派之支持，化解第二階段(尋求國內支持的階段)之可能阻力。當然在野黨派之領袖應該以國家利益為重，對朝野協商的內容保密，否則會陷台灣於兩岸協商中之不利地位。
2.新國會儘快訂定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蔡英文主席在競選總統期間，一再強調人民主權的觀念，也一再指出要在國會推動有關兩岸協議監督條例之立法，現在民進黨已經確定在立法院居多數，因此在新國會開始之後，應該儘快通過該條例之立法，並依據該條例來審查服貿協議，最好能讓該爭議在2016年5月20日之前落幕。
3.台灣必須為兩岸政治談判作準備
台灣對於兩岸政治談判，雖然一直展現不排斥的立場，但是實際上對與中國進行政治談判卻是充滿顧慮，相當抗拒進行兩岸政治談判，因為台灣與中國進行政治談判，對台灣而言是一種不對稱的談判（asymmetrical negotiation），亦即雙方的談判力量不對稱，而談判力量不對稱來自於情報資訊取得之不對稱(台灣作為一個民主的社會，資訊相對於威權體制的中國相對透明許多)、台海兩岸國力對比呈現有利於中國之變化、台灣面臨很強之內部挑戰、以及台灣作為一個分裂社會的特質(台灣在國家認同上出現分歧之現象)，其中尤以朝野之對抗以及社會分裂之現象，導致國人對兩岸進行政治談判缺乏共識，一旦兩岸從事政治談判，可能將台灣帶入一場政治風暴之中。
台灣固然應該採取目前「先經後政」的政策，事實上這也是當前台海兩岸進行協商較合適之途徑，因為台海兩岸依舊高度缺乏互信，因此進行高度敏感議題之政治協商，決不可能達成協議。然而，台灣對進行兩岸政治協商必須深入研究，預作準備。而且對於符合台灣國家利益之政治議題的協商也不必排斥，例如兩岸領導人互訪或會面、簽署和平協議、台灣國際空間問題、中國撤除瞄準台灣之飛彈、建立台海非軍事區、建立兩岸軍事互動行為準則，以及一些美國學者所提出兩岸簽署中程協議等，這些議題並非全然對台灣不利，事實上朝野對有些議題還有一定的共識，例如兩岸領導人見面、台灣國際空間、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等問題，朝野均曾表達過意願。
2015年10月之馬習會已經打破兩岸政治談判的禁忌，未來這類之協商雖然不會經常發生，但是政府應該預作準備，應該組織團隊針對各項議題進行深入研究。然而，台海兩岸協商如果想要進入深水區，也應該先從第二軌對話做起，未來如果要從第二軌進入第一軌，對協商的議題也應該遵照先易後難的原則，而且不能有非達成協議不可的心理。
4.善用第二軌機制
整體上，台灣在從事兩岸協商時應該第一、二軌並行，利用第二軌來了解和研判北京對個別談判議題之可能立場，如果北京未來再度中斷海基會和海協會之協商管道，則第二軌對話的重要性增加。新政府上台之後，應該加強可應用的第二軌機制的能量，善用這些機構與中國進行第二軌對話。
5.增加對協商人才之訓練
台海兩岸經過二十多年之協商，在事務官層級已經培養不少對兩岸協商有經驗和專業的文官，但是政務官階層因為來去頻繁，導致不少政務官就任時對兩岸協商的歷史缺乏了解，或是缺乏兩岸協商的經驗，甚至出現負責兩岸事務之政務官或負責兩岸協商之主談代表對兩岸關係是一張白紙的奇特現象。兩岸協商攸關台灣重大國家利益，主政者絕對不能有狹隘之胸襟和輕忽的態度來看待，任命對兩岸關係如同一張白紙者擔任如此重要的工作，絕對不是明智的決定。
6.審慎地準備每一次對中國之談判
如上所述，台灣對中國所進行的是以小搏大之不利的不對稱談判，而且未來兩岸權力對比之發展可能對台灣越來越不利，因此台灣與中國進行談判時應該要比對手更加用心努力，包括對中國談判策略、目的之研究，以及對方底線的評估，雙方可能有交集和分歧之處的分析、和對方談判代表的了解，以及對己方底線的設定、談判策略的選擇、雙方優劣勢之評估等，均要盡心盡力的準備，最後還要進行模擬演練，亦即要以己方之努力來弭補談判籌碼之劣勢
7.妥善處理美國因素及對國際社會之溝通
美國是台海兩岸互動關係中最重要的第三國，尤其是美國基於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 TRA)持續對台軍售及關切台灣的國家安全，因此新政府必須以提升台美互信作為重要施政項目之一，而且美國的支持也可成為台灣抗拒中國壓力的力量之一。雖然華府一向鼓勵台海兩岸進行對話和協商，而且對台海兩岸所簽訂的協議也一向表達歡迎的立場，但是這不代表美國歡迎台海兩岸從事所有議題之協商。台灣對於與中國的協商，應該透過管道向華府進行簡報，相對地台灣也要要求美國與中共進行高層級之會談，應該要向台灣進行簡報，藉密切之雙向互動增進台美的互信關係。
台灣不僅要強化對美國之溝通，也要加強對國際社會尤其是日本、歐洲強權和東南亞重要國家之互動，因為國際社會之支持，間接增強台灣對中國之談判力量。台灣要讓這些國家了解我方對兩岸協商之立場，以及要與中國進行協商之誠意，縱然未來台海兩岸中斷協商，國際社會也會了解錯不在台灣。
8.深入地研究習近平的中國
習近平被一些國內外觀察家視為是中國在毛澤東之後最為強勢的領導人，他的強勢及積極主動的領導風格，是未來影響兩岸關係的一項重要因素，但是習近平政權也面臨眾多巨大的挑戰，包括經濟成果趨緩、打擊貪腐的衝擊、中美關係惡化、民怨日深、環境生態惡化、人口結構惡化、貧富差距擴大、以及維吾爾族分離運動等問題，才是習近平優先要解決的問題，台灣問題在習近平的政治議題上順序應該不高，但是中國所面臨之內外挑戰可能影響習近平之對台政策。如果沒有意外，習近平至少要執政到2022年才交棒給第六代領導班子，但是習近平面臨2017年中共舉行19大如何進一步鞏固權力問題，這些問題與事件是否影響兩岸關係，應該深入研究。
新政府應該提升國安體系(國防部、外交部、陸委會、國安局)的研究能力，以約聘的方式招募一些研究人才，充實這些機構的研究能力。政府同時要解決台灣目前因為少子化之衝擊，大專院校的教職大為緊縮，不少優秀的研究人才短期內無法覓得教職的問題。新政府應該責成各部會及國營企業編列預算，例如每個單位聘用五位博士，這項人事經費對每個單位之總預算可說是九牛一毛，但卻可解決短期未來人才過剩和浪費問題，及提升各個單位的研究能力，可說是一舉兩得。
9.加強對國人之宣導
新政府上台之後，必然面臨來自中國之強大壓力，包括中斷兩岸協商，再提出恢復協商的先決條件，甚至配合減少陸客來台、停止部分惠台政策等措施來施壓，因此新政府必須更加努力對人民宣導，讓人民了解政府的立場，如果台灣在北京的打壓之下未來會過苦日子，也要讓人民了解大陸政策各項選擇方案的利弊得失，以讓人民能夠了解政府決策的原因，進而支持政府之政策。只有人民能夠支持政府之政策，才能夠做政府之後盾來抗拒來自中國之壓力。
10.加強對企業界之溝通
兩岸協商中斷、經貿關係衰退，首當其衝的是企業界，這也是企業界過去相對支持國民黨的原因之一。事實上，台商現在在國大陸投資面臨許多困難和問題，虧本的台商不在少數，新總統上台之後，應該加強對企業界之溝通，不定期與企業界各行業的領袖會談，聆聽他們對復甦台灣經濟之意見，了解他們的需求，積極幫助企業界克服在中國大陸投資所面臨的挑戰，尤其要幫助企業界在投資所面臨的一些障礙，以降低企業界的危機感。
台灣面對崛起中之中國，籌碼越來越不足於與中國抗衡，面對以小博大之困境，內部必須團結一致，否則如果陷入不利的兩個階段賽局(two-level game)的談判困境，更加難以與中國討價還價。馬政府從事兩岸服貿協議談判，將在野黨完全排除在外，進行相當黑箱之作業，導致在完成第一個階段談判(兩岸談判階段)，簽署兩岸服貿協議之後，遭到在野黨之反對以及青年世代發動太陽花學運進行抗爭，增加服貿協議在立法院審議過關的困難度，未來的政府應該以服貿協議作為經驗教訓，除了要廣泛徵詢社會各界之外，要對在野黨給予相當的尊重，知會在野黨之相關領袖，以增進在野黨派之支持，化解第二階段(尋求國內支持的階段)之可能阻力。當然在野黨派之領袖應該以國家利益為重，對朝野協商的內容保密，否則會陷台灣於兩岸協商中之不利地位。
2.新國會儘快訂定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蔡英文主席在競選總統期間，一再強調人民主權的觀念，也一再指出要在國會推動有關兩岸協議監督條例之立法，現在民進黨已經確定在立法院居多數，因此在新國會開始之後，應該儘快通過該條例之立法，並依據該條例來審查服貿協議，最好能讓該爭議在2016年5月20日之前落幕。
3.台灣必須為兩岸政治談判作準備
台灣對於兩岸政治談判，雖然一直展現不排斥的立場，但是實際上對與中國進行政治談判卻是充滿顧慮，相當抗拒進行兩岸政治談判，因為台灣與中國進行政治談判，對台灣而言是一種不對稱的談判（asymmetrical negotiation），亦即雙方的談判力量不對稱，而談判力量不對稱來自於情報資訊取得之不對稱(台灣作為一個民主的社會，資訊相對於威權體制的中國相對透明許多)、台海兩岸國力對比呈現有利於中國之變化、台灣面臨很強之內部挑戰、以及台灣作為一個分裂社會的特質(台灣在國家認同上出現分歧之現象)，其中尤以朝野之對抗以及社會分裂之現象，導致國人對兩岸進行政治談判缺乏共識，一旦兩岸從事政治談判，可能將台灣帶入一場政治風暴之中。
台灣固然應該採取目前「先經後政」的政策，事實上這也是當前台海兩岸進行協商較合適之途徑，因為台海兩岸依舊高度缺乏互信，因此進行高度敏感議題之政治協商，決不可能達成協議。然而，台灣對進行兩岸政治協商必須深入研究，預作準備。而且對於符合台灣國家利益之政治議題的協商也不必排斥，例如兩岸領導人互訪或會面、簽署和平協議、台灣國際空間問題、中國撤除瞄準台灣之飛彈、建立台海非軍事區、建立兩岸軍事互動行為準則，以及一些美國學者所提出兩岸簽署中程協議等，這些議題並非全然對台灣不利，事實上朝野對有些議題還有一定的共識，例如兩岸領導人見面、台灣國際空間、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等問題，朝野均曾表達過意願。
2015年10月之馬習會已經打破兩岸政治談判的禁忌，未來這類之協商雖然不會經常發生，但是政府應該預作準備，應該組織團隊針對各項議題進行深入研究。然而，台海兩岸協商如果想要進入深水區，也應該先從第二軌對話做起，未來如果要從第二軌進入第一軌，對協商的議題也應該遵照先易後難的原則，而且不能有非達成協議不可的心理。
4.善用第二軌機制
整體上，台灣在從事兩岸協商時應該第一、二軌並行，利用第二軌來了解和研判北京對個別談判議題之可能立場，如果北京未來再度中斷海基會和海協會之協商管道，則第二軌對話的重要性增加。新政府上台之後，應該加強可應用的第二軌機制的能量，善用這些機構與中國進行第二軌對話。
5.增加對協商人才之訓練
台海兩岸經過二十多年之協商，在事務官層級已經培養不少對兩岸協商有經驗和專業的文官，但是政務官階層因為來去頻繁，導致不少政務官就任時對兩岸協商的歷史缺乏了解，或是缺乏兩岸協商的經驗，甚至出現負責兩岸事務之政務官或負責兩岸協商之主談代表對兩岸關係是一張白紙的奇特現象。兩岸協商攸關台灣重大國家利益，主政者絕對不能有狹隘之胸襟和輕忽的態度來看待，任命對兩岸關係如同一張白紙者擔任如此重要的工作，絕對不是明智的決定。
6.審慎地準備每一次對中國之談判
如上所述，台灣對中國所進行的是以小搏大之不利的不對稱談判，而且未來兩岸權力對比之發展可能對台灣越來越不利，因此台灣與中國進行談判時應該要比對手更加用心努力，包括對中國談判策略、目的之研究，以及對方底線的評估，雙方可能有交集和分歧之處的分析、和對方談判代表的了解，以及對己方底線的設定、談判策略的選擇、雙方優劣勢之評估等，均要盡心盡力的準備，最後還要進行模擬演練，亦即要以己方之努力來弭補談判籌碼之劣勢
7.妥善處理美國因素及對國際社會之溝通
美國是台海兩岸互動關係中最重要的第三國，尤其是美國基於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 TRA)持續對台軍售及關切台灣的國家安全，因此新政府必須以提升台美互信作為重要施政項目之一，而且美國的支持也可成為台灣抗拒中國壓力的力量之一。雖然華府一向鼓勵台海兩岸進行對話和協商，而且對台海兩岸所簽訂的協議也一向表達歡迎的立場，但是這不代表美國歡迎台海兩岸從事所有議題之協商。台灣對於與中國的協商，應該透過管道向華府進行簡報，相對地台灣也要要求美國與中共進行高層級之會談，應該要向台灣進行簡報，藉密切之雙向互動增進台美的互信關係。
台灣不僅要強化對美國之溝通，也要加強對國際社會尤其是日本、歐洲強權和東南亞重要國家之互動，因為國際社會之支持，間接增強台灣對中國之談判力量。台灣要讓這些國家了解我方對兩岸協商之立場，以及要與中國進行協商之誠意，縱然未來台海兩岸中斷協商，國際社會也會了解錯不在台灣。
8.深入地研究習近平的中國
習近平被一些國內外觀察家視為是中國在毛澤東之後最為強勢的領導人，他的強勢及積極主動的領導風格，是未來影響兩岸關係的一項重要因素，但是習近平政權也面臨眾多巨大的挑戰，包括經濟成果趨緩、打擊貪腐的衝擊、中美關係惡化、民怨日深、環境生態惡化、人口結構惡化、貧富差距擴大、以及維吾爾族分離運動等問題，才是習近平優先要解決的問題，台灣問題在習近平的政治議題上順序應該不高，但是中國所面臨之內外挑戰可能影響習近平之對台政策。如果沒有意外，習近平至少要執政到2022年才交棒給第六代領導班子，但是習近平面臨2017年中共舉行19大如何進一步鞏固權力問題，這些問題與事件是否影響兩岸關係，應該深入研究。
新政府應該提升國安體系(國防部、外交部、陸委會、國安局)的研究能力，以約聘的方式招募一些研究人才，充實這些機構的研究能力。政府同時要解決台灣目前因為少子化之衝擊，大專院校的教職大為緊縮，不少優秀的研究人才短期內無法覓得教職的問題。新政府應該責成各部會及國營企業編列預算，例如每個單位聘用五位博士，這項人事經費對每個單位之總預算可說是九牛一毛，但卻可解決短期未來人才過剩和浪費問題，及提升各個單位的研究能力，可說是一舉兩得。
9.加強對國人之宣導
新政府上台之後，必然面臨來自中國之強大壓力，包括中斷兩岸協商，再提出恢復協商的先決條件，甚至配合減少陸客來台、停止部分惠台政策等措施來施壓，因此新政府必須更加努力對人民宣導，讓人民了解政府的立場，如果台灣在北京的打壓之下未來會過苦日子，也要讓人民了解大陸政策各項選擇方案的利弊得失，以讓人民能夠了解政府決策的原因，進而支持政府之政策。只有人民能夠支持政府之政策，才能夠做政府之後盾來抗拒來自中國之壓力。
10.加強對企業界之溝通
兩岸協商中斷、經貿關係衰退，首當其衝的是企業界，這也是企業界過去相對支持國民黨的原因之一。事實上，台商現在在國大陸投資面臨許多困難和問題，虧本的台商不在少數，新總統上台之後，應該加強對企業界之溝通，不定期與企業界各行業的領袖會談，聆聽他們對復甦台灣經濟之意見，了解他們的需求，積極幫助企業界克服在中國大陸投資所面臨的挑戰，尤其要幫助企業界在投資所面臨的一些障礙，以降低企業界的危機感。
五、結語
臺海兩岸進行協商已經將近三十年時間，過程曲曲折折，但是不管北京過去中斷兩岸協商時間之長短，最後還是要恢復協商，因為兩岸之密切互動關係不容雙方避不接觸談判。台灣已確定再度出現政黨輪替，民進黨政府於2016年5月20日上台之後，北京可能再度中斷兩岸協商，台灣固然要展現對兩岸協商之誠意，但是也不須委曲求全，但是一定要讓民眾了解政府的立場，進而成為政府抗拒北京壓力的後盾。
不管北京未來是否再度片面中斷兩岸之協商，台灣首先要努力的是化解朝野之對立，尋求在國家安全議題上超越黨派的合作。雖然習近平政權面臨內部多如牛毛的問題，但是台海兩岸權力對比之發展，在短、中期的未來，依舊呈現對台灣不利的現象。以一個團結的台灣來對抗中國尚且相當吃力，何況是一個分裂的台灣，讓中國可以從內部分化台灣的力量，最後各個擊破，更加無法抗衡中國，因此希望台灣朝野基於國家利益能夠停止內耗，這也是蔡英文在當選感言中一再強調朝野合作的重要性，因為台灣人民已經厭倦朝野惡鬥，任何政黨再堅持繼續惡鬥必然為台灣人民所唾棄。
本文即將刊載於今年三月出版，由童振源主編的《兩岸政策藍皮書》。
【圖片為資料照】
不管北京未來是否再度片面中斷兩岸之協商，台灣首先要努力的是化解朝野之對立，尋求在國家安全議題上超越黨派的合作。雖然習近平政權面臨內部多如牛毛的問題，但是台海兩岸權力對比之發展，在短、中期的未來，依舊呈現對台灣不利的現象。以一個團結的台灣來對抗中國尚且相當吃力，何況是一個分裂的台灣，讓中國可以從內部分化台灣的力量，最後各個擊破，更加無法抗衡中國，因此希望台灣朝野基於國家利益能夠停止內耗，這也是蔡英文在當選感言中一再強調朝野合作的重要性，因為台灣人民已經厭倦朝野惡鬥，任何政黨再堅持繼續惡鬥必然為台灣人民所唾棄。
本文即將刊載於今年三月出版，由童振源主編的《兩岸政策藍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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